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斗士”杨维骏逝世。曾说“我活着就是对云南地区腐败的最大震慑”
“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干部是公仆，这种思想在我脑子里根深蒂固。我现在待遇不低可以安度晚年，但如果眼睁睁看着老百姓受苦不闻不问，好吃好穿又有什么意义？人生百岁终须死，活着的时候要问心无愧……”
|作者：二水沙洲
|编审：苏睿
据云南新闻网消息，6月9日18时03分，“反腐斗士”、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在昆明逝世，享年98岁。
2010年“公车上访”事件让杨维骏成了“名人”。几年后，他又在91岁高龄时实名举报云南原省委书记白恩培，创下中纪委信访室接待最年长部级高官的纪录。
当年，中纪委说他的实名举报创下了三个“最”：年龄最大、职务最高、最为老百姓着想。
直到逝世前，杨维骏一直在反腐的路上，从未停息。
“爱管闲事的老头”
2001年，白恩培从青海调任云南省委书记不久后，“一湖四片”的新昆明建设拉开了序幕。
对城市建设颇为关注的杨维骏认为这个规划存在很大问题，理由是一旦推进城市化运动，在大拆大建面前，野蛮征地和拆迁不可避免。而且，以昆明当时现有的环境容量和资源，搞如此大规模的造城运动也不合适。于是，在当年的省委老干部座谈会上，杨维骏就给白恩培提了一些城市发展的意见，但没有得到回应。
后来，杨维骏在多个场合追问白恩培“是否有下文”，也没有明确答复。几个来回后，杨维骏明白了，对方在敷衍他。在后期交往中，白恩培给杨维骏的感觉，“就是一个土皇帝，权大于一切”。
因为一直向政府反映工作，杨维骏也成为领导眼里“爱管闲事的老头”。
2009年新年团拜会，杨维骏将群众反映的拆迁纠纷问题整理成多份材料，并带到了会场上，亲自交给白恩培和多位省委常委手中。白恩培当时看了很不高兴。
同年，杨维骏掌握了一个重要线索——云南省著名的兰坪铅锌矿被四川老板刘汉以10亿元控股近6成。而这座亚洲最大的铅锌矿，曾被估值5000亿元。
“这不是贱卖嘛！”
杨维骏拍案而起，将问题整理成材料，并指出可能跟白恩培有关，交给了彼时正在云南进行巡视的中央纪委、中组部第二巡视组负责人。与此同时，他还在网上发表了《刘汉在云南的朋友》一文，对刘汉与白恩培交往的细节进行了披露。
2013年，91岁的杨维骏趁着在北京看病期间，再次找到中纪委，反映了云南当地5个案子。这些案子都直接或间接与白恩培有关。
他也创下了中纪委信访室接待最年长部级高官的纪录，使得中纪委的工作人员都将杨维骏的行为总结为三个“最”：年龄最大、职务最高、反映问题不为自己而是最为群众着想。
其实，杨维骏当时的压力特别大，有人在网上骂他，有人威胁要把他打成植物人，他家附近也经常有人在监视他。为此，他的老伴和家人受了不少惊吓。
终于在2014年，白恩培落马。法院查明，其受贿额高达2.46亿元，并有巨额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故而判处其死缓，并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白恩培更成为刑法修正案（九）通过后，首个被判处终身监禁的正部级高官。
坐专车为上访村民开路
从云南省民盟离休后，杨维骏享受副部级待遇，住的是有武警站岗的省委家属院，生活有保姆照顾。但老人家没有颐享天年，而是想为群众做点事情。
在杨维骏的家里，到处都是别人给他的材料。有些人和他不认识，慕名打电话给他，他也会认真听着。有时，政府向老干部征求意见，很多人都是随便写写，只有他是带着人去做调查，回来后写一份材料递给各级领导。
2006年，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有8个自然村组要拆迁，但政府没有出示任何征地手续，便开始在耕地上强行倾倒废土废渣，迫使很多村民在拆迁协议上签字，1700多亩耕地被征用。直到2010年底，每亩25万元的征地款还没发放，拆迁安置也没落实，一些老人无家可归，只能住在猪圈里。村民曾上访80多次，但都失望而归。
后来，有个从云南大学毕业的大学生给杨维骏打电话，反映问题。接到电话的当天，杨维骏从政协老干部处借调一名工作人员，乘坐政府给自己配备的专车赶到韩家湾村。
到了现场后，杨维骏吩咐工作人员拍照、摄像取证。一切妥当后，他又让司机开着车，后面跟着两辆载满了村民的面包车，直接开进云南省政协大院，反应情况。
