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599—649），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史称唐太宗，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统帅。
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次子，出生于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自幼习武，善骑射，尚武略，临机果断。
隋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被突厥十万骑围困于雁门（今山西代县），李世民应募从屯卫将军云定兴前往救援，提出虚张军容，昼引旌旗数十里，夜以钲鼓相应的疑兵计。时值东都及诸郡援兵亦至忻口（今忻县北），迫使突厥始毕可汗解围而去。
十三年，隋末农民起义席卷全国，各地豪强割据郡县，隋王朝土崩瓦解，任太原留守的李渊乘机起兵，李世民积极参与谋划，起了重要作用。六月，李世民与其兄李建成率兵攻西河（治今汾阳），首战获胜，促使李渊决意西向关中。
七月，李世民任右领军大都督，统右三军，随李渊自太原（今太原西南）南下。隋西京留守、代王杨侑派虎牙郎将宋老生驻守霍邑（今霍州），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率骁果数万驻河东郡城（今山西永济西南蒲州镇），与宋老生遥相呼应，以拒李渊。当时正值阴雨连绵，粮草不继，又传北方突厥与割据势力刘武周将乘虚袭击太原，人心惶惶。李渊依裴寂等人建议，欲退兵太原，再图后举，但为李建成、李世民二人苦谏乃止。李世民提出先入咸阳，号令天下的方略。八月，进攻霍邑。李世民先率轻骑至城下，诱隋守将宋老生出战，继而率骑猛冲其侧背，配合李渊、李建成正面攻击，斩宋老生，克其城。
九月，李世民军至河东（今永济西南），力主急速进军长安（今西安），然后奉命率前军西渡黄河，顺利占领渭河以北地区。各大族豪强纷至投效，数支农民起义军亦来归附，兵力迅速发展至十三万人。十一月，会诸军攻克长安。李渊立代王杨侑为帝，李世民被封为秦国公。
十二月，率兵大破陇右割据势力薛举所部十万人于扶风。
十四年正月，李世民任右元帅，与左元帅李建成督诸军十余万人向东都洛阳进攻。四月，进抵洛阳，遣使招谕，守军不应。李世民认为关中新定，尚未巩固，悬军出战，虽能夺取东都，也难固守，遂引军还。料定隋军将乘机追击，即设伏于途，大破隋将段达追兵，置新安、宜阳二郡（治今河南新安东、宜阳西）而还。
唐武德元年（618）五月，李渊称帝，建立唐朝。六月，李世民拜尚书令、右武候大将军，封秦王。
李世民进至高墌城（今陕西长武西北），决定采取坚壁不战、待敌疲惫的方略。后因李世民患病，将指挥权交给长史刘文静、司马殷开山。刘、殷二人不听其告诫，擅自出兵浅水原（今陕西长武县），被薛举军突袭，唐军大败，李世民撤回长安，薛举占领高墌城。八月，薛举遣薛仁杲攻围宁州（今甘肃宁县），准备乘胜直取长安，唐宁州剌史胡演率部将其击退。初九，薛举病死，薛仁杲遂屯兵折墌城（今甘肃泾川东北）。
唐军初败浅水原后，李渊为巩固新立的唐王朝，彻底消除西北隐患，乃秘密派人联络割据凉州（今甘肃武威）的李轨，封其为凉王，以东西夹击薛军。及闻薛举已死，李渊再命李世民进攻薛仁杲。十一月，李世民军进到高坡(参见浅水原之战)。薛仁杲派大将宗罗睺率军十万迎击，数次挑战，唐军诸将也屡请出战。但李世民却认为唐军新败，士气低落，应坚守高墌，养精蓄锐，待薛军恃胜而骄，然后出城破敌，故下令军中：敢言战者斩！同时，李世民为分散薛军兵力，派秦州总管窦轨、长平王李叔良等人增援位于敌后的泾州，使薛仁杲犹如芒剌在背。薛仁杲虽多次围攻泾州，并大败唐骠骑将军刘感，又用诈降计俘唐陇州刺史常达，但始终未能攻下泾州。唐军与宗罗睺军在高墌相持两月余。
