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什么时候感觉到“中国强大了”？
“以前神舟五号上天举国瞩目，现在基本上都不知道射到哪一艘了。”
“以前感慨这个中国人英文水平真高，现在经常夸外国人说中文说得真好。”
“川普上台后，知乎上讨论的都是‘日本该站哪边’、‘韩国该站哪边’，但没有人在问‘中国该站哪边’。”
没错，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剧变。
闪电般的外卖和快递业务、世界领先的信息技术、良好的治安保障和便捷的城市交通，这些都让我们生活得越来越来好。
但，享受着这些优厚待遇的我们还记得曾经那个中国的模样吗？
从《中国》到中国
上世纪70年代，来自意大利、法国、美国和日本的四位纪录片大师不约而同地来到了中国。
他们用短则几周长则数年的时间，在这片对他们来说陌生而又神秘的土地上，制作出了四部轰动世界的影视作品——《中国》（意大利）、《愚公移山》（法国）、《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美国）、《上海新风》（日本）。
这四部作品，第一次将中国的实貌展现给了全世界，让更多的人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如今，四十多年已经过去了，同样是来自这四个国家的导演再次来到中国，他们试图重新找到那些曾经出现在影像中的人们，与他们完成一次过去与现在、中国与西方的对话。
在新旧画面的交替中，岁月留下的痕迹被狠狠地放大了，残忍的、温情的、令人雀跃的，一切都在这短短的五集当中。
「 米开朗琪罗的平反 」
提到米开朗琪罗，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意大利的那位雕塑家，《大卫》的创作者。
但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拍电影的那位。
没错，他就是意大利著名导演，凭借作品《红色沙漠》《放大》《云上的日子》斩获大奖无数的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
1972年，安东尼奥尼获得中国政府允许来华拍摄。回国后，一部叫作《中国》的纪录片在欧洲上映了。
这些影像本是为了推进中意的友好关系而拍摄，但却意外滋生了许多不愉快。
当时，为了拍摄到一个更为真实的中国，安东尼奥尼常常打破早已安排好的路线，进行“突击”拍摄。
村镇、市集、医院、幼儿园等许多地方都留下过他的足迹。
然而，影片公映后，这部作品非但没有得到中国的支持，还被大加批判。
中国政府强烈控诉奥东尼奥尼对于中国的丑化，并于1974年发表了题为《恶毒的用心 卑劣的手法》的批判文章，将影片定义为“反华影片”。
所有的努力付水东流，这对安东尼奥尼来说是沉重的打击。
中国政府的行为其实不无道理。
哪怕现在看来，纪录片中的许多镜头和解说也令人感到些许不适。但它却令人欣喜地保留住了一部纪实影片该有客观和真实。
转眼进入21世纪，这个用意大利人的眼睛记录下的中国，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2004年，电影《中国》重新公开放映，这位为影片付出诸多心血的导演在有生之年也终于得到了慰藉。
旧事重提是一种勇气，纠正错误是一种格局。相比当年的遮遮掩掩，国家今天的态度让我们更加欣喜。
记得来时的路，也许正是我们踏踏实实向前走的前提。
「中国手艺 中国制造」
20世纪70年代，尤里斯·伊文思和他的妻子玛索琳娜·罗丽丹·伊文思来到了中国。
历时五年时间，他们完成了长达12小时的12集纪录片《愚公移山》。
在这些生动的画面当中，让我们印象最深的，又数中国的传统技艺。
第三代“面人郎”郎佳子彧许多人并不陌生，他在《最强大脑》中的出色表现让许多观众看到了学霸身上机智、幽默和重感情的一面。
郎佳子彧的爷爷郎绍安是北京“面人郎”的创始人，40年前，他出现在了纪录片《愚公移山》当中。
从小跟随父亲学习面塑技术的郎佳子彧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爷爷，也是在这部影片。
对郎佳子彧来说，捏面人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更像是一种家风。
如今身为北大艺术学院研究生的他并没有放弃捏面人这个老传统。在继承面塑技术的基础上，子彧融入了更多现代的元素。
漫威、火影、葛优瘫，他用老手艺发展着自己的新爱好，让传统焕发出新的光彩。
也许有很多人认为这是对传统的玷污，但时代在变化、在进步，往日的一切注定不能一成不变地保留下来。
而所有的意见都激励着子彧的创新和进步。
他试着在作品当中表现自己的想法，用面塑作品表现自己内心的喜悦和挣扎。
