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5日

通观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似乎也做到了体系严明的对接状态。如治安管理处罚法中适合虐童案的是第四十三条所规定的：“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另外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遗弃未成年人，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不得歧视女性未成年人或者有残疾的未成年人。”而随着虐待幼儿案件的频发，刑法修正案（九）对此作出回应并增设了“虐待被监护、被看护人罪”的立法规定，“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将原刑法中虐待罪的主体家庭成员扩展为“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

然而，为何如此严明的法律体系却未能遏制幼师虐童行为的频发？我认为，如果要想发挥刑法的保护功能，则还需要正确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司法工作人员应当明确虐童行为的性质。

第二，需要正确厘清“被监护、看护人”的范围。

第三，需要正确把握“情节恶劣”的情形。从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规定的构成要件来看，构成犯罪需要“情节恶劣”，那么，何种情形属于“情节恶劣”？在目前尚未出台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考虑以下的情形进行综合判断：其一，虐待行为持续时间。其二，虐待行为的次数。其三，虐待的手段。其四，虐待行为是否导致了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