至十一月，薛仁杲军粮尽，将士离心，内史令翟长孙、将军梁胡郎等率部降唐。李世民见决战时机已到，命行军总管梁实率所部扎营于浅水原，引诱薛军。宗罗睺大喜，尽率其精锐来攻。梁实据险扼守数日，薛军屡攻不下，士卒疲惫。数日后，李世民又命右武侯大将军庞玉在浅水原南布阵，宗罗睺集中兵力转攻庞玉。双方苦战正酣，李世民亲率主力从浅水原北部出其不意地突袭宗罗睺侧背。宗罗睺受前后夹击，大败而逃，被斩数千人，投涧谷死者不计其数。李世民率两千余轻骑乘胜追击，薛军骁将浑干等临阵降唐。薛仁杲不敢迎战，引兵退入折墌城拒守。傍晚，唐军主力赶至，将折摭城四面包围，夜间，薛军士卒纷纷出城投降，薛仁杲计穷势蹙，被迫于次日率精兵万余出降。李世民破薛举父子的战役被称为“浅水原之战”
二年（619）九月，割据代北的刘武周引突厥兵攻占并州（治今太原西南），河东（泛指今山西南部）唐军屡战失利，关中震骇。李渊欲弃河东以守关中，李世民谏阻，上书说“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精兵三万，必能平殄武周，克复汾、晋”。
十一月，李世民率军自龙门关（今山西河津西北）乘坚冰过黄河，屯兵柏壁，与刘武周主力宋金刚军对峙，并同固守绛州（今山西新绛）的唐军形成犄角之势，进逼宋金刚军。诸将皆请求出击，李世民认为刘武周占据太原，宋金刚孤军深入，军无蓄积，利在速战，而唐军宜闭营养锐以挫其锋，分兵冲其心腹，待其粮尽计穷撤退时，再行出击，不宜速战。遂命总管刘弘基率兵两千，由隰州（今山西隰县）奔浩州（今山西汾阳），截断宋金刚粮道。并派小部队寻机袭扰其后方，消耗其兵力，主力则厉兵秣马，坚壁不战。此时，李渊派永安王李孝基等率兵攻夏县。十二月，吕崇茂向宋金刚求援，宋遣将尉迟敬德、寻相至夏县相助，大败唐军。李世民在敬德等还浍州时，即遣殷开山等主动拦击，大败之；又于尉迟敬德等往援王行本时，亲率步骑三千夜奔安邑（今山西运城东北安邑）截击，大破之，尉迟敬德、寻相只身逃脱。唐军诸将再次请求进攻宋金刚，李世民指出：“金刚悬军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骁将，皆在于此。武周据太原，专倚金刚以为捍。士卒虽众，内实空虚，意在速战。我坚营蓄锐以挫其锋，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依然采取养精蓄锐，待敌疲粮尽，再伺机进攻之策。
三年（620）正月，唐将军秦武通击降王行本。二、三月，唐将王行敏、李仲文分别在潞州（治上党，今山西长治）、浩州击退刘武周军的进攻。唐将张德政袭斩护运粮饷的刘武周部将黄子英，占领张难堡（今山西平遥西南），切断了汾水东侧的宋金刚军粮道。四月十四日，与唐军相持约五个月的宋金刚军终因粮秣断绝，被迫以寻相部为后卫，向北撤退。李世民即率军跟踪追击，至吕州（今山西霍县）追及寻相，大败其军，乘胜继续追击，一昼夜行二百余里，交战数十次，到高壁岭（今山西灵石东南），唐军士卒疲惫，总管刘弘基执辔而谏，劝李世民待后续部队和粮草到来之后再行决战。李世民指出：“金刚计穷而走，众心离沮；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计立备成，不可复攻”。于是率军继续追击，至雀鼠谷追及宋金刚主力，一日八战皆胜，斩俘数万人。此间，李世民二日不食，三日未解甲，督率将士奋进。追至介休（今属山西），宋金刚率余部两万精兵，出西门背城布阵，南北长七里。李世民令总管程知节、秦叔宝等攻其北端，翟长孙、秦武通等攻其南端。又派总管李勣出战，不利稍退，宋金刚乘机反扑。李世民即率精骑出其阵后进击，大败宋金刚军，斩首三千级。尉迟敬德、寻相等降唐，刘武周放弃并州与宋金刚逃往突厥，后为突厥所杀。李世民灭刘武周的战役被成为“柏壁之战”。
