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它“暴富”来得有多快，去得就有多快

本文首发于Vista看天下杂志493期，原文标题《谁接了口罩厂的最后一棒？》，本刊记者劳骏晶／文

这场曾经轰轰烈烈的击鼓传花游戏停止了，一些人终于发现，那倒霉的最后一棒，就握在自己手里。

来到扬州一家口罩厂打工的 一个月里，相鲲鹏负责给口罩安上套耳绳，用脚踩 着机器，一个冲压器落下，把绳子钉在口罩上，这个步骤就完成了。 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他能完成4000多个，挣到大约两百元钱。

给口罩安装完一对口罩绳，他可以得到5分钱收入。这是一笔缩水后的收入。二三月份，这家工厂给工人的计件价格，还是1毛钱，随后逐渐减到9分、8分，直到现在的5分。
“口罩厂效益明显差了。”相鲲鹏说。但事实上，他所在的口罩厂可能是大多数口罩厂中更幸运的那一批。
疫情严峻时，口罩供不应求，价格水涨船高，口罩及熔喷布相关企业注册量一涨再涨，今年2-4月，口罩和熔喷布相关企业，平均每月注册数量分别约为2万家和2千家。 3月口罩相关企业注册量，环比上涨388.2%。
到了5月，这一增长曲线开始掉头往下。口罩和熔喷布相关企业注册量分别约为1.2万家和2千家。
与此同时，口罩的价格也在迅速下跌，曾被炒到十多元一个的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价格回落到1元以下；最高点价值70万元每吨的熔喷布已经降到3万元每吨；几十万几百万购置的口罩机价格缩水到原来的1／5。这场曾经轰轰烈烈的击鼓传花游戏停止了，一些人终于发现，那倒霉的最后一棒，就握在自己手里。

01 后入局者
去口罩厂打工，实属无奈之举。相鲲鹏原本有一家串串火锅店，支撑全家的生活。疫情使得火锅店瞬间没了客人，房租也仅减免了一个月，撑了一个多月后，相鲲鹏没法再撑下去。孩子要养，房贷要还，这位90后身上的担子并不轻，最后他决定出来打工。
4月，朋友推荐他来到这家位于扬州的口罩厂。他惊讶地发现，周围的工友们几乎都是开餐饮店失败的，有卖熟食的，有做羊肉馆的，在餐饮行业遭遇疫情巨大打击后，他们自然而然地流入到当时最热闹的口罩生意之中。
这家口罩厂不算小，大约有五六十台口罩机。超过一百名员工，组织起了口罩压片、钉耳带、质检、包装的整条流水线。相鲲鹏介绍，这是一家大型纺纱工厂在今年3月新建的厂房和流水线。
按照工厂规定，工人做12个小时休12个小时，两班倒。这对从未在工厂工作过的相鲲鹏来说非常痛苦，工作一天下来，他眼酸腿麻。比起那些老练的员工，他一天的工作量仍然少了一千多件。

然而，工作仅仅几天以后，他遭遇了更大的烦恼——不是每天都有活干，上班时间开始变得不固定，平均隔上一两天，才能有一天上班挣钱。工厂开工与否，全看厂长能否拿到订单。支撑流水线运转的必须是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大单，这样的订单可不常有。
事实上， “国内大大小小的口罩厂，70%以上出了问题。” 浙江民营投资企业联合会会长周德文观察了市场后得出结论。
订单没了。周德文看到，对大部分口罩工厂来说，五六月以来，工厂订单至少减少一半。国外需求仍在，订单也至少减少了30%-40%，出口需求在慢慢回缩。
这是他早就预见到的结果。在疫情暴发之后，就持续有人咨询他，希望入局相关行业。有皮鞋工厂转行生产口罩，机械工厂开始制造口罩机。大约在3月往后，这样的咨询越来越多，他则越来越倾向于泼些冷水。“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销量会大幅减少，不可能总处于疫情之中。”周德文这样劝对方。
但当时，大家只看到巨大的利润，这些话很少被听进去。结果，后期上马的这些企业，大都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周德文解释，虽然中小型口罩工厂都面临类似的订单减少问题，但毕竟最早上马的工厂赶上旺季，赚到一些钱。在三月及以后投入生产的工厂，大多数血本无归。“很多中小企业，都只是跟随风潮，”周德文说， “越是跟随性强的企业，越是容易遇到问题。”

