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祖先的声音

图片发自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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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人类同胞一体，但人们似乎更喜欢认亲戚，特别是中国人有认祖归宗的传统习俗，同姓的人“五百年前是一家”。清明节祭祖、兴修宗庙祠堂、编撰族谱家史等，都是人们对祖先的怀念方式。到了外地，出自同一个地方的人，往往会以老乡会的形式聚合在一起。俗言“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人们总是想当然地以为有着共同口音和相似习俗的老乡一定会互相关照，让那些在外地走投无路、困窘不堪的人们多少有些指望。的确，出门万事难，不出门是不会觉得老乡的重要性，历史上的各种老乡会也确实发挥了不小作用。

老乡见老乡，是不是泪眼汪汪不好说，但必定是要说方言的，因为方言给人一种来自家乡的亲切感，瞬间消除了陌生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大概没有比方言更适合甄别老乡的了。是不是老乡，说几句家乡话，就明白了。

不过我倒是更看重方言的文化意义。

方言，就是“地方之言”，是一个地域人口通用的语言，本身就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语言学、民俗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我把方言看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祖先流传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今天有些人瞧不起方言，把方言当成土得掉渣的“土话”加以嘲笑，或者自卑地不好意思说，似乎只有普通话才显得“标准”。古时孟子就讥笑南方人是“南蛮鴂舌之人”，鴂是一种鸟，意思是南方人说“鸟语”。今人学了普通话嘲笑方言，就有点像学了外语的人，反过来蔑视母语了，只有洋气的东西才“高大上”。其实普通话也是人为选定用来普遍通行的，过去叫“官话”，因为是官员们在官场上说的话。现今中国推广的普通话，主要以北京官话为基础，1955年投票通过，以一票之数险胜西南官话。就其本质而言，也还是一种方言（北京官话与西南官话同属北方方言）。而各种时尚潮流的外语，作为来自国外的语言，本质上不还是一种地方之言吗？方言与方言，是否应当平起平坐，一碗水端平呢？

据说三千多年前就有官话了，不过那时叫“雅言”，以周天子为代表的贵族自封优雅、正统，他们的语言代表着规范和标准，所以称“雅言”，诸侯、大夫们群起效仿。中央集权的政治运作更加需要统一官员们的语言，否则一见面，总是鸡同鸭讲，不乱成一锅粥了？不过，这个要求只能局限于官场，老百姓可不买账。在农业经济时代，大多数老百姓守着祖上的一亩三分地，不需要走南闯北和外地人交流，会讲当地方言就完全可以度日，实在没必要费力学习一种外来的号称“标准”的方言。秦始皇能统一文字（书同文），已经很不容易了，却消灭不了方言，统一不了全国的语音腔调。反而，统一了文字使得沟通困难减少了，听不懂还可以写，也就没必要统一语音了。

中国有七大方言（一说八大方言），南方占了六个（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语、粤语、闽语），北方只有一种，就叫北方方言，又叫官话方言（可细分八种官话）。这还只是大的分类，往细处分，恐怕有几百种之多。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湘语不等于湖南话，因为湖南还有说西南官话、客家话、赣语的，同样江西话也不等于赣语。形成这种错综复杂的方言分布格局，与地理和历史有很大关系。南方多山，古代交通不便，山体构成巨大的阻碍，即使“鸡犬之声相闻”，往往也是“老死不相往来”。这在福建特别突出，号称“八闽互不交通”。大家各自过自己的日子，即使在同一个乡，可能口音也不一样，各说各的“鸟语”。

南方这种“鸟语花香”想必由来很久，后面逐渐演化，就和历史政治因素产生关系了。中国历史上几次大分裂，中原政权的几次南渡，都伴随着人口的大量迁移，或躲避战乱饥荒，或随军征战，往往都是成建制地大量人口流动，家族迁徙也是整族整族的。当他们到达新地方后，继续保留原来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宗族亲戚、社会伦理关系都没变，仅仅只是换了一个地方过日子而已。于是这些聚居区就变成了一个个“方言孤岛”。而中原的新生政权，要推广他们的新“官话”，自然是要打击前政权的旧“官话”，这种打击在北方是容易凑效的，不大可能存在“方言孤岛”。到了适合打游击的南方就不一样了，一个个“孤岛”以山体作为屏障，坚持改名不改言，世世代代讲祖宗话。也确实，很多中原人都是往江南逃难，顺便带来了他们的文化和语言。当这种涌入的语言拥有人口数量优势或是权力优势时，很可能改变甚至取代了原来的土著语言，外来方言“鸠占鹊巢、反客为主”了。这是消灭“方言孤岛”的过程，但在南方很艰难。北方方言一路凯歌，不断蚕食吞并南方方言区，已经花了几千年，作为南方前沿堡垒的宁镇一带早已不说吴语，作为湘语源头的楚语本是雄霸天下的楚国通用语言，其流行的湖北（郢都所在地）、湘北（楚王娱乐区）也早已沦为北方方言区了。湘语在湖南也是节节败退，连半省江山也没守住。

