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堡文化研究 第54期
作者：付增战
编辑：秦陇华
双碑真正有碑是这两年的事情。
顺着铜川老宜古村粮站旁的咸铜铁路涵洞口往东沿山路而上，去往陈炉古镇，双碑是必经之地，也绝对是沿路最大的一座堡子。四百八十五户人家，一千八百零五人的人口，不仅仅在她所在的陈炉古镇，就是在铜川这样一个只有86万人口，3882平方公里的小城市里，也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庞大的村落。
铜川的村子以地形地貌命名的多，如某某沟、某某寨、某某凹、某某坳，以碑命名的我只听过双碑。这村子和碑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要叫“双碑”呢？问了我的姨妈以后，她说，我也不知道，反正一代一代的人就这样叫，也许过去有碑，也许没有。
双碑和我们黄堡老家隔着一座深沟，因为在黄堡的北边，所以黄堡人也习惯把她叫做北原。在铜川人的古语里，“原”都指的是高原而非平原，铜川人把平原叫做“川”。北原双碑和黄堡一般村子相比，除了村子大一点，人口多一点，属于陈炉管以外，其他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一样的语言，一样的风俗，当然，因为是“原”，沟岔也更多一些，平地也更少一些。
第一次见到双碑的碑是在去年春节，这是两块巨大簇新的石碑，黑漆涂着碑面，龟趺驮着碑身，青砖护着碑体。有一番大气磅礴，庄严古朴的气象。碑文记录的是乾隆年间崔乃镛的事迹。崔是紧挨着双碑村的那坡村人，任湖北督粮道台期间，“气宇轩昂，做官司清正”，“愤其罔上害民，悉取而革之”，触犯权贵利益，终遭革职贬谪。 回乡后闭门著书，悉心考察家乡文化，民俗风物，写出《梧凤笔记》、《易经约函要义》、《炉山风土志》、《芒部遗迹》、《鼓峰石鼓》、《炉山图歌》等多部著作，最终落叶归根，病死故里。乡人为纪念其功德业绩，在其墓地立碑两通。后来有人在其墓地近旁筑屋居住，逐渐繁衍成一个庞大的村落，这就是双碑村得名的由来。
崔乃镛的原墓和石碑早已在历史的尘烟浩劫中荡然无存，面对着这两块簇新巨大的石碑，我终于见到了双碑的碑，也知道了双碑村得名的由来。欣喜之余，却有些怅然，一代乡贤，立德、立功、立言，在当时人的心中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两通石碑就是明证，但他那些不肖子孙们呢？谁记得他。碑乎，悲乎。
因为姨妈住在村里的缘故，我去过很多次双碑。姨妈是她所有兄弟姐妹中长相最好，最心灵手巧的一个，却一生坎坷。幼年时候家境贫寒，吃不饱穿不暖，没有机会上学。二十多岁经历自己第一段婚姻，这段婚姻却最终因不堪忍受的家庭暴力黯然收场。直到离婚改嫁，来到双碑，遇到我那和她同姓，名字叫做“忠虎”的姨父，她才有了一点点幸福快乐的生活。
而残酷的命运一直不肯放过我那可怜的姨妈，连续生了三个女儿，二女儿患上先天性心脏病伴随小儿麻痹，辛辛苦苦养到九岁终于还是没能留住生命。女儿死后仅仅三年，我的姨父又在一次意外事故中离她而去。算起来，姨妈在双碑和姨父共度的幸福生活仅仅持续了十五个年头，这十五年已经是她最长的一段幸福时光。
在姨父死后的很多年里，陪伴姨妈的是一个痴傻的男人，姨妈的婆母为了不愿意她离开双碑而让自己一个老光棍亲戚跟了她，此外，还有一条牙齿掉光的老狗。
黄昏时分，姨妈站在自家窑洞门前，面对着双碑村边那条被几千年前洪水冲刷成的深深的沟壑，不知道有没有感叹过命运的不公？
我的姨妈是我母亲唯一的妹妹，比我母亲小七岁。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母亲无力养活我们兄弟两人，常常把我们寄养在外婆家里。那时候姨妈还没有出嫁，一个大姑娘担负起了照顾我们两个淘气孩子的重任，带我们玩耍，洗我们的尿布，给我们唱起动听的歌谣，晚上让我们在她温暖的怀抱里入睡。对于姨妈这段母亲一样的养育之情，我有一种深深的感恩。对于姨妈比任何文学作品渲染的悲情故事都要坎坷的命运，我始终怀着深深的同情，她一个勤劳朴实善良的农村妇女，与世无争，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命运却一次次在她面前露出狰狞的面孔。
因为姨妈住在双碑，我不得不去了很多次双碑，但真心说起来，我并不喜欢这个村子，长久以来，她老是给我一种消沉而躁动的感觉。在我知道的双碑的那些人那些事里，我已死去的姨父，我的姨妈最爱的那个人，本分忠厚，却极好面子，在家里吃糠咽菜临出门也要特意在嘴边抹一滴油，一生吃苦耐劳，累到麻杆般的细腰都直不起来，却把钱都花在了人情世故上，除了给我的姨妈留下一屁股烂账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他的妹妹，双碑第一个西安交通大学毕业的学生，终于也没能走出铜川农村，把自己的一生随随便便的交给了另一个农民。双碑有一条小路近道通向陈炉，孩子们从这里走过十几里山路到陈炉上了初中，大人们就算完成了对孩子教育的责任。二十多年前，我刚学会打麻将的时候，手老痒痒，姨父曾经让我到几个村里老太太的摊子上去过牌瘾，凑个摊子，她们玩牌的彩头之大让我因为怕输不起在而夏日的午后紧张的不停发抖。可想而知村里男人们平日赌的该有多大。