三年（620）七月，李世民率师攻讨割据洛阳的王世充。王世充获知唐军来攻，急从各州镇调选骁勇至洛阳，分守坚城；加强襄阳（今属湖北）、虎牢、怀州（今河南沁阳)等地守御，自率步骑三万准备迎战唐军；又暗中联系突厥，以求突厥出兵，牵制唐军。
唐军东至新安（今属河南）后，李世民遣陕州道行军总管罗士信率前军进围慈涧（今洛阳西），自率步骑五万继至，王世充被迫弃慈涧退守洛阳。鉴于洛阳城坚，重兵守备，短时难以攻下，李世民决定先扫清外围，然后攻城。于是令行军总管史万宝进据龙门（今洛阳南），潞州行军总管刘德威进围河内，右武卫将军王君廓至洛口（今巩县东北）断敌粮道，怀州总管黄君汉袭破回洛城（今偃师北），自率主力屯于北邙山（今洛阳北），连营进逼洛阳，待机攻城。
四年（621）二月，经七个月外围作战，唐军先后攻占龙门、回洛城、洛口等要地，截断其虎牢至洛阳粮道，计退汴州（今河南开封）东道援兵，切断了洛阳的外向联系。同时在邙山、谷水（今洛河支流涧水)等战斗中，屡败王世充军，俘斩众多。显州（今沁阳）、尉州（今尉氏）、管州（今郑州）等数十州相继降唐，唐军乘势包围洛阳。此间，突厥处罗可汗督军分道南犯并州（今太原西南）、原州（今宁夏固原）、延州（今陕西延安城东）等地区，威胁唐军中原作战。李渊一面令加强北方各战略要地防御，遣使谋退突厥军，一面令利用渭水、黄河转运物资，保障前线供给。
唐军围攻洛阳，旬余不克，将卒疲惫，总管刘弘基等请求班师，李渊也密令撤兵。李世民力排众议，并派人说服李渊。唐军转入围困洛阳，城中粮尽，王世充遣使向窦建德求救。
四年（621）三月，窦建德留其将范愿守卫曹州（今山东曹县西北），自率十余万大军西援洛阳，并攻下管州（今郑州），杀唐管州刺史郭士安；又连克荥阳（今属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县）等县；水陆并进，与王世充部将郭士衡数千人会合，进屯虎牢东广武山，并在板渚（今河南荥阳高村)筑宫，与王世充相呼应，威胁唐军侧背。李世民采纳郭孝恪、薛收意见，命齐王李元吉等继续围困洛阳，亲率精兵步骑三千五百人于二十五日进驻虎牢。
二十六日，李世民率骁骑五百出虎牢，在其东二十多里处设伏，由骁将李勣、程知节、秦叔宝分别统领。自与骁将尉迟敬德仅带四骑前去观察敌情，在离其营三里处，猝遇窦军游骑，世民大呼“我秦王也”，引弓射杀一将，窦建德急忙派五六千骑兵前来追逐。李世民和尉迟敬德殿后，且战且退，将追兵引入伏击处，李勣等奋起进击，斩首三百余级，俘其骁将殷秋、石瓒。窦建德军被阻于虎牢东几次小战失利，月余不得西进。四月三十日，李世民派部将王君廓率轻骑千余截击窦建德运粮队，俘其大将军张青特。窦军更陷于不利境地，将士思归。
这时，李世民得到窦建德企图趁唐军饲料用尽、牧马于黄河北时，将袭击虎牢的情报，于是将计就计。于五月初一率兵一部过河，从南面逼进广武，观察窦军形势，留马千余匹在河中沙洲放牧，以诱窦建德出击。次日，窦军果然倾巢而出，在汜水东岸布阵，北依大河，南连鹊山（今河南荥阳西南），正面宽达二十里，擂鼓挑战。李世民率军在汜水西岸列阵相持，登高嘹望敌阵，决定按兵不动，另派小部队与窦军周旋，同时派人将留在河北的人马召回，待窦军气衰，再一举将其击破。时至中午，窦军士卒饥疲思归，皆坐列，又争抢喝水，秩序紊乱。李世民立即命宇文士及带三百骑兵经窦军阵由西向南，先行试阵，并告诫他说：窦军如严整不动，即应回军，如阵势有动，则可引兵东进。宇文士及部经窦军阵前时，窦军阵势果然动乱。李世民见时机成熟，遂下令出击，亲率轻骑冲锋，主力继进，东涉汜水，直扑窦军大营。窦建德君臣正在议事，唐军突临，窦军未及列阵抵抗，被迫东退。唐将窦抗率部紧迫，交战不利。李世民即率骁将史大奈、程知节、秦叔宝、宇文歆等精锐突入其阵，从阵后展唐旗，窦军士卒迅速崩溃。唐军追击三十里，斩首三千余级，俘虏万人。窦建德中槊受伤，被唐车骑将军白士让、杨武威抓获。唐军主力回师洛阳，王世充见大势已去，想突围南走襄阳，但诸将已无斗志，被迫于五月初九率太子、群臣等两千余人投降。十月，加号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
