读《万历十五年》

属一得之见，望批评。

《万历十五年》是美国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以其睿知的眼光，为人们讲述明朝1587年这个在历史上平平淡淡的一年，以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首辅张居正(死后被清算，世间已无张居正)、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戚继光(孤独的将领）、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六人在这一年的细枝末节的生活小事及状态，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1587年3月，万历皇帝年满二十三，距他登上皇帝宝座也快有十五年了，是全国臣民无上权威的象征，他既为皇帝，在他的世界里没有人和他平等，在“元辅张先生”的严厉督导下，万历皇帝最为重要的是敬天法祖，也就是敬重天道，效法祖宗。张先生的主张无疑都很正确，但在以后也并不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1582年，元辅张先生溘然长逝，万历皇帝脱出了翰林学士的羁绊，至此已经实际掌握了政府的大权，1587年不过刚刚是一个契机，正当元辅张居正去世五周年，他端坐深宫，往事又重新在心头涌现。在他幼小时，在两位皇太后之外，他所需要尊敬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张居正张先生，另一个是“大伴”冯保。而此时，张先生已逝，大伴则被软禁于南京孝陵。皇帝此时的微妙复杂的思绪没有见于记录。

首辅申时行并不是万历皇帝的五个蒙师之一，但他担任的功课最多，是一种难得的机遇，也是位极人臣的一个重要阶梯。1587年，他已经五十二岁，他主张儒家经典的教条愈简单平淡，就愈要加强学习，同时也表现了皇帝和大臣们坚决地在经典和史籍中寻觅最有效的方法，以达到大同之冶。由此，他鬓发苍苍，更不能无愧于中。1582年，张居正逝世之后，命运把资格最浅的大学士申时行推到了最前面。他深知: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他对张居正十分了然，认识到张先生的错误在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作必要的让步。因此，申时行下决心当和事佬。而此时万历皇帝之所谓“讪君卖直”，就表示他已经知道凡事都有其明暗阴阳，每个人都是说管说，做管做，两不相干。皇帝放弃诚意。申时行用尽了命运为他安排作首辅的时间，也不能为时势所容许了。

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皇帝仍然是皇帝，但他再也不愿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们快意。是因文官不容许他废长立幼，遂使他心爱的女人郑贵妃悒郁寡欢，还因在张居正事件以后，他明白别人也和他一样，具有“阴”，“阳”的两重性。决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消灭的。在悲剧性的冲突中，没有人取得胜利。在立储大计上，他没有坚决地公开宣布他的主张，这属于他的权力范围，而这已经无法找到答案。或许有一条理由可以解释，就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为主宰，而不是以法律治理臣民。心里的愿望难于实现而且无法明言，同时又缺乏可以密商的智囊人物，从此他成了一个孤独的君主。张居正的十年首辅，已成过往。这个孤立无援的皇帝只好一再向臣下屈服，乃是消极怠政。世间已无张居正。

1587年11月13日，海瑞与世长辞，至死，他都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他的一生尊重法律，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甚至微薄到可以不计。1558年任浙江淳安知县时，已45岁，因直言抗命钦差大臣，于1562后调任江西兴国，节俭名声遐尔皆知，1565年，海瑞直言嘉靖皇帝，被锦衣卫逮捕到东厂禁锢十个月。1567年，隆庆皇帝在位，文渊阁大学士安排他历任各种职位。1569年夏天，海瑞被任命为南直隶巡抚，驻苏州。八个月后，遭参劾而被迫退休。1585年，被重新启用为南京右佥都御史。这位正直的官员按照往圣先贤的训示，以全部的精力为国尽忠和为公众服务。一个君子何以有志于做官，海瑞的回答是无非出于侧隐和义愤。由失望而终于绝望，海瑞提出了七次辞呈，但每次都为御批所请不准。死讯传出，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再也不用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作安排了。

名将戚继光于1587年12月12日离开了人间，他是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建军方案的核心是确立铁一般的军法，戚继光的二儿子就由于违犯军法而被他毫不犹豫地处死。胜利记录从1559年开始，戚家军屡次功坚、解围、迎战、追击、而从未在战斗中被倭寇击溃。其募兵原则，求实精神，都值得学习，凡此种种，皆体现了他卓越的指挥才能。后人把他作为一代卓越将领，极端刚毅果敢的军人，第一流的经理，组织家，工程建筑师和操典的作者。如此，他仍然在贫病交迫中死去。一切，皆因与张居正关系过丛密结。

李贽，1602年于狱中以剃须刀自刎，在同时代的人物中，他最崇拜张居正，称之为“宰相之杰”，“胆如天大”。死时，他在侍者掌心写字:七十老翁何所求。他的一生无疑是一个幻梦，当日李贽的不幸，又未必不是今天研究者的幸运。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

此时，西班牙的舰队，已整备出征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