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校长

  大年初四，我去了我的小学校长家拜年，当我的车开到校长家门口，校母和儿子已经等在门口，迎接我的到来。

三年前我和王同学去拜访过金泉云老校长，得知他得帕金森病，据说邓小平年迈的时候也得的这种病，这种病是神经性毛病，一得这种病，终身服药，按现代的医疗技术是无法根治和逆转的。

三年多不见金校长，不知他的病情有无变化，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到了金校长家，金校长家是一幢面朝南二上二下的楼房，门口砖砌墙围着的院子感觉很温馨，院子有几个邻居在一起晒太阳聊天。

我随校母进了门，进了金校长底楼的卧室，校长睡在床上，见到我很高兴，一下认出了我：“王平华”，金校长面色红润，就是目光有点滞钝，口齿有点不清楚了。据校母讲；金校长今年77岁，退休后即得了这毛病，17年来由于病魔的折磨，他现在只能躺在床，整天卧床不起了，偶然天气好，去外面晒晒太阳，已无独立行走能力了，现在校母全天候服侍丈夫。

看着这位当年甚是叱咤风云，精神抖擞的军人，甚经代表空军，迈着矫健地步代，参加了1959年天安门广场的国庆阅兵仪式，是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的威武军人，现这样的躺在床上，使我想起了他复员后在王家楼小学当校长的难忘过去。

1964年下半年，我从罗店镇中心小学转到了王家楼小学，由于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罗店镇中心校班级里名列前茅，到了乡下的王家楼小学成绩更不逊色，所以受到了同学、老师和校领导的青睐。我平时也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因为我父亲是“四类份子”，在班里不能担任主要干部，但老师和同学们还是推荐我当学习委员。每天早晨起来穿上白衬衫，蓝裤子，系上红领巾，手臂上挂着二条红杠的中队委员标志，天天保持着饱满的精神面貌。上课学习认真听讲，放学后中队的黑板报，大队黑板报基本上是我负责编辑和书写的，老师和同学们说我的宋体字横平竖直，刚健有力，他们的表扬也使我有点沾沾自喜。

那时阶级斗争和教育路线相结合，已经贯彻到学校，对我们这批“可以教育好子女”的政策是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要和家庭划清界阶级线，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那幼小的心灵，也不知是啥叫阶级斗争，只知道共产党好，听老师话，读好书，多做工作。学校的图书我来管；学校的墙报我来出；班级里的学习差生，我上门辅导；学校和班级搞卫生、扫厕所总有我的身影；老师和同学们都感觉我是一个要求进步的阳光少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批判《三家村》，批判《海瑞罢官》，这些上层领域里老人们之间的路线斗争，也要我们小孩参加，我们真的是懂非懂，最后发展到要打倒资产阶级当权派，学校的一批平时学习、道德、行为有点瑕疵的孩子，特别积极。有的同学放学后要割羊草，总是割生产队的麦子和油菜到回家，喂羊和兎子，被农民们发现后，反映到学校，肯定免不了被学校批评教育和处罚。这次批判学校“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这种同学特别起劲，他们自称“红卫兵”，组织了一批同学，把金泉云校长和唐惠珍教导主任从家里叫到学校来，用油毛毡做好高帽子，用班级里上课的大黑极写上“打倒金泉云”“打倒唐惠珍”挂在二位领导的脖子上，每块黑板27斤，用18号铁丝串起来，铁丝深深地切进了他们的颈项里，红色血印马上显出。当时唐惠珍教导主任身怀六甲，还在妊娠反映期，这些“红卫兵”人小，个子矮，只能站在凳子上给领导挂黑板。称其罪行是；培养“四类份子”子女，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和贫下中农子女没有感情。他们拿出了学校档案柜里藏着我被推荐为罗店中学读书的材料，大肆叫喊“打倒金泉云、打倒唐惠珍、打倒资产阶级当权派”

看着二位校领导痛苦的样子，二位平时受到尊重的领导在一群小崽子威逼下，戴高帽子，游村的情景，我心里很难过，我替他们感到委屈，我哭了，我不明白世道怎会是这样的？

现在文化革命早已结束了，这些小崽子的不实之词早已推翻了，可我们的老校长病倒了，他眼望天花板，静静地躺着，不知他在想什么？

我只是默默地祝愿金校长能早日康复！

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