四年（621）七月，刘黑闼起兵反唐，很快占据河北大部郡县和河南部分地区，并先后击败唐淮安王李神通、幽州总管李艺和黎州总管李世勣等人所率唐军，严重威胁唐朝在河北地区的统治。
十二月十五日，唐高祖李渊命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率兵讨伐刘黑闼，命李艺再次从幽州（今北京城西南）南下，两面夹击。
五年（622）正月，李世民率军到达获嘉（今属河南）。刘黑闼数以轻兵挑战失利，遂弃相州（今属河南），退守洺州（今河北永年东南）。十四日，唐军收复相州，进军肥乡（今属河北），列营水边进逼刘黑闼军。李艺率军数万至鼓城（今河北晋县），刘黑闼为避免两面作战，命左仆射范愿率万人守掐州，亲率主力北上迎击李艺。夜宿沙河（今河北沙河县北沙河东)，唐永年令程名振带六十面大鼓，在掐州城西二里河堤上猛擂，声震城中。范愿惊惧，驰告刘黑闼，刘急回洺州，遣其弟刘十善和行台张君立将兵万人迎击李艺。三十日，双方在徐河（今河北保定东北）交战，刘十善、张君立大败，损兵八千，洺水县人李去惑占据城池降唐。李世民派彭公王君廓率一千五百名骑兵，与其共同守城。二月，刘黑闼还攻洺水城，十一日，至列人（今河北肥乡东北）时，被唐将秦叔宝击退。十七日，李世民收复邢州（今河北井陉西北）。二十四日，李艺率军夺回定（今河北定县）、栾（今河北隆尧东）、廉（今河北藁城）、赵（今河北赵县）四州，抓获刘黑闼尚书刘希道，与李世民军会合于洺州。二十五日，洺水城陷，罗士信被杀。二十九日，李世民率军夺回洺水城。
三月，李世民和李艺在洺水以南扎营，并分兵驻洺水以北。刘黑闼多次挑战，李世民均坚壁不战，以挫其锋，同时另遣奇兵断其粮道，冀(今河北冀县)、贝(今河北清河西北)、沧(今河北沧州东南)、瀛等州的水陆运粮舟、车，皆被唐军沉焚。双方相持六十余日，李世民料刘黑闼粮草已尽，必来决战，于是命人在洺水上游筑堰截断河水。三月二十六日，刘黑闼果然率两万步骑兵南渡洺水，逼近唐营列阵。李世民先遣轻骑出战，继而亲率精骑击破刘黑闼马军，乘胜以马践踏其步兵。刘黑闼率军拚死抵抗，战斗从中午持续到黄昏。这时，守吏决堰，河水疾速冲下，水深丈余，刘黑闼军大溃，万余人被杀，数千人淹死，刘黑闼和范愿率千余骑逃入突厥。
四月，李世民引兵南下，进击降唐复反的兖州总管徐圆朗。至七月，连克十余城，胜局略定，自还京师。江淮起义军首领杜伏威慑于世民兵威，降唐入长安。
唐初，北方突厥不断南下攻掠唐境，长安受到严重威胁。李渊欲迁都避战，为李世民劝止。此后，开始进行消除北方威胁、统一北部地区的战争。
七年（624）秋，东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率两万精骑自原州（今宁夏固原）南下。李世民率军至豳州（治今陕西彬县），与突厥遭遇。时关中地区连日淫雨绵绵，唐军因连日行军跋涉已疲惫不堪，再加上粮草运输被隔断、军需器械受潮，战斗力锐减。李元吉等许多将领都认为敌强我弱，不敢出战。李世民深知颉利和突利之间矛盾重重、互不信任，乃率一百名精骑驰至突厥阵前，厉声指责颉利背盟负约，邀其单打独斗，并声称仅用所率一百骑兵即可抵御突厥大军。颉利原以为李世民不敢与战，一时不明白李世民的用意，深怕中计故不敢轻举妄动。李世民又策马向前，派人责备突利可汗违约，表示愿与其决一胜负，突利亦避而不答。李世民再次向前推进，准备渡过沟堑。颉利见李世民轻装出战，又听到他与突利谈到盟约等话，怀疑他们之间早有联系，担心自己被两面夹击，乃遣使劝李世民不要进军，自己亦引军稍却。此时雨越下越大，李世民对诸将说：“虏所恃者弓矢耳，今积雨弥时，筋胶俱解，弓不可用，彼如飞鸟之折翼；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以逸制劳，此而不乘，将复何待”。于是率军“潜师夜出，冒雨而进，突厥大惊”。李世民又派人向突利陈述利弊得失，突利悦而愿归顺于唐。颉利打算出战，突利不从，颉利无奈派突利和阿史那思摩求见李世民请和，李世民与他们订立盟约，双方撤军。