双碑还出过许多轰动四邻八乡的大事件，一位农妇因为家庭琐事而在夜间丈夫熟睡后用菜刀砍下了他的头颅。一群老少村民为了阻止外地客商来投资办矿而对前来调解处置的警察进行了群殴。
所以，每一次去到双碑，见到姨妈，聊了一些家常之后，我总想急急的离开，也从不曾在双碑村子里过夜，我受不了双碑那种说不清道不明但让我感觉不舒服的气氛。姨妈在尽力挽留一番无效后，总是说，真的很忙吗？我刚和你姨父过的时候，你还在我家窑里住过好几天的。我说，真的吗？我想不起来了。
几年前，我最后一次和姨妈两个人在铜川街上行走，从市中心繁华的文化宫走到老宜古村粮站旁的咸铜铁路涵洞口，姨妈说，啥时候到双碑来吧，双碑现在出了能人，大家日子比过去红火热闹了，有了移民新村，成立了种植养殖合作社,还办起了面粉厂、幸福养老院跟锣鼓、秧歌队。我说，那你的日子啥时候能好起来？姨妈说，我还盼望什么，你们这些娃娃们的日子好了我就高兴。
从那次以后，我和姨妈再也没在路上一起走过，她的心脏病和乳腺癌已经病发了超过十年，进入晚期，再也扛顶不住，只能躺在病床上。我到铜川矿务局医院看她的时候，她的脸色因为心脏病的影响而现出浮肿和黑红的颜色，但气色仍然很好，我的亲人们并没有告诉她真正的病情。我买了一些水果和点心给她，她害怕违了我的心意收了，但事后在我母亲面前埋怨说，娃肯定花了不少钱吧，上班挣钱不容易。
第二次见到病中的姨妈是在西安我家的楼下，女儿女婿陪着她到西安看病，说是看病其实并没有住院治疗，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医生也回天无力。女儿女婿用带她到西安看病的借口带着她到大医院里检查一番，做做样子，真实的想法是要带她到西安城里逛逛，尽一番孝心，缓解一下她因病痛折磨而痛苦郁结的心情。我在楼下餐馆里请姨妈吃了一顿晚饭，饭后让她到我家里坐坐，姨妈进门后感觉楼有些高，说她的头有些晕。那段时间我的左耳后面长了一个大大的瘢痕，姨妈临走的时候再三的嘱咐我赶快到医院去看看，说耽误了肯定不好。
二十多天前，母亲带着我去见了弥留之际的姨妈最后一面，姨妈痛苦的躺在炕上，农村的习惯，人死在了外面就不能回到村里安葬，所以她不得不从医院里出来，回到双碑村子里等死，已经三四十天过去了。姨妈的脸庞异常消瘦，背后生了褥疮，却只能平躺在炕上呆呆的望着窑顶。姨妈时而糊涂，时而清醒，糊涂的时候连自己的子女都不认识，我进门的时候，母亲问她说，你认识这个人吗？姨妈费力的扭过头，看了看说，认识，是增战。我看见姨妈袒露着她那因为癌细胞侵蚀，做了化疗后一道长长伤疤的乳房，那只乳房哺育了四个孝顺懂事的儿女，包括她那个中道夭折的女儿。看着她已经不能饮食，只能靠表妹用棉签蘸着一点水珠润润嘴唇来支持她的生命。那一天姨妈从头到尾都很清醒，但她一直没有再说话，只是不停叹气，用自己的无力的拳头用力的砸着炕头。我知道，她一定想到自己的生命可能走到尽头，她想挺过去，像她过去挺过一次次劫难一样挺过去，所以她不屈服，要抗争。
我在心里头知道这是我见姨妈的最后一面，怀着一种异常矛盾的心情，希望她早点死去，再不用忍受病痛折磨，再不用经历命运劫难。更希望她能真的挺过来，用她坚强的生命力创造活下去的奇迹。看见她痛苦的样子我强忍住泪水，为了不让姨妈觉察出我的伤心痛苦，不让她因为我的伤心痛苦而感到绝望，我不得不强装出一副轻松自在的样子，我的心在淌着血滴。
临分别的时候，母亲对姨妈说，你看，增战的耳朵已经做了手术，他的耳朵好了，他骨折的手指也好了。你的病也很快就能好起来。我说，双碑现在红火热闹了，我一定还会来的。这时我看见姨妈露出了一个难得的笑容，很灿烂。
姨妈终于还是走了，得到永远的解脱，升入天堂。
她永远的留在了双碑。
我写了一副挽联送给她：
少年饥寒，青年遭弃，中年丧女丧夫，未及老年遽遭恶疾，一生坎坷磨难究竟事出何因？
做人善良，为人朴实，对人谦恭诚恳，从来不曾亏心做事，万般伤痛劫难真是老天不公！
送别姨妈的那天午后，我对辛苦操持姨妈丧事的她的妯娌道了一声感谢，这个憨厚的女人说，应该啊，因为她是我们双碑的人。我在双碑村里随意漫步，看到村边一个壮观的陶瓷工业园区正在平地而起，展露雏形。那条深沟的两侧插起彩旗，标出方向，听说是要沿沟道修起一条铜川市区到陈炉古镇的旅游专线。双碑的这些崔乃镛的后人们终于没有让老祖先长久失望，不再消沉躁动，再次雄起，回归到那片厚重的黄土地域文化，要用辛勤劳动改变自己的生活。
但这一切，姨妈永远也看不到了。
姨妈的新坟就在双碑沟底的一块荒地上，没有碑，有时间我想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