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逛书店和旧书摊一一涩行台湾岛(17)

游走书店街

寻找散失的文化记忆，是我此行的另一心愿，因为内陆书刊市场极难找到民国时期刊行的图书资料了。早几年我写《李书田传》，根本查不到他从北洋大学来台任职又如何出走美国的任何踪迹。在台北书店街、旧书市场，有可能觅得些许线索？另，孙中山先生是最早提出开发长江三峡的，我们编纂《三峡工程史料选编》查找先生1917年在上海出版的《建国方略》，毫无着落，在台北书市有无可能如愿买到呢？

与其坐而谈，莫如起而行。

先到了位于台北车站附近的重庆南路书店街。

据说，这儿昔日是老台北人购书逛街的首选地。1949年前后,众多书店相继在此落脚,成为全台找书、购书中心。上世纪70年代是书店街的鼎盛时期,琼瑶的言情、金庸的武侠牵动着读者的心。书店早晨一开门,购书的队伍已排了几十米。

如今,书店街百家书店的盛景衰亡，旅馆一家一家开,书店却一家一家关。我们街左街右寻找，只见建宏、三民、集文、志远几家书局，再就是规模较大的诚品书店。

很遗憾，所有书店寻遍，没见《建国方略》1917年版影子。

 逛牯岭街旧书摊

 

不甘心，便又专门到牯岭街跑了一趟。

隐没在躁动都市里的牯岭街，如今是一条再寻常不过的街巷。殊不知，昔日里它却是台北文化地图上的记忆闪光点。

据了解，牯岭街旧书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抗战结束初期，欲回国的日本人纷纷将书籍、字画等摆在牯岭街兜售，形成了规模不小的假日市场。尔后，牯岭街两侧大树下的旧书摊越来越多。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旧书摊店竟多达百家，作家、学者、公务员、学生、和出版商都成为这里的常客。

牯岭街的没落，始于70年代之“市容整顿”。牯岭街上的旧书摊，现只剩廖廖数家。

我今来此，内心充满期待。

先进第一家店曰“松林书局”，门面斑驳简陋，纵向成排的旧书垒得比人还高。老板叫蔡秉和，听我说是自大陆来，十分热情，告知自家收藏旧书有15万册，谢冰莹、李敖是他的老主顾，是淘书行家。

我求购《建国方略》最老版，蔡先生思索片刻说：只有民国20年(1932)以后版本的，更早的没有。

继续南行，见一巷道穿堂间书屋，门楣仅挂一块“旧书”招牌。进入方知，这就是曾经鼎鼎大名的“人文书舍”。

书舍空间逼仄，老板名叫张银昌，在这儿惨淡经营很多年了，一直舍不得离开。张先生说：牯岭街最兴旺的时期，是1966年至1973年，那时候大陆正搞文化大革命，香港书商从大陆收购不到旧书，就到牯岭街来买，一大箱、一大箱地搬走。

与店主攀谈很惬意，他心中装着店里的“宝贝”，你想找书不用在书堆里翻了。询问《建国方略》1917年版，摇头。打探北洋大学资料，他眼睛一亮说有。

果然，他经自走向里面，找出了一个薄册子。

我拿在手里，喜在心头，却不敢太放纵，怕被宰。

这本小册子，居然是王宠恵署名盖章的北洋大学同学录手抄本，珍贵无比。王乃晚清皇帝钦定的新式北洋大学毕业文凭第1名，曾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代总理、国务总理，并为海牙国际法庭任职中国第一人，曾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

  

彼此不谈价，我塞给老板100元人民币，他笑笑说中意就好。

出店后将这册同学录送给袁国林先生，他像见了亲人似的，说这本小册子我回去一定赠与母校，校友会或档案图书馆里存“天字一号”文凭获得者遗物，定会视为珍宝！

据说牯岭街旧书市集上，曾张贴过这样一张海报：“你是来找旧书，还是来找自己？”

是啊，到底是找啥？

我想，每个来牯岭街的人，是在心灵寻找一条可以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