九年（626）八月，突厥颉利可汗认为李世民刚即帝位，内部矛盾尚未全部解决，统治秩序还未安定，遂与突利可汗合兵二十万，大举入侵唐边，很快进至泾州（今甘肃泾川北泾河北岸）、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武功镇）一带。二十六日，尉迟敬德率军在泾阳与突厥交战，大破突厥，擒获突厥俟斤（官名）阿史德乌没啜，斩首干余级。但突厥主力并未受损，二十八日，颉利可汗率军进至渭水便桥北岸，派大将执失思力入朝，以观唐廷虚实。在严峻形势下，李世民认为若闭门固守，稍有示弱的表现，必然助长颉利可汗的气焰，促使其纵兵大掠。于是果断地扣押执失思力，亲自出玄武门（长安太极宫北面正门），率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直驰至渭水河边，大声斥责颉利可汗背弃盟约。继而各路唐军陆续赶到，旌旗盔甲遮天蔽日。李世民命大军迅速布阵，自己仍单独与颉利可汗对话。颉利见执失思力去而未返，李世民已挺身而出，唐军阵容齐整，似早有准备，大为恐惧，遂请求讲和。突厥大小首领亦纷纷下马，围绕着李世民下拜。时唐军诸将争相请求出战，但李世民认为自己刚刚即位，国家尚未安定，百姓并未富足，应当休养生息，以抚慰为务。一旦开战，必有死伤，徒增百姓艾怨。即使此役获胜，也未见得能彻底平定突厥，他们一定会千方百计图谋报复，后患无穷。因此李世民决定采取“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策略，“卷甲韬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志意骄惰，不复设备，然后养威伺衅，一举可灭也”，乃下诏同意议和。三十日，李世民与颉利在便桥会盟，宰马歃血，并赠其大量金帛，颉利遂率军北撤。
世民利用休战时期恢复经济，增强国力，亲自训练将士，提高军事素质，加紧作灭突厥准备。
贞观二年（628），乘突厥内乱，攻灭依附突厥的梁师都；同时，抚慰突厥北面的薛延陀部，册封其俟斤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以孤立颉利，对突厥构成南北威胁。
三年，遣兵部尚书李靖、并州都督李勣等率兵分道进击突厥。四年二月，二李大破突厥于阴山，俘获颉利。随后，将突厥降众十余万口安置于幽州（今北京城西南）至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一带，置都督府，任命其酋长统领。同时，将大批突厥贵族迁至长安，封赐官爵，官至五品以上者达百余人。基本上消除了自北朝以来突厥对北方边境的威胁。平东突厥后，声威远震，北方诸族多归附，并尊李世民为天可汗。
不久，世民致力开拓西部地区。九年，遣特进（官名）李靖率兵击吐谷浑，扶助亲唐政权，后以弘化公主和亲。十四年，遣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灭高昌，于其地置西州，建安西都护府。继而与吐蕃和亲，以文成公主嫁与赞普松赞干布。十八年，以安西都护郭孝恪率兵灭焉耆。二十二年，遣崑丘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等率军攻灭龟兹。这一系列的军事、政治行动确立了唐对西域的统治。