下面这个以“做自己”为主题的作品，反映的正是当代人在社交中渐渐失去自我的困境。
当然，中国的传统技艺还有很多。杂技、京剧，它们都饱经沧桑一路走到了现在。
在先进的技术、现代化的主题和多样化的传播方式面前，我们引以为豪的老手艺注定要面临巨大的换血。
但固步自封远非长久之计，也许紧跟时代的步伐，才是最好的传承。
「 顶起半边天的中国女人们 」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渔业学大鱼岛。”
40年前，中国的渔业要数山东威海的大鱼岛发展得最好。
这不，《愚公移山》的导演伊文思夫妇便来到了这里。
原来，这个只有五千多人的小渔村之所以富裕并不仅仅是靠男人们的努力，还有妇女们的帮忙。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率先喊出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
一时间，全国各地的女性纷纷投入到自己擅长的领域当中，没过多久，她们的经济地位和家庭地位就有了很大的提高。
正巧，大鱼岛上的宋立芬就是这些女性中的一员。
六七十年代，宋立芬亲自组建了全部由女船员组成的“三八”号船。
在通航的十年中，“三八”号船不仅为大鱼岛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也见证了许多真挚的友谊。
其时，对于性别平等的争论遍布世界各地。
60年代末期法国爆发的女权运动无疑影响到了伊文思夫妇的拍摄主题。
在他们的镜头下，“三八”号船上这些开朗与能干的阿姨们成为了那个时期中国女性最好的注脚。
即便是来到四十年后的21世纪，女船长宋立芬仍在热心地经营着自己的事业。
也许，小到家庭大到整个社会都仍然存在对于女性的质疑，但不该否认的是，正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着和男性一样的教育，她们的优势也将在各行各业得到充分发挥。
男女之间虽有差别，却并无优劣。
各有优势的性别差异本该是我们释放潜能、张扬个性的法宝，而不是我们变相歧视的拙劣托词。
一想到亚洲乃至全世界都有人在为各种各样的不公呐喊疾呼，那些遥远而又宏大的社会理想，似乎一下近了好多。
「 音乐无国界 」
传统手艺，可以让世界认识中国；而音乐，还可以让中国认识世界。
1979年，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携一家人进行了为期三周的中国巡演。
三周后，旅程结束了，一部讲述中西方音乐交流的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也问世了。
这部最终摘得奥斯卡小金人的纪录片在国外引起了巨大轰动，不曾料想的是，许多人的命运从此改变。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上映后，一位美籍华人出于对纪录片的喜爱，写信表示可以赞助影片中的小男孩王健到美国任何一所学校进修艺术。
开挂的人生从此开始。
几年后，王健就跳过高中直接进入了美国耶鲁大学就读，最终成为享誉世界的大提琴家。
而受到当年的导演艾萨克指导的徐惟聆也感受到了西方艺术的魅力，次年遂自费赴美深造，如今也已经是中国小提琴界响当当的人物。
四十年后，艾萨克的儿子大卫重回中国。
但他此行的目的，并不是要强调西方音乐对于中国的影响，他在寻找的，是一条中西方音乐交流之道。
马头琴演奏家齐·宝力高似乎正是他要找的人。
在宝力高的音乐学校中，孩子们自由地学习着中西方乐器，并在老师的指导下默契地相互配合。
钢琴的灵动和着马头琴的婉转悠扬，超越了任何一个国家的界限。
这是21世纪的声音。
「 初心 」
五集的长度实在太短，毫不谦虚地说，如今的中国比纪录片上所反映的要好得多。
但是，除却中国前后四十年的变化，最让人动容的，其实是那群一如既往的人们。
四十年后的王健成了优秀大大提琴家；
四十年后的女船长宋立芬仍然拥有着“女人能顶半边天”的信念；
四十年后的郎家虽然已经故人不再，第三代“面人郎”郎佳子彧却发展了父辈的技艺而没有让任何人失望。
四十年过去了，他们，还是最初的样子。
我们会说，“我们终将成为自己讨厌的人。”
这句话像一个魔咒，捆绑了太多人的一生。
但是当这十二个字残忍地摆在纪录片里这些人的面前时，叔相信他们无一例外地会选择不认同。
没错，中国正在全世界的注视下飞速发展着，但这一切可能都不是最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着的我们，越来越有机会选择自己的人生。
重要的是，当上面那十二个字砸过来的时候，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站出来，响亮地说一声：
“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