外来方言的进攻，也不一定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它可能是跳跃式，或是迂回式的，更像春雨“润物细无声”，慢慢渗透，搞“和平演变”。作为被新“官话”剿灭的对象，旧“官话”就只能四处逃窜，钻进深山保存“革命火种”，甚至横跨海峡图谋“反攻大陆”。典型代表有客家话，因为它总是流窜，做客他乡，足迹遍布南方多省，无论到哪都是客。据说客家人的祖先是北方人，生活在黄河流域，在晋末、唐末、宋末时集中南渡，多次大规模迁徙，先迁至赣北、赣中，再迁赣南、闽西，再迁粤东、粤北，并发展到台湾。客家人考证自己是正宗的中原人后裔，语言自然也是正宗的“雅言”，他们就提出了“宁卖祖宗田，不改祖宗言”的口号，却不知他们的“中原音韵”早已在中原荡然无存了，自己反而变成方言了。

今天南方除了大片集中的方言区，仍有一个个“方言孤岛”，被其他方言所包围。这种历史形成倒不全是文化和政治上的顽强对抗，还和方言自身的传承方式相关。它一般是父传子、子传孙，家族代代相传。如此说来，方言真正是来自祖先的声音。百年前的祖宗我们没见过，但他们怎么说话我们却是可以感知的。透过这种说话的措辞和腔调，我们还可以想象他们的音容笑貌，猜测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如我们听不到古人唱歌，楚歌、吴歌、燕赵悲歌都烟消云散了，但还是可以通过听昆曲、京剧等古典戏曲感受它们的风度余韵。

千百年来祖宗话并非一成不变，一种语言在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变化，或者加入了新生词汇，或者受到其他方言和各种官话的“污染”，显得不那么纯粹地道了，但基本腔调没变。除非彻底消失死去，主体腔调真不容易动摇。湖南的双峰话就是例子，几千年下来口音基本不变，最接近古楚语，因而也是最让湖南人费解的，更别说外省人了。笔者祖上由江西吉安迁至湖南邵阳西部，几百年至今人们说的方言不是湘语，却属于赣语系，形成了一个“赣语孤岛”，但又受到西南官话和湘语的少量“污染”。

方言难懂、难学，有时易生歧义，有些方言还没有汉字与其对应，不能书写，简直伤透脑筋。但方言又是最有趣的，富有表现力，往往可以更加生动形象、细致入微地描述事物。同一件事物，用标准的普通话来说可能太过笼统、平淡，一用方言，马上展现浓厚地域风情。比如吃饭的事，对丰盛大餐，说“打牙祭”，就带有宗教祭祀的神圣色彩，表达对别人吃食的羡慕嫉妒恨，就有“泻痢疾”，生怕别人吃多吃坏了，不忘送上一份“好意”关怀。又如睡觉说“困觉”，把神态也说出来了；称最小的子女叫“满子”，引申出“老满”“小满”“满满”“满宝”，满就是十全十美、无以复加，形容最小的子女多合适啊。关于表达的精确性，比如说“没有”，是指不存在，还是未有？倒是方言的“冇”和“莫”可以很好表达。如此种种，稍微留意，有意思的方言还有很多。

如今人们把一些学讲普通话不够标准规范的口音称为“塑料普通话”，那么有“塑料普通话”是否也有“塑料方言”？我看是有的，对那些出生在城市的“城二代”，成长中没有方言的生活环境，恐怕是个问题。最怕一口“塑料普通话”，还一口“塑料方言”，让祖宗十八代情何以堪？对于方言的继承学习也是要认真的，学好了，就是记住了祖先，记住了乡愁，记住了自己的根。

（长沙 201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