李世民在位后期，薛延陀汗国势力逐渐强盛，多次南攻归附唐朝的突厥部落。太宗连续遣将击败之。二十年，命特进、英国公李勣率兵至郁督军山（今蒙古国杭爱山东支）北，平薛延陀。至此，北边平定。铁勒诸部均请求内附，太宗诏置六都督府七州，以各部酋长为都督、刺史。于漠北开驿路，称“参天可汗道”，密切了唐朝与北方部族的往来。晚年，发动对高丽的战争，亲征辽东，最后未能灭之而退兵。
二十三年五月病卒。
简评：
李世民雄才大略，智勇兼备，临战身先士卒。精于战法，善于运用骑兵，出奇制胜。统军驭将，恩威并用。对降将和少数民族将领，能竭诚相待，委以重任。在位期间，选贤任能，兼听纳谏，文治武功均有建树，世誉贞观之治。世民用兵之要，《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有记载。
李世民的军事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乘机起事、夺取天下的思想。
李世民是李渊晋阳起兵的主要谋划者和最坚定的执行者之一。他主张在隋末天下大乱时，应乘机起兵。他认为起事必须进行隐蔽、周密的准备，其中主要的是争取人才，为乘机起事积蓄力量。他重视起事战略的谋划与制定，在一开始就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步骤，他与晋阳令刘文静“与图大事”，赞成刘文静提出的“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以成“帝业”的起事战略，并坚决将其付诸实施。他认为一旦兴兵起事，就要坚定不移，有进无退，坚决进行到底。在李渊率军南下途中，雨久不止，又传言突厥与刘武周乘虚袭晋阳，有人主张还救根本（太原），更图后举。李世民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后果只能是失败。因此，他力主攻克霍邑，继续南下，对李渊定下继续前进的决心，起了重要作用。当军队受阻于河东（今山西永济蒲州镇)，有人主张仍攻河东时，李世民从实际出发，反对顿兵坚城，坚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入长安，也体现了他贯彻既定战略的思想。夺取长安后，他主张暂不介入关东之争，而是先固根本，再图中原。在打败屈突通后，李渊曾派他与李建成率军10余万东征洛阳，“东都闭门不出，遣人招谕，不应”，李世民认为，“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虽得东都，不能守也”，遂引军还。在先后克平薛仁杲、刘武周，关中巩固、无后顾之优后，再出兵东击洛阳，逐鹿中原，统一全国。
二、灵活机动、因敌制胜的作战指导思想。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正确料敌、因势定谋的战前决策思想。李世民认为，知被知已是兵家大要，强调临阵“先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察敌之气与己之气孰治”。为此，他十分重视平时对敌情的掌握和临阵对战场的侦察。从他协助李渊晋阳起兵的情况看，他对当时关中乃至全国的形势有比较全面、准确的了解和把握；从他在战前和战中对宋金刚、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人情况的分析中，也可看到他平时对这些对手了解之深刻和准确。在战场上，他不仅仅满足于对间接情报的掌握，而是总要亲自进行实地侦察，了解敌军实力和战场形势。在准确料敌的基础上，作出正确决策。如在洛阳、虎牢之战中，当窦建德率军支援王世充时，诸将多为表面现象所迷惑，李世民由于对敌情有全面而准确的掌握，才能力排众议，做出了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正确决策；他在此战中为引诱窦建德所采用的“牧马计”，也是在他亲临前线“察敌形势”后制定的策略。