第二天，老干处的一位处长找到杨维骏，两人就前一天的上访问题辩论了2个多小时。处长认为，杨维骏不该以省政协原副主席的身份带上访农民进入省政协大院，称农民有冤屈应走正常渠道反映问题。杨维骏当场反驳：“我的公车不是拿来游山玩水的，是拿来为民请命的。我为什么不能以退休干部身份为群众反映问题？”
这一幕被当时到杨维骏家采访的媒体抓了个正着，杨维骏立即“名扬天下”。
“公车上访”后，杨维骏收到的举报信越来越多。他会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经调查情况属实的，继续向上反映。
除了昆明福海案，公开信中还有近几年来始终悬而未决的5个案子，包括宣威虹桥征地案、贱卖矿产案、“金座”非法集资案等。
杨维骏的举报对象中，上至省委书记、省纪委书记，下至司法局局长。因为举报对象太多，他时不时地听到别人放狠话，“要让他永远闭嘴”。也有人为他担心，叮嘱他“晚上尽量不要一个人出去”，但他都没放在心上。
“谁得罪老百姓，我就要得罪谁。共产党执政为民，你不为民，那我就不管你官有多大，我就要对你提意见，得罪你我觉得也是理所应当。”
不过，为了“安全考虑”，杨维骏还是把坚持了多年的两天一次游泳给停了。
2010年，杨维骏让女儿帮他开通了博客，取名“直言”。迄今为止，他共发布345篇博文。其中，有对腐败现象的批判，也有对国家、城市发展的建言。“反腐只是其中一个内容，我更关心我们国家面临的种种外患。”
·杨维骏的博客。
以前，杨维骏还会在电脑前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材料”。后来他因年事已高，就先在家写好材料，再拿到小区外边的打印店花钱请人打字，打印出来了还要一遍遍修改，然后再上传到网上。通常，一篇文章要花费近6个小时，他常在夜里10点多被保姆叫回家。
因长期查看举报材料，杨维骏被医生诊断为用脑过度导致的脑供血不足，并让他注意休息。但杨维骏说自己不能停下来，“反腐斗争阻力很大，我的文章就是向云南的腐败分子们正面宣战。”
“我活着就是对云南地区
腐败的最大震慑”
很多人都会问，为何一个离休老干部如此勇敢？
其实，杨维骏的一身正气来自于他的家庭。
他的父亲杨蓁是滇中名将，加入过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参加了云南重九起义，曾担任孙中山大本营代参谋长，后与朱德义结金兰。父亲当年带兵打仗时不许扰民，农忙时还带着士兵去帮农民收种，自己种田，自己种菜。昆明的第一条公路也是父亲亲自带兵从西藏修到昆明。
后来父亲被军阀杀害，3岁的杨维骏和家人搬到了上海。年纪尚幼的他，看到租界里洋人趾高气扬，在家仇国恨的环境里长大，小学5年级就参加学生运动，解放前是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
他被特务追捕过，后又经历“文革”劳动改造20年，流着泪看马恩文选，是九死一生过来的。
·年轻时的杨维骏。
从父亲的故事和法租界的经历中，他懂得了正义和反抗，也从小对底层人民心怀同情。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这是我应当的，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干部是公仆，这种思想在我脑子里根深蒂固。我现在待遇不低可以安度晚年，但如果眼睁睁看着老百姓受苦不闻不问，好吃好穿又有什么意义？人生百岁终须死，活着的时候要问心无愧……”
从上世纪80年代末打击“官倒”开始，杨维骏便行走于反腐路上。
当时，中央在全国开展整治行动，云南成立了治理整顿公司的领导小组，作为小组成员，杨维骏就曾揭露昆钢某高官亲戚私卖钢材，收受对方汽车的行为。只是没想到，这一走就是几十年。
退休后，杨维骏满脑子想的都是国家的发展形势、云南的政治生态和百姓的困难。身边不理解的人也很多，有人怀疑他是被访民“绑架”，还有人直接说他是多管闲事的傻子。
面对外面的种种非议，杨维骏不以为然。他把“世路艰辛荆棘阻，甘当除棘一愚公”挂在书房自勉，并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闲暇之时，他写了《杨维骏争鸣文集》和自传，共七八十万字，里面包括史学争论、政治理论和他多年革命、反腐、为民请命的经历等，希望对后人有所借鉴。
在文集的扉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一定向真理低头，绝不向谬误退让。”这是杨维骏的人生格言。他曾说，与腐败作斗争，是他最大的心愿，“我活着就是对云南地区腐败的最大震慑，想再活久一些。”
如今，杨老走了，但正风反腐一直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