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原文化既是一种幸运 也是一种命运（一）

黄裕生，男，1965年11月生，福建省平和县人，哲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秘书长。

引言

       如何给历史上的中国文化定位？这一直是一个问题。最一般的定位是，它属于“四大文明古国”，但它显然又与另外三个文明古国不一样，因为其中有两个都早已灰飞烟灭，另一个则时断时续（印度）。

       作为一个文化实体，中国穿越了至少愈三千年的历史。在这三千余年里，不仅在社会治理、文化教育、思想理念、经济生活、技术发明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伟大成就，常常居于世界同时代的领先地位，而且驯服并教化了在它历史上出现过的几乎所有的强力实体，经受住了一系列不幸与苦难的重压。即便在遭受“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近代，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国可谓风雨飘摇，一败再败，但是作为文化实体的中国，却仍坚信能走出这从未有过的困境，仍以坚定的决心追寻着走出危机的希望，并且仍渴望着承担世界的未来。

       因此，相比之下，其他文明古国并不具有这种穿越历史的生命力。所以，以“四大文明古国”来定位中国文化并不是准确，无法真正确定中国文化在世界史中的准确位置。

      对中国文化还有第二种定位，那就是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文明”说，他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里把中国文明与希腊文明、犹太文明、印度文明并列为四大“轴心文明”。他很敏锐地发现，这四个文明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300年之间，实现了对人类初始文明的突破，都提出并回应了“终极”的问题。这个突破使这四个文明中的每一个文明实体不仅能够长时段延续下去，而且对周边世界具有辐射力，造就了一个以这一文明为轴心的文明世界。整个人类在历史进程中一旦遇到重大关头或重大转折，都会重新回过头来审视轴心文明的智慧，以求获得解决困境的参考。

      雅斯贝尔斯对中国文化的这个定位要比“文明古国”的定位更准确。在这个定位中，更为客观地揭示出了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也找到了与中国文化更具有同等性意义的其他文化。相比“文明古国说”，雅斯贝尔斯的“轴心说”提高了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定位，

      不过，雅斯贝尔斯的这个“轴心”概念更多的是说明一种文明或文化突破的结果，而并未说明这种突破何以能够使人类发现自己与“整个宇宙”相关，因为它未能发现这种突破与人对自己的本原时间性存在的自觉，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本原问题的突破性理解相关。实际上，雅斯贝尔斯的这个概念更象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与历史学概念，而不是一个哲学的概念。

      这里，我们要从更纯粹的哲学层面上来寻找中国文化的定位问题。

人类通过创造文化来开发我们身上的超越性一面

       在历史上，能穿越千年历史而延续不断的文化系统，不仅要能承受住种种苦难、不幸、曲折的重压，也要能经受住各种腐化、堕落、暴虐的诱惑。人性有非常软弱、脆弱的一面，不管是作为个体存在，还是作为群体存在，人性常常是经不起考验的：既经不起不幸、挫折的打击，也经不起享受、堕落的引诱。如果没有从人性中开发出额外的力量，也即人性中的另一面，那么，不管是个体还是群体，都行之难远而无法成就伟大、艰难的事业。当然，也就无法开辟出长远的历史。

       那么，人性中这另一面究竟是什么呢？又为什么说它是“额外的力量”呢？如果说把人性中软弱而易变的一面视为在日常生活世界呈现出来的世俗性，比如趋利避害，喜欢快乐、享受，厌恶痛苦、劳作等等，那么，我们可以把人性中的另一面视为超出世俗性的超越性。这种超越性有时也被称为人性中的神性。人的世俗性是在生存活动中与各种功能事物打交道展开出来的，因此，只要生存着，人就会展现出世俗性这一面人性。人活着，首先与通常是要吃、要喝、要安全。这是一种直接性的生存。为了这种直接性的生存，人首先且通常要与各种功能性事物打交道，并且也以功能性角色相互合作。但是，人性中的超越性方面恰恰只有“跳出”直接性的生存与在场性功能事物，才能被展开出来。就人有超越性的神性而言，人也总会跳出直接性的生存与功能性世界。哲学上把这种跳出称为“存在的跳跃”。但是，什么时候跳出，以及跳得多高，则取决于很多偶然的因素。不过，什么时候跳出，也就标志着什么时候有真正的文化；跳得多高，则标志着文化的层次有多深。因为人类正是通过创造文化来实现从直接的生存世界中跳跃出来，并且也是通过提高文化的深度来实现跳跃的升级。

       也就是说，我们人类是通过创造文化来开发我们身上的超越性一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人类是靠文化来开辟与维护历史的。因为人类正是通过开发身上的超越性一面，来获得承受在生存中遭遇的各种艰难的力量，获得持续相互信守共在的团结，从而克服自己身上的软弱与脆弱。

       不过，虽然所有的族群体都有文化，因而都在一定程度上开发出了超越性的一面，但是，并非所有文化都达到了同样的高度与深度，因此，并非所有族群都达到了同样高度的超越性，否则，世界所有古老的族群及其文化都会延续下来。而实际上，大多数族群的文化都消失了或消融在其他文化里了。

       如果就打开超越性人性的高度对所有文化进行划分，那么，我们可以把文化区分为“本原文化”与“非本原文化”。就古代而言，实际上只有四个“本原文化”，它正好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四大“轴心文明”重叠。这就是中国文化、希伯来文化、希腊文化与印度文化。

       那么，何谓“本原文化”？这首先不只是一个历史学问题，而是哲学问题。我们知道“本原”乃是哲学最早追问的问题，也一直是哲学最根本的问题。不过，追问本原问题，并不意味着达到了对本原本身的发现与觉悟。当且仅当哲学自觉到本原的绝对性与唯一性，哲学才走上了成为哲学自己的轨道。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本原文化一定要通过哲学或思想来达到对本原本身的发现，也可以通过宗教的方式来达到。

选自《论华夏文化的本原性及其普遍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