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昌：教育者如何重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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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理论研究者，我的直接追求无疑是思想的创造和知识的生产；表达我追求的文字，积极地说，有规矩与深刻的倾向，消极地看，充其量是教育实践的远亲。在这种自我认知的引领下，每见到富有诗情和活力的教育言说，我多多少少会有些嫉妒，这是因为那样的教育言说客观上让教育实践者愈加远离我这种角色的人。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在另一面，我则会对能书写快意文字的、有实践情怀的研究者和有思想情结的实践者心存感激，正是他们行云流水般的思索让孤独的教育理论和思想见到了阳光。

  我是喜欢随笔这种形式的，最初是因为见诸书刊的随笔，多来自有品位的作者，从中可以读出文化的韵味，后来则是对随笔本性的欣赏。随笔原初就是随手一写的东西，随笔的书写，一则可自由运用修辞、笔法，艺术地表达思绪；二则也在明示一种立场，即不可把文中的所思当真。因而，我们从随笔中既能获得文化的信息，还能意会到作者某种程度的幽默和机智。

  记得当年读张中行、周国平和余秋雨的散文时，我就想过，对于不涉及某种专门学术的普通读者来说，借助学者富含识见的文章是可以提升文化品位的。进而想到，教育领域未来也会出现类似的文笔，它对于欲认识教育的非教育人士和不事教育学术的教育实践者应是一种最合胃口的精神食粮。创造这种精神食粮的人可以是富有实践情怀和浪漫精神的学者，也可以是钟爱理性的教育实践家。我很欣慰自己的观念被后来陆续出现的教育随笔证实，而且明确地感觉到那些理性兼快意的文字如行云流水一般滋养和启迪着无数的教育实践者。这时候，我开始赞叹“存在决定思维”和“需求拉动生产”的客观法则。

  在多年的专业交流中，我接触到一些用随笔表达教育情怀和价值的人。他们中有学养深厚的研究者，也有颇有实践智慧的行动者。他们的作品不仅没有让我自惭形秽，反而让我更加理解教育理论研究的作用。实际上，我自己尽管没有足够的能力写作教育随笔，却也不知不觉中开始习惯用这样的方式表达我在学术作品中无法尽兴抒写的情思。也正是这样的作为让我的认识不经意地跨越了教育学术的边界，进而结识了凌宗伟这样为教育的文明与专业奔走呼号的教育文化传播者。凌宗伟的确算得上一个快意的人，但快意的底色并没有遮蔽他思维的锐利和深刻。他应是博览群书的，但并没有深陷于认识领域的纠结，实践家的本色使他能快速、准确地攫取最能滋养和改良实践的知识精华，从而使我透过他的言谈与文字意会到了知识、思想与现实教育行动较为恰当的组合。在如此的组合中，我深刻领会到了教育思想和理论的生命所在以及教育行为和实践的可塑性。

  他曾告诉教育现场的人们说：“你也可以成为改变的力量。”现在，他又关心“教育者的自我重建”。要我看，凌宗伟必定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改变教育的力量，而他改变教育的力量无疑来自长期以来对作为教育者的自己的建构。我由此想到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即教育者究竟如何重建自己。如果让我给出一个参考答案，那么恐怕要提醒和我一样的教育者，首先养成自我批判的勇气和自我坚持的信心。完成自我批判的前提之一是掌握批判的武器，那就是包括教育思想和理论在内的人类优秀的认识成果和思维方式，这种武器可以帮助我们超越捆绑着我们的日常思维，而掌握这种武器的策略只能是阅读、观察、思考、评论。养成自我坚持的信心，则需要我们逐步确立能够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中一以贯之的价值立场。有了一以贯之的价值立场，相当于我们有了自己的教育人文信仰，可以让我们一旦遇到教育的真理便热情地追逐与传播。我想凌宗伟应会理解我的立场，或许他自己已经成为我这种立场的现实版本。

  读了《教育的积极力量》，我对凌宗伟的所想有了一定的理解。他永远不会忘记教育是一种“做”，但他期望的“做”是想明白之后的做，只有这样的“做”才能从人的心理本能和日常经验的藩篱中突围出来。如果教育者真想把教育想明白，他就需要学一点教育理论及其他学科的知识。各种知识能够让一个教育者在知行互动、融合的实践中成长为一个专业的而非简单的职业人士，他因此还能够自觉地在实践中进行有效的反思，并在寻觅中接近理想的教育。透过如上的思虑，我也能意识到凌宗伟纯粹的人文主义倾向。他明示教育的善意，建议教育从不伤人开始，并倡导教育应为每一个孩子的最终幸福奠基。归结起来，与我一贯倡导的“爱智统一”不谋而合，实质上是承接了人类优秀的教育文明，并力求寻找教育文明的当代表达。

    （作者系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