02 赚一笔就撤？没那么容易
李琳琳就是周德文口中典型的后入局的中小企业主。她所在的台州路桥区某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从事草编行业，有自己的小工厂、小作坊。从今年2月底到4月中旬，也几乎是家家户户，都开始转而生产口罩绳。
那时，所有人都看到口罩绳多么挣钱。价格一天比一天高，最贵时，几乎高达十万元一吨。销路也完全不用愁，中间商随时会打来电话，开着车来把这些刚从机器上下来，还带着温度的口罩绳运走。
生产口罩绳的机器也容易弄，有现成的机器可以买，也可以用钢材自己焊接。随着口罩绳价格的上涨，机器的价格也在涨，光是编制口罩绳所需要的钩针，就从8分钱一个，涨到2.5元。
李琳琳正式开始做口罩绳是在3月20日左右，那时，钩针的价格已经涨到1.5元。一开始，生意不错，经销商不挑质量，有货全都拿走。她的四台老机器，24小时运转，每天能生产800公斤口罩绳。最高时，每吨口罩绳以六万九千元的价格卖给了经销商。她后来打听到，尽管售价这么高，这些口罩绳从经销商手里一转，到口罩厂里时，又涨了至少一万元。“从我这里拿是五万九，卖到厂里就七万多。”
然而，这样的好势头并没有持续多久。李琳琳的机器全线运转不过大半个月，经销商们的电话突然就不再打来了。现在，她手上还积攒了两吨的口罩绳，以及更多的涤纶原材料， 这些原本每吨不到5000元的原材料，她花了接近3万元。
为了清空手里的存货，她尝试直接联系口罩厂，但厂家突然变得挑剔起来，容不下一点问题。“厂家嫌弃你了。”李琳琳发现，他们嫌弃口罩绳不够白，密度不够。要知道在供不应求时，无论什么样质量的口罩绳，这些厂家都要。不看颜色、不要求合格证，N95口罩照样使用这些针数不合格的口罩绳。
她原本想着赚一笔就撤，“当时想着这个钱特别容易赚，就是三五万一吨，付了工人钱，净利润也有一千多。”李琳琳入局时，甚至给自己做心理建设，亏了也没事儿。等到亏损真的来了，她才觉得遗憾。
不只是她，全村的口罩绳都没了销路，全部停工了。村里还有人刚购置安装了机器、囤好原材料，还没开始生产就宣告停工。

03 “来得快，去得也快”
质量问题终于在口罩进入买方市场之后显现出来。
企查查数据显示，在目前存续的大约18万家口罩相关企业中，风险相关信息超过1000条。这半年时间，口罩行业的风险企业数量已经超过2019年整年。最多的风险内容是因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等问题受到行政处罚。
医用口罩、医用防护服作为二类医疗器械，按照《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和《医疗器械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其生产企业需获得省级药监部门发放的生产许可证件后方可生产。
在周德文看来，那些临时上马的口罩工厂，无论是在资质获得还是质量保障上，都存在问题，这些质量问题是影响他们销路的重要原因。
就连李琳琳做的相对门槛低得多的口罩绳，质量问题也成为阻碍他们回本的主要原因。厂家现在明确要求，N95口罩配备的口罩绳，密度必须是16针。她们这样的小作坊，只能做到6针的密度。
即便是那些质量达标、瞄准出口市场的工厂，也仍然面临巨大问题。进入四五月，国外疫情愈加严重，不少人仍然相信，口罩需求会在全世界爆发。“这都是表面现象。”周德文说。两个没有被劝住的朋友，在4月初投资了四五千万，建起了一家口罩工厂，并成功挂靠在一家获得欧美认证的有出口资质的企业。
要获得出口国认证并不容易。以比亚迪为例，他们的国内口罩工厂直到6月初接受现场审查后，才通过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NIOSH）的二次审核。此前，因为初次审核被拒，导致他们与加州买家的合同，接连两次变更。
这类审核对新开办的中小型口罩工厂来说如同天梯。挂靠是最快的出路，但现在，挂靠也出了问题。出口销量减少，这些大企业需要首先保证自己的销路，也就不需要其他工厂挂靠提供产量了。周德文的两位朋友，可能面临血本无归的困境。
李琳琳终于在6月中旬把两吨口罩绳的存货卖了出去，虽然每吨的价格是一万三千元，但她仍然心满意足。这位客户在李琳琳村里总共收走20多吨口罩绳。这一天是6月12日，北京出现本土确诊病例的第二天。紧接着，村子里的机器又都转动起来了。
然而，仅仅一周后，新的口罩绳再次没了销量。“来得快，去得也快。”李琳琳感慨。还有一些原料堆在家里，但她不想再趟这浑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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