坚壁挫锐、待哀而击的持久防御思想。对力量强大、利在速战之敌，李世民生张“坚营蓄锐以挫其锋”，“以持久弊之”。消敌锐气，断其给养，提高自己军队士气，壮大自己的力量，改变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在敌人粮草不继、士气衰落或准备退却时，以反击取胜。如在二战浅水原时，开始众将请求出战，李世民坚决不同意，他说：“我士卒新败，锐气犹少。贼以胜自骄，必轻敌好斗，故且闭壁以折之，待其气衰而后奋击，可一战而破，此万全计也” 。经过六十多天的相持，薛军果然粮尽，军心动摇，李世民乘机出击，取得了决战的胜利。在打败宋金刚、窦建德等人之战中，他也采用了此法。
正兵相持、奇兵袭后的战术进攻思想。阵后反击，是李世民与敌决战时采取的一个重要战术。他认为，使敌乘己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己乘敌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无万溃败”。浅水原之战，李世民先令庞玉于原南列阵，与敌将宗罗喉苦战，李世民“亲御大军，掩自原北”、“于是王师表里齐奋，罗喉大溃”。介休之战，他令李勣先与宋金刚交手，在李世勣军开始退却时，自己“率精骑击之，冲其阵后”，大败宋金刚军等，都是采用的此法。
兵贵神速、乘胜追击的歼灭战思想。李世民认为“兵法尚权，权在于速”，主张正确料势，果断决策，迅速行动，使敌“智不及谋，勇不及断”，如此则可“取之若振槁叶”。反对犹像不决，贻误战机。在取得作战决战胜利之后，应突破竹之势，穷追猛打，务求将敌人全部歼灭。他在击败薛仁杲部将宗罗喉后，其舅窦轨劝他不要轻进，李世民回答：“破竹之势，不可失也” ，坚持乘胜追击，迫薛仁杲献城投降。他在柏壁击败宋金刚后，有人劝他待部队休整后再追击敌人，他认为“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一直追敌至雀鼠谷，一日八战。他本人两天没吃饭，三日没解甲，终于将其歼灭。
三、文武并重、积极防御的国防思想。
李世民认为：“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 。基于这一认识，为强化国家防卫力量，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建设上，励精图治，自强不息，推行轻徭薄赋政策，恢复并发展生产，较快地扭转了因战争造成的国家经济凋敝的局面。他高度重视国家武装力量建设，认为“中国虽安，忘战则民殆”，要求“农隙讲武”，“知弧矢之威，以利天下”。同时，又反对穷兵默武，认为“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甲兵武备，诚不可阙，然炀帝甲兵岂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尽力，使百姓义安，此乃朕之甲兵也”。在对周边各部族和国家关系的处理上，主张友好相处，以文德服人，尽量不诉诸战争。贞观十七年（643)，有人建议于怀远镇增戍兵以逼高丽，唐太宗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未闻一二百戍兵能威绝域者也”。不得已而用兵时，也是“必待有罪，然后时之”。