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在风中飘荡

卢梭在《爱弥儿》中以“人，到底何年何月才会只追求睿智？”抛出了轴心时代最核心的状诉。

在这一人类精神和文明的重大突破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孔子于暴力围困中仍“讲诵弦歌不衰”，庄周于树下化而为蝶；于“漫步的哲学”中缔造深邃思想的亚里士多德，赫拉克利特促使“哲学的理念第一次以它的思辨形式出现”；菩提树下，释迦摩尼参悟生死； …

难以言清轴心时代的先贤到底在追寻何物，但中世纪时，与希腊人文主义一脉相承的文艺复兴似是揭示了些许线索。但丁以《神曲》吹响自由的号角，但愚昧之人却将号角折断，将追求独立和自由之人流放；“人曲”《十日谈》难免被视为“恶曲”的悲剧，甚至薄伽丘的坟墓也横遭挖掘，听凭疯狗般的狂人的凌辱，他竟连和普通死者为伍的权利都已丧失。

随后，愚昧的黑暗之中，先进的思想家终意识到应以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把人们引向光明，自由，平等和民主得以宣传，专制主义，宗教愚昧和特权主义渐遭批判。但世人还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何谈生而自由？麻木的宗教狂热中，清醒的人们往往孤立无援。在那遏制言论自由的狭隘时代，可敢问:这里是我的心脏，可我的精神又该去往何处？

比及于此，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无疑更为可悲。从“众人皆醉我独醒”，却唯有投身汨罗江的屈原，到天纵奇才，却只能或持才傲物，或至察无徒，或无辜遭谗的文人墨客。封建礼教一点点蚕食着中国人对于自由与平等的诉求，消磨着这个民族的尊严和气节，今“中国人之诟病”也大都源于此。

千年后，中国脱离了封建主义社会，而从民国时期到现世，国人无非是从站在刑场边为同胞被杀而鼓掌称赞，到在国外留下种种“中国人之诟病”。

于是，在这无限循环的悲与哀之中，从轴心时代至今，思想深邃之人所追求之物得以显现—独立，自由，平等，民主。但世人愚昧的举止与麻木的内心终究是难以在这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被彻底震醒的。于是，思想家终还得去追寻另一个答案—人，到底何年何月才会只追求睿智？兴是“人类这一物种已老，可人始终还是幼稚”，追寻答案之人往往是孤独寂寞的。

从追求智慧，却被雅典法庭以腐蚀雅典青年思想等罪判以死刑的苏格拉底，到把人的尊严赋予黎民百姓，却至死仍遭敌人攻击的伏尔泰。

从拒绝明哲保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墨子，到不拘礼法，崇尚清静无为却遭世事排挤非难的竹林七贤。

从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国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的鲁迅，到以深邃的笔触划破国人那表面的肤浅与空洞的林语堂。

“身于尺寸之间，心游万仞之外。”理想主义者和思想家终是难以与浮躁的时代彻底调和的，心中所追寻之答案终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美好幻想。

以哲学为工具，追求“人治”之下的“理想国”的柏拉图，却因时人愚昧，美好的理想只成于美好的幻想。而终得退而求法治，“第二等好的”政治，却又在现实中碰壁，乌托邦式的 梦想终化为泡影。

托尔斯泰最伟大的作品不是《复活》，也不是《战争与和平》，而是在他垂垂老矣，离家出走时写给俄国沙皇的一封信—“我决定放弃我的爵位，我决定放弃我的土地，我决定让土地上所有的农奴恢复自由人的身份”。

自然给予人以眼睛—或如黑夜般深邃，或如碧海之辽阔，或如大地般深厚。可以眼去寻求光明的又有几人？当理想中的完美国度终与现实的空乏寥落之落差难以弥补之时，顾城终是走向了那难以挽回的境地。

如若真如林语堂所言"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程度"，那于蒙昧的黑暗中不断追寻答案，为世人点亮一盏前行之灯的人们，又是承受了何等的切肤之痛？

思想与精神才应是世人当薪火相传的财富，而绝非物质的累积。如若没有思想与精神，民，仍为愚民；国，终是弱国。人类文明几千年来无数思想家与先贤付诸生命所积淀下来的思想与精神，何时才能得以将世人于蒙昧中震醒，不再酣睡。

当我们作为“下一代人在鼓掌”之时，多思上一代人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我们该如何去继承与发扬其中的优秀文化和思想。当我们作为“一代人如帷幕落下”之时，多思我们给下一代人留下了什么。

”心之何如，有似万丈迷津，遥亘万里，其中并无舟子可以渡人，除了自渡，他人爱莫能助。“

千百年后的今日，惟愿世人终已不再愚昧，而我们也能得以在跌跌撞撞中替轴心时代的先贤们找到最完美的答案，切勿让其再于风中飘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