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舟车劳顿，起早贪黑，在古为的是那一亩三分地，在今也不过求的是那几粒盘中餐。
可什么又算是财富，怎么样才能赚钱，有人躺着无所事事也能年入亿万，有的疲于奔命也不过勉强慰藉枯肠。经济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在哪里才能够找到致富的机会，这是无数人们苦苦思索的难题，但正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隅；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由大观小，全局纵览，了解财富富足的根源和经济驱动的动力，由其他国家发展的历史比较中国，不失为了解中国经济走向的一个好办法，而了解了国家经济发展趋势，才能更好的找到机会和把握机会。一如那悠然自得的游鱼，寻到了水流清浊湍缓，才能够一直那么的自在悠闲的游下去。
全球财富迅速流动的今天，很多人骄傲于祖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的快速发展，但这样一个快速发展，GDP持续走高的黄金时代还有多久，前有苏联，后有日本，这两个曾经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一个崩溃解体，另一个经济陷入持续的低速增长，甚至到了倒退的地步，其内在原因又有哪些？居安而思危，前车之鉴不可不忧。
或许会有人想，我们国家地大物博，资源富饶，不是苏联那种寸草不生的北漠冰原，更不是日本那种弹丸小国，这两者之间又怎么可以相提并论。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眼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1965年到1997年，以石油大国沙特阿拉伯为例，其人均GDP平均每年下降3%。同一期间，伊朗人均GDP每年下降2%，委内瑞拉下降1%，尼日利亚自从1960年以来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变化。这些都是石油大国，其先天的资源优势是许多国家，甚至中国也没有办法去比较的。但相比之下，一些自然储备相当一般，甚至可以算是缺乏的地方，像印度尼西亚、香港和韩国，人均GDP增长率却都在4%以上。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地大物博的国家发展却不是一定都好呢？这时候，可能就会有朋友说，他们不会用啊。其实这样说也不能算错，一个国家的资本，除了大家都熟悉的自然资源外，还有一个常常被大家所忽视的资源，即制度资本。
一个再好的国家，拥有再富裕不过的资源，如果制度捣乱，那么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相较于那些石油输出国，香港和韩国无疑有着更为成熟稳定的金融市场，独立自由的经济发展权利，在那些种族主义和宗教主义盛行的地方投资，人们总是感觉不安全，不仅仅是资产可能被当地政府找理由没收（当年新中国成立也几乎没收了所有境内外国企业），投资者生命都可能受到威胁，印度尼西亚在1967年和1998年对华人华侨的大屠杀和驱逐，恐怕还记忆犹新。
很早之前在高中看《货币战争》系列丛书的时候就听过一句话，资本只在它感觉到安全的地方停留。中国或许有许多资本流通，但这些都是为了赚更多的资本而来，中国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和行政的过于强大的干涉，还有对私有制的不尊重，让金钱哪怕待在银行里也显得岌岌可危，更不可能存在有像西方花旗银行之类的金融机构，可以让百姓确保放心的知道，自己的钱哪怕是在里面存了几百年，也不会有半点损失。
制度资本才是最好的资本，一个最有效的制度，必定是开放互融、自由竞争的，而反观之我们国家，没有诚信客观的第三方做担保，在行政干预下摇摇欲坠随时可能变化的法治，还有信息不畅通，就算畅通其内容在管制下也显得不那么可靠的环境下，任何看不见摸不着的非实物的东西，都不容易在这个体制下取得太大的发展前景。
举一个很通俗的例子，就娱乐行业、影视行业而谈，中国有14亿人口，娱乐、文化市场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但事实上，不管是电视剧、电影还是文化创作，都被文化部门，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广电总局严加管制。这其实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现在电视上和网络上烂片扎堆的一个情况。好的片子进不来，垃圾一点的片子只要不触犯广电总局总能凑合着播播，那翻墙又不是大多数人都会，人们也就只能将就着看看，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很多烂片，烂电视剧和电影大行其道，还能赢得一众喝彩的缘故，因为人们实在是没什么可以看的了。
之前个人一直持一个观点，即文化产业的保护是必要的。任何一个刚刚开始孕育的市场，就像一颗初生的小树苗一样，如果在还没有成熟的初期就放开土地，让很多大树过来，像韩国的电视剧，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动漫，那么小树苗必定会因为得不到充足的阳光和雨露，也就是资金投入，而夭折，胎死腹中。
