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强大的商业创新能力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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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多前，我们国家提出了一个“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口号，我们这片土地在新的时代确实需要创新和创业来不断升级我们的产业结构，带来新一轮的经济红利。创新离不开制度，今天的龙虎小轩就来谈谈美国强大的商业创新能力是怎样培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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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一定离不开科研，所有商业的创新其实都是源自科研发带来的产业升级甚至是革命。美国是如何将科技专利推向商业运用的呢？一切的变化发生在1980年。在1980年以前，美国高校的科研专利都是躺在专利局里，只有当大企业看准了目标之后，才能花大价钱从联邦政府手里买到这些专利的使用权。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经过复杂的申请、批准程序，由于政府并非企业，缺少将知识产权转化为商品的强大动力，因此大量知识产权被“束之高阁”，导致资金及研究成果的浪费，同时也造成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生产脱节。

可是在1980年，美国进行了一次伟大的制度创新，这个制度创新的里程碑就是《拜杜法案》。这个法案带来了两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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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于科研机构来说，每一家大大小小的科研机构都拥有了自己专利的开发权，他们可以将他们自己的创造发明推向商业应用，而不需要将专利放进专利局里。企业通过直接向这些科研机构购买专利权，进行商业化，按照企业实现的收益向这些科研机构分期付款。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是，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的交易成本被降到了最低，小的科研机构也有了研发动力，小的企业也具备了参与商业转换的资格，科研和商业的接触面积一下子变得非常大。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家和企业家主导了技术转化活动，完成了识别、融资、制造和销售等重要转化环节。而科研人员则在企业兼职，解决了企业的问题，同时将企业的问题带回科研机构，变成了科研项目，资本反过来塑造了大学和研究机构，使得研究机构变得更有效率、目标也更精确。有些大学的教授可以从可以科研项目中拿到上亿美元的分红，科研机构因此成了美国商业创新的强大引擎。

其次对于从企业的角度看，《拜杜法案》也造就了一大批的创新型的中小企业，硅谷的奇迹背后就有这个法案的影子。《拜杜法案》让中小企业大胆用科研成果创新，鼓励小企业可以利用受到联邦经费资助的大学科研成果。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资料，2015年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的企业）为67.9万家，2014年为65.2万家。自1994年以来，年份最高的是2006年的71.5万家，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2010年的初创企业有所减少，但也有56万家。这么多企业都能够快速拿到相应的科研专利，进行商业的应用和开发，这些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是美国强大商业创新能力的一个基石。我以2015年为例，这一年中，67.9万企业共雇佣了300万员工，平均每家企业只有雇员4.4人。许多小企业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生物医药领域的小企业往往成长更为迅速，比如谷歌、facebook、whatsapp等大名鼎鼎的科技界龙头，都是这样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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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考虑到“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可以带来的创新人口红利的同时，不妨也可以借鉴《拜杜法案》为创新注入更多的制度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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