主张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批评“贵中华贱夷狄”的狭隘观念，主张对不同种落“爱之如一”，用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发展强大的国力。对表示臣服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或和亲政策，使这些地区对唐周边敌对势力形成战略牵制或成为唐抗击外来侵略的缓冲地带，为自己组织反击赢得时间。反对前代帝王“务广土地，以求身后之虚名”的行为，表示这种虚名即使“于身有益，于百姓有损，朕必不为”。对外来侵扰，主张积极防御，反对消极保守。自唐建国以来，突厥多次侵扰唐境，唐王朝起初一直采取退让态度，有人甚至建议采取迁都的措施消极逃避，李世民坚决反对，提出“愿假数年之期，请系颉利之颈，致之阙下”。贞观二年（628)，颉利拥兵窥边，有人建议筑长城防御，李世民答：“当为公等取之，安在筑障塞乎”。他批评隋炀帝不能精选良将，安抚边境，只知筑长城以备突袭的消极做法，认为“朕今委任李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在反击外来侵扰的作战中，他主张对敌务必全歼，擒捉首恶，不留后患，以求久安。唐军征东突厥之战和击吐谷浑之战等，都贯彻了他这种积极防御的国防思想。
四、重视军制建设、善于知人用将的建军思想。
在军队建设上，李世民高度重视军队的制度建设和对将才的提拔使用这两个最重要的环节，从而保证了军队军政素质的提高。李世民认为：“周氏设官，分掌邦事；汉家创制，先定章程”，反映了军队建设以制度为先的思想。他在位期间，整顿完善了府兵制，健全了十二卫和东宫六率中央军事统帅机构；遵循中外相维、居重驭轻的原则，合理部署全国武装力量；实行兵农结合、寓兵于农的兵役制和严细的番上措施；统兵权、发兵权、指挥权相分离，以保证皇帝对军权的绝对掌握，“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则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大力发展牧马业，建立强大的骑兵队伍等。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府兵制达到鼎盛。另外，他十分重视对将才的收罗、培养和使用，在知将、爱将、用将方面有独特的才能和建树，因此能驱驾英才，诸将都愿为他效力。一些曾是敌对营垒的人，后来也成了他得力的将帅。他对将帅十分爱护，如他听说李勣病后，命“有昼夜视公疾大老妪遣来，吾欲熟知公起居状”，听说李勣病后须用胡须灰做药引子，他就剪下自己的胡须烧化后放到药中让李勣吃，事后使李勣感动得“顿首流血”。李道宗在战斗中伤了脚，他亲自给他针灸等。在用将上，他主张舍短取长、“弃怨用才”；他善于知人而后任，既已任用，就“洞然不疑”。主张充分发挥战场指挥员的主观能动作用，反对“将从中御”。赐李靖诏书中讲到：“兵事节度皆付公，吾不从中治也” 。他认为天下可“逆取”，但必须“顺守”。因此，战乱时期用人偏重于才，和平时期用人要重视德。反对以卑尊取人，强调“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即善于因才而用。他不但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没有大杀功臣的皇帝之一，而且还善于发挥功臣的作用，使之为国家又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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