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一件孤独自怡的事

一般来说，一个人在读书的时候，需要安静，尤其是要心静才能读书。心灵安静、注意力集中才能读书，才能解理悟道。既然要安静，周边一般没有人，也就没有人知道，没有人陪伴。所以，读书完全是自己的事，决不能凑热闹。读书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是无人无他之境。

北宋大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公元1007年—1072年）曾说，读书要珍惜枕上、马上、厕上"三上"时间。讲得是要抽空读书，要挤出时间读书，要在繁重事务中快速转换心境，争取片刻时间静下心来读书。围绕的也是一个"静"字，只是这个"静"字讲求的是主观上心灵的寂静，而不是追求客观上周围环境的安静。原因在于有些人工作事务十分繁忙，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很难找到整块安静的时间读书，只能见缝插针进行。可见，"三上"读书是难度极高的心灵修炼，非一般人所能做到，今古罕见。

欧阳修为何有此人生感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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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很多读书的士大夫们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朝廷命官，身负代天牧民之皇命，任一方父母官，上马制军，下马理民，如果真要把治理一方的事情做得很好，是非常不容易的。真有点责任感的士大夫上任伊始都会感到主政一方、造福一方的能力不足。他们寻求的解困之道其中一项就是挤出"三上"的时间读书，结合工作实践再学习，不断提高工作能力，才能完成善治一方的皇命、报效国恩。这大概就是欧阳修提倡"三上"读书的由来。

历史事实也证明欧阳修确实一个十分负责任的士大夫。他参与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改革，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为大宋下一轮的更大规模更高层次更深影响的"王安石变法"开启了大门，培养了人才，营造了大势。

在大宋朝廷守旧派的多方阻挠下，"庆历新政"短短不到两年即遭失败。公元1044年末，37岁的年轻谏官（相当于中纪委的专职纪检员）欧阳修激愤作《朋党论》上书分辩，触怒朝中权贵，被诬贬为安徽滁州知州。在此地欧阳修写下了千古不朽名篇《醉翁亭记》。

其实，不为人所知的还有，欧阳修除了作为"唐宋八大家"的旗手和文坛领袖主持北宋文坛革新运动，作为政治家、改革家积极参与"庆历新政"之外，还是一个政府公文能手。

穷其一生的公务活动，只要是动笔的事，不管任多高的职务（公元1060年拜枢密副使（相当于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次年晋参知政事（相当于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后又分别兼任刑部尚书（相当于中央政法委书记）、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兼总参谋长）等职），欧阳修基本上事必躬亲，在公文撰写上从来不做甩手掌柜、请人捉笔而后画圈之事。

据现有公文史考证，欧阳修一生亲笔起草撰写了公文1102篇，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总结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公文理论，体现在与给朝廷的上书以及友人的讨论通信之中，比如《论慎出诏令札子》、《荐布衣苏洵状》、《与黄校书论文章书》、《与陈员外书》等等。他一再推崇指出公文内容上“必须合于物议，下悦民情”；形式上要“取便于宣读”。由于多年劳于案牍，不免陷于"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以形式主义消除形式主义"的怪圈。所以，他还自责自己撰写的公文有“无以发明”，“意思零落”，“非工之作”，“拘牵常格”的毛病，提出了"有条有理"、"完整出新"的改进方法，提倡公文形式既要规范又要创新。在亲身实践中，他按公文的行文方向，把公文分为三类：“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则曰符曰檄，问讯列对；下而上者，则曰状；位等相以往来，曰移曰牒。”显然，他认为符、檄是下行文，状为上行文，移、牒为平行文。欧阳修虽未明确上行文、平行文、下行文的概念，但为后世之人进一步规范公文打下了基础。

"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欧阳修在公务繁忙之中，不愧为独自读天地之书，怡然自乐的第一等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