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周兴教授：中国人心理疾病占17% 追求利益没有信仰！

最新的数据说，中国人均心理疾病患者的比例已经达到17%。我个人认为，从哲学上讲，这种情况是后哲学或后宗教时代所特有的问题。什么叫“后哲学”“后宗教”？就是指稳定的、可把握的东西已经没了。积极地说，每个人都很自由；消极地说，每个人都无依无靠，你要自己把握住自己，但这个把握很难，因为你没有东西可以依靠。中国社会进入这个所谓现代化的后哲学、后宗教时代，实际上就是最近三十年。之前有一种强大的权力，是大家的依靠，但这种依靠其实是虚幻的。现在情况已变了，大家认为一切都是虚幻的：像情感啦、文学啦、哲学啦、信念啦，都没有了，所以才会都唯利是图，好像只有利益是抓得住的。但利益并不能解决心灵上的问题，不能安慰人的孤独，所以心理疾病越来越严重。

在这个意义上我会说，也许我们应该建立一种对心理疾病的比较放松的态度。我们现在对心理疾病的态度很恶劣，我说你是精神病，基本上是骂你。但其实心理上有问题的现象，在我们的教师和学生中都并不少见，我想17%这个数据在我们学院肯定是成立的。如果都是用一种负面的眼光看他们，这是有问题的，我觉得可能应该有一种积极的心态。所以好几年来我就坚持想要设立哲学心理学的博士点，去年我们已经成立了心理学系，当然还在建设过程当中。其实这也是我的一个基本的想法：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心理治疗的学科。

我们的赵旭东教授就在主持心理治疗这一块研究，其实他的背景就是哲学，他是雅斯贝斯的学生的学生。他的治疗——也许他自己都没意识到——实际上就是一种哲学治疗。他认为，当一个人在最亲密的关系当中定位错乱之后，就会产生精神病。我认为这其实是个很哲学的表达。如果在最亲密的关系，比方说情人、家人、父母的关系中错乱了——这就回到了我们刚才的话题，没有稳定的东西了，就连最亲密的关系都混乱了，那么人就没有依靠了。赵旭东现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把这些混乱的亲密关系重新理顺、稳定下来。我很喜欢这一套，觉得这很有道理，这就是哲学。20 世纪的西方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从超越性的思考回到了关联性的思考，也就是对相互关系的思考。这一点在哲学心理学中是有表现的：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到现象学心理学，到存在主义心理学，实际上就是在走这条路。

亲密关系中的混乱尤其表现在代际关系中，弗洛伊德就已经切入了这个问题，包括恋母情结、恋父情结等等，这些都是代际问题。而恋母情结马上会带出弑父情节，这是很自然的，并不只是西方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的。包括夫妻、情人的关系，也会引起很多问题。我相信这些心理学上的讨论都是哲学问题。因此我不希望我们的心理学系搞成认知、实验心理学，而是要从哲学上去研究；同时我又希望它是有效的、能对人进行治疗的。我把它命名为哲学心理学。

但问题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心理治疗是用药物把病人稳定下来，而无视疾病产生的根源。这种对药物的迷信和对哲学式思考的忽视，其实也和前面所提到的量化管理的统治有关。我们现在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想做哲学心理学的研究，很多人都会说这很好，但要招相关的专家来，却招不到。因为大部分研究心理学的人都在做认知心理学或实验心理学。因为各大高校都在追求SCI，做实验心理学容易出成果。川大有一个霍大同老师是做哲学心理学的，别的有没有就不知道了。本来我看中一个人，研究做得很好，我想要引进他，但因为他的研究和实验心理学是两个视野，所以我们把他材料送到实验心理学的专家那里去后，就被否掉了。于是学校认为这太差了，就引进不了。但其实不是他做得不好，而是两条思路之间的斗争。他所走的是我们所要的道路，但别的专家不认可。

其实现代社会非常需要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国家现在大概有1.5亿的心理疾病患者，他们都不是精神病，而是心理病——我觉得这个措辞的修改很好。而这么多患者中得到有效治疗的不到百分之十。所以进步的空间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