但是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给了它一片灿烂肥沃的空地，将四周的大树砍伐一空，它有了再充足不过的阳光却拒绝了辛苦生长，最后长的歪歪扭扭却已经心满意足。人们怕它长不高，长不壮，从心底里我们国家政府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成熟的文化影视，让国民不仅满意，还可以向外界输出的。我们害怕他国的文化入侵，想保护自己的文化产业，让其成长，却忘记了自由竞争才是文化产业成熟的最必需的营养品。
再说，怕文化入侵，那还谈什么文化自信，别人还没有打进来，你就偷偷掩上了门，这不是心虚么，这不是未赌先认输吗?依个人之愚见，依次开放引进优秀外来影视，就像引进一条精力充沛的鲶鱼一样，国内的沙丁鱼才能游的起来。而这种依次，逐步，大量引进外来文化，使之自由竞争的制度，一种不卡不拖自己国家文化影视后腿的制度，就是制度资本的最佳体现。
谈到制度，贸易保护就不得不提，最近的美国关税政策，闹的是人心惶惶，沸反盈天。但这种东西其实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有，其实在我们国家里面，省与省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也有。难道大家没有发现，北京的出租车都是现代，而上海的基本都是大众么？
省与省，市与市，选择不同的出租车，说到底是为了GDP，在GDP与政绩挂钩的时候，省省之间勾心斗角，互挖人才，卡户籍，难道不想一个小范围的世界经济大战么？当然，由于同属于一个政府，权利大小不同，自然手段高低有分。可是自由竞争才能真正促进市场繁荣，任何权利的介入一定会让资本变质，垄断没有好与坏，只有坏与更坏。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的不同城市，首都和省会确实是在利用权力之便，大量吸入资本，导致农村和乡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国的资源配置既不符合公平原则，也不符合效率原则，更不符合市场原则，可能只符合权力原则。
从1978～2002年，在全国范围内，平均每1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能为来年增加约0.59元的GDP，也就是59.16%的回报。投资效率最低的是三大城市，平均回报率才40.54%，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如前面所说，北京、上海和天津又是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投资比率最高的地方。相比之下，投资回报最高（66.32%）的中部省份，它们得到的投资比率最低、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次低。沿海地区的投资回报率次高（65.60%），最穷的西南省份的投资回报为第三高（64.59%）。显然，如果出于效率原则，北京等三大城市应该得到更少的投资，中部、沿海和西南省份应该得到更多。但是，在市场力量受到管制的情况下，这很难做到。
从数据上看，广西、福建、江西、安徽、湖南等省的投资回报率最高，但它们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是书中所列数据的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里最低的；而北京、上海、天津、青海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回报最低但投资比却最高。连云南、贵州的投资回报都高出北京50%以上，但这些省所能得到的人均投资却远低于北京。实际上，增加对广西、江西、安徽、湖南、云南、贵州的投资，减少对北京、上海、天津的投资，这不仅能增加效率，而且也是改善公平的事，只是违背了权力的分配。
我们国家是这样一个一党执政的国家，行政力量过于强大，可以直接影响到司法、立法，而司法和立法的不独立，直接导致人们就没有信心去保障住自己的财产，国有制让任何一个想要高喊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人底气不足。那么，这样如果想要改革该当怎么改呢？
中产阶级，类比美国的司法和立法，正是由于庞大的中产阶级才能够坚挺的存在，而与之类似的拉丁美洲却因为缺少中产阶级而司法和立法相当不稳定和独立。过于贫穷的穷人难以有保障自我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观点，而大资本家和金融巨鳄又擅长践踏规则和法律，只有庞大的中产阶级才最需要独立稳固的司法和立法来保障权益。
这里，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的区别还有一个历史渊源，当初贩卖黑奴的时候，拉丁美洲因为独特适宜的肥沃土壤和潮湿气候，而受到了甘蔗种植园主的欢迎，送去的人往往是贫穷的黑人奴隶，最后造就了相当庞大的贫下阶级，而北美洲这样的较为干旱的温带地区，所居住的往往以较为富裕中产的白人居多，这也是两个美洲后续司法立法的不同基础所在，也能够部分解释为什么拉丁美洲很难富裕起来。
没有一个保障人们财产的独立法律，也就没有了一个优越的制度资本，没有了一个优渥的造富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