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公民的内幕

  1902年2月19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司法部长诺克斯宣布，北太平洋铁路和大北方铁路的合并违反了《谢尔曼法》，这两家公司同时被北方证券公司控股，美国政府将调查并控告北方证券公司。华尔街的大亨们立即行动起来，老摩根亲自出马拜访老罗斯福，他声称：“如果我们有错，你可以派人来和我的人谈，他们能够把事情摆平。”老罗斯福回答说：“没法这么办。”诺克斯加了一句：“我们不想把它摆平，我们想制止它。”
     
  据说，一个更加真实的版本是，老罗斯福回答：“我们不想摆平问题，我们希望消灭它。”诺克斯跟着说：“而你（指摩根）就是问题。”之后，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以5:4的微弱优势认定北方证券违法。再以后，1906年美国政府起诉标准石油公司，1909年标准石油解体；1908年美国烟草公司被起诉；1912年国际收割机公司被起诉。
     
  这是华盛顿和华尔街之间斗争的最高潮。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使一些公司寡头们积累了左右国家经济的力量，他们收买政治家和法官，罔顾工人福利，忽视环境保护和社会基本关怀，通过联合做局消除竞争。和当时的超级大亨如JP摩根、卡内基、洛克菲勒之流相比，今天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实在像个老实本分还有几分聪明的乖孩子：老摩根扮演的就是美国中央银行的角色，当整个美国制造业总资本仅仅为90亿美元时，美国钢铁公司的资本就达到14亿美元；而洛克菲勒的财富在顶峰时相当于今日的2000亿美元。
     
  尽管企业寡头如此强势，老罗斯福借助民众和舆论对企业界巧取豪夺的不满，成功地让政府成为在竞争与联合之间起到平衡作用的“法官”，从一小群大亨手中夺回国家经济的控制权。这时，美国的商业领袖们认识到：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不再是一个奢侈的道德游戏，也不是出于宗教信仰的自由选择，而是关系到公司生存的重大问题。卡内基1919年去世前累计捐赠了3.5亿美元，洛克菲勒1937年去世前累计捐赠约5亿美元，老摩根则留下很多图书馆，向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捐赠价值连城的艺术品。
     
  到了小罗斯福任总统的时代，政府势力进一步扩张，通过新政拯救美国经济。企业界无论出于压力或者自愿，提高了工人福利，改善工作环境，给了底层民众基本的社会保障，在公司盈利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缩小。1929年，美国1%最富有的人占有45%的全国财富，1971年这一比例下降到20%。可以说，在面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时，企业界对社会责任的注重挽救了美国的资本主义。
     
  与此同时，另一条主线也在发展：美国的大企业家和他们在行政、司法和立法系统的盟友，利用诉讼、贸易协定和精心的共谋，逐步给予了公司更多的权利，让公司从一种必须依靠特权、严格管制和紧密的政府监督才能存在的组织，成为自由发展的法人。
     
  在整个20世纪，美国大公司精心地用广告和公关活动，把公司和各种爱国象征，如自由女神像、美国国旗或者权利法案联系在一起。在小罗斯福总统倡议援助英国反对纳粹的时候，一些公司的公关负责人马上把公司的利益同爱国主义情感捆绑起来，趁势鼓吹公司的自由。这些公司经常利用基金会、智囊团、各种联盟、公关公司、出版物和司法教育等方式为公司获得更大利益服务，这些行动经常被非营利性、公益性的表象所掩盖。1972年，通用电气公司和美国铝业公司组建了商业圆桌会议——由200家最大的金融、工业和服务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组成。最有实力的公司群体尽管相互之间存在纷争，但是协调对外，有组织有意识地策动了放松管制运动，让企业界获得更加自由的发展空间：企业兼并重组变得更加容易，资本的管制更加放松。这一进程一直发展到安然丑闻被揭露，小布什总统出来呼吁企业家注重自己的道德责任为顶峰。
     
  在国内获得空间的同时，获取更广阔的海外市场已经不需要用夺取殖民地这种代价极其高昂的方式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这套格局从美国推行到全球。这个过程就是全球化。全球化的理论基础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说和自由贸易理论，这些思想在全球的传播得到了类似福特基金会这样的一批“公益”机构的大力支持。
     
  全球化与主权必然发生冲突。美国军力天下无敌，但不能动辄开战：尚方宝剑的力量在于悬于高堂的威慑而非出鞘杀人。伴随资讯的发达，政商勾结更加困难，各国政治家为了赢得选举，不能不将公众利益作为其主要的政治诉求，不能肆无忌惮地为企业寡头代言。因此，跨国公司必须顺应“民意”才能在新形势下生存。通过强调企业社会责任，获得各国民众的好感，进而影响各国政府的支持，就成了国际财团获得商业空间的合理手段。
     
  一方面公司不断争取自己的宪法权利并且将这种权利扩张到全球，另一方面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的斗争与妥协持续上演，这样的两条线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美国整个20世纪的企业生态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