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先：扎根心中二十二年的那株芙蓉花

二十二年后谈起母校，刘大先还是会想起课堂上恩师余恕诚先生讲解过的那首《辛夷坞》。古诗中那株“山中发红萼”的“木末芙蓉花”给刘大先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正是这株芙蓉花在刘大先的心中生根发芽。而刘大先也始终以知识为养料予以滋养，最终获得鲁迅文学奖诗文学理论评论奖，在学术上著作穰穰。

七年时光，三点一线铸就扎实本领

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刘大先在芜湖这座江南小城度过了他求学生涯中最初的七年时光。那时候安徽师大的中文系还在赭山校区，青砖方瓦的民国日式建筑、静谧的绿荫丛、上下两层的资料室，以及古色古香的木地板，书香氤氲。刘大先就是在这种清幽的环境下完成了自己思想结构的最初建构，度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每天四五点钟起床，拎着水瓶叫宿管大爷开门然后去教室读书，中午吃完饭又一头扎进图书馆，晚上在通宵教室里点着蜡烛看一会儿书，赶在门禁前去东操场跑上几圈，这就是刘大先一天的行程。三点一线的日子每天重复，但是知识的收获却日日累增。

“我们那时候竞争意识很强，同学之间相互比照，很重视自我教育”，刘大先这样描述他在师大读书的情形。

除了良好的读书氛围，刘大先还特别提到了对他影响特别深的两位导师：教授唐宋文学的余恕诚先生和他的硕士导师陈文忠先生。他用“温柔敦厚”形容那位曾给他颇多关心的余恕诚先生，并当场背起了先生曾在课堂上讲过的《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 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 纷纷开且落”。正如在寂无人的涧中默默努力生长的芙蓉花一般，刘大先在师大度过了属于自己的奋斗岁月。

丈量大地，访遍四海调研民族文学

除了获得鲁迅文学奖外，刘大先在民族文学方面也颇有建树。刘大先如今不仅是《民族文学研究》杂志编辑部副主任，还是中国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然而，刘大先将自己与民族文学的结缘描述为“造化弄人”。那一年，即将研究生毕业的刘大先本已在安徽省财务厅找好了工作，为了“见识到不一样的世界”，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大先来到了北京，成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一名成员。

为了研究民族文学，刘大先田野调查的足迹遍布西藏、海南、甘肃、新疆等地，国内县一级的少数民族区域至少都被他跑过了一遍。

谈及调研过程中的困难，刘大先微微一笑。研究少数民族文化自然需要入乡随俗，无论是熏猪腿、蚕蛹甚至是臭虫，这个生长于江南的汉子都一一尝试。“别人能吃，我也能吃”，这不仅是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赋予刘大先的不屈性格，他还觉得“挑食其实就是一种封闭自我感官的行为，就是封闭了自己的一部分心灵。人有好恶自然无可厚非，但是不去尝试就排除自己人生可能性实属不明智的行为”。

敢于挑战，积极发现人生中的无数种可能性。正是因为这样的精神，刘大先在民族文学领域收获颇丰，在各类学术刊物发表近现代文学与理论、少数族裔文学与文化、影视文化研究论文数十篇。

至善致远，千锤百炼践行师大精神

“文学需要审美，单写纯粹的学术论文只会使人成为‘匠人’，最终沦为生产论文的机器，很多幽微细腻的感情是其所不能传达的”。

刘大先回忆自己前期写文多喜华丽辞藻，后来得到陈文忠先生教诲：做学术文章，一定要质木无文、辞达而已。刘大先才体会到：语言只是一种工具，只需要将自己的观点传递出去即可，不必追求华丽的辞藻。“文质彬彬”的“文”和“质”也就是形式和内容都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传达的思想。

除了做学术，做人方面也是如此。作为一个草根少年，他坚信穷乡僻壤之中也可以生出钟灵毓秀的种子。刘大先说“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块含有杂质的铁矿石，命运的铁锤一下一下地打在我们的身上，最终百炼成钢”。

刘大先觉得生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是见证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一代人，而自己作为见证这波澜巨变的一份子，有责任也有义务去感知、去记录。

“木末芙蓉花， 山中发红萼”。刘大先的文学之路也正如芙蓉花一样，花开锦绣、硕果缤纷。

（校全媒体中心 文/任曼玉、丁立群、陈天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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