磕坏的与被磕掉的

我二十三岁的时候，是在一所工厂里做工。这事需要补充一点，当时我骑着一辆换挡不顺的山地车，别着一个听了五年的音乐播放器，揣着一部拍照时必然发出刺耳声响的手机。因为这些，我觉得自己还得再年轻几年，对未来的生活便饱含着信心。

二十三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住在山脚下一栋陈旧的筒子楼里。如果有人问及，我便要说，那个地方山清水秀，风景宜人，巉岩俊立，绿溪绕谷，晴日看山，雨歇观雾。但实际的情况是，当时整个天空黯淡无比，极像一张浸透了掺水牛奶的白纸糊在头顶上，正中有一点蓝，但不明澈，显出隐晦的意思，所以看得并不是很分明。空气是热的，没有一丝风，极目远眺，也只能看见百米处泛白的霾幛。我每天坐在筒子楼里，感到四壁都是热的，只好光着膀子躺在地板上，极力绷直自己的每一寸皮肤，还要不住地喝水，否则，便要中暑昏晕。如果你能够想象的话，这必定是一件值得微笑的事情。

我二十三岁的时候，就住在一栋四壁俱热的筒子楼里，这并不是一件可供欢喜的事情。人在年轻的时候，总该经历一些苦处，但往往毫无益处。比如我坐在筒子楼里，除了光着膀子躺在地板上不住喝水外，便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供消遣，只好昏晕着发呆。我想起自己七岁时住在县城医院的病房里。那时虽已入秋，但天气还是热得惊人，就像是住进了装着唐僧的笼屉。同屋的是一位腿上裹有层层白纱的大叔，也只是日日将脚悬在从高处垂下来的布条里。当时我们各有各的不幸，但我并未及时察觉，说实在的，我只觉得新奇。关于住院这件事，或许有必要解释一下，我们学校当时有一座戏台，那戏台很高，比我整个人还要高出去半个脑袋。后台虽有供演员上下的台阶，但是是绝不会让我们这样的顽童攀爬的。若干时节，便有人跳上台去铿铿锵锵地唱戏，例如隔街的黄二爷。夏末无风的傍晚，他就站在戏台正央，挽起长袖，跺着露出半截蓝色线裤的左腿，哐哐嘡嘡地吼起来，全然不合旁边的鼓敲锣击。如果你在现场，你也一定会惊讶于这样的声响，便想着爬上去，看看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后面的事情不言自明，某天，我费尽心机爬了上去，和其他的人挤在一起，探头看里面的情形。也不知是出了什么状况，我便掉了下来，把胳膊磕在了地上。

我七岁的时候掉下戏台磕坏了胳膊，便住进了县城的医院。同屋的大叔腿上裹了层层的白纱，还要在屁股上挨针的时候看着我笑。这件事实在是新奇！他的脚悬在从高处垂下来的布条里，翻身挨针的样子便很奇怪，整个身子打着旋儿，像是拧水时的衣服。而我当时只是把右臂悬在从脖子上垂下来的布条里，还有着可以四处走动的自由。但我并不觉得欢喜，因为我挨针的时候总是哇哇大哭，极像戏台上哇哇大叫的黄二爷。当时我们各有各的不幸和欢喜，但我并未及时察觉，说实在的，我只觉得悲伤，因为我挨针的时候只能像一个黄二爷。

我长到了二十三岁，个子已不算矮，然而却很瘦，像是马革裹过的干尸；头发乱蓬蓬的，像是羊群啃过的草甸；衣服穿得随随便便，像是只捡了一方破布掩住了私处。因而人们说，我可能不止是磕坏了胳膊，或许连脑子也一并磕掉了。但我知道他们全是瞎说。我后来又跑到戏台那儿看了看，发现其实戏台并没有原来那么高，我只消用手扶一扶，便可以轻松地跃上去，由此可见我的脑子并没有被磕掉，甚至胳膊有没有磕坏都值得怀疑。此外，我也发现黄二爷唱的秦腔很好听，比我遇到的任何一位艺术家都要高明。这也可以证明，我的脑子并没有被磕掉。

关于住院这件事，或许还值得补充一点。七岁以后，我学到了不少坏习惯，比如瘸腿走路，比如挨针的时候傻笑。我挨针的时候一笑，全身的肌肉便时松时紧，如同水面因投入石子而有了波纹荡开时的样子。护士们因此都皱着眉头，因为她们觉得肌肉松的时候针头不易扎进血管，紧的的时候又易拗断针头，所以她们都不喜欢我，将我视为一个麻烦。由此她们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我的脑子一定也是一并被磕掉了。

我二十三岁的时候，因为怕热躺在筒子楼的地板上。这个时候，我胸前的肋骨便显露出来，像城垛一样凹凸分明。因为喝水又出汗，我身上总是冒着蒸汽，像是刚出锅的剃了肉的骨头。我想起自己七岁住院时的情形，也不知是真实还是虚幻。然而我的脑子并未被磕掉，我的胳膊也并未一直挂在脖子上，我现在所有的自由也比那时多了些许。我还年轻，有车可骑，也可以听歌拍照。虽然有着种种霾幛和燥热，但我觉得自己还可以再年轻那么几年。知道了这些，便可以让人饱含着极好的信心。如果你知道了这些的话，那一定也是一件值得微笑的事情了。

——Hg

成文于二零一三年八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