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要想清楚。想清楚，内心才足够坚固。
成大事者也纠结
你想成为一个成大事者吗？那一定要想清楚这个丘吉尔、罗斯福以及若干领导人都面临过的问题。
1944年，纳粹德国的V型飞弹（俗称小飞虫）让英国人极其恐惧，英国想出了一项天才般的计划：如果能成功欺骗德国人，让他们相信“小飞虫”都击中了目标——或者最好是让他们相信“小飞虫”都落在了城市北部而没有击中目标——这样一来，德国人就不会调整飞弹的弹道，或者有可能调整弹道让飞弹落在更加偏南的位置（人口不如北方密集），许多人就会因此得救。
这个方法貌似很好，但安全大臣赫伯特·莫里森和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就此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丘吉尔认为可行，可是，莫里森不这样看，何况他自己就出生在南部地区。如此一来，政客不就是在“扮演上帝”，决定人的生死了吗？伦敦南部的居民总有一天会知道自己被利用了，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再说珍珠港事件，一直有争议，就是罗斯福知道日本人要偷袭珍珠港而不顾，还是真不知道？因为，美国建国后一向奉行孤立主义，在一战是否出兵问题上就纠结了很久，二战出兵吗？群众意愿不强，那就得有一个催化剂。这样看，日军偷袭珍珠港就是送给罗斯福的大礼包。如此一来，珍珠港那些死亡的人，又算什么？
不仅二战，随时，领导人们都会面临类似问题，如果你是某国总统，你知道国内头号恐怖分子就在某地，立即空袭一定能置他于死地，可是也一定会伤害平民；如果不立即空袭，再击毙恐怖分子就难了。前年有部佳作《天空之眼》就是类似情节。
怎么办？到底怎么办？
电车难题
其实，以上问题，都是哲学上经典的“电车难题”的变种，最早由菲利帕.福特提出。半个世纪以来，人们依旧为此纠结，甚至还发展出了一个“电车学”的哲学分支。
先设想两个场景。
第一个场景：你站在一条铁路旁，有五个人被绑在铁轨上，一辆刹车失灵的电车高速驶来，你的手边有一个开关，扳动开关就可以让电车开进另一条岔道。但另一条岔道上也绑着一个人，那个人将会因此而送命。你必须迅速作出决定：要不要扳动开关？BBC曾做过大规模的在线调查，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扳动开关，五个人获救，那一个人要面临死亡。
第二个场景：还是一辆刹车失灵的电车，朝着绑在铁轨上的五个人驶去，你站在铁轨上方的天桥上，旁边有一个体型壮硕的“胖子”，只要你把他推下天桥，电车撞上他就能停下来，铁轨上的五个人就能获救。调查发现，这一次，有90%的人选择不去推胖子。
看似结果都一样，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区别在于，在岔道情境中，牺牲五个或一个是二选一的关系，五个人的生存并不以牺牲一个人为直接前提。但在胖子情境中，如果五个人要获救，必须要牺牲掉胖子。
在岔道情境里，岔道上的一个人本身就在事故之内，而胖子情形中，桥上看风景的胖子本置身事外，是你把危险带给了他。
展开讲，就需要提及两个理论了：
1.双重结果原则
双重结果原则是指一个行为产生了两种结果：一个好结果，一个坏结果，好的结果是行为人所希望的，而坏的结果是之前预见到，但行为人并不希望发生的。也就是说，当一个行为产生了比较大的正面效应时，可以允许较小的负面效应，但是它必须满足四个条件：
第一，行为的本质必须是善意的，至少应是道德中立的。如果他的出发点就是恶意的，那么这个行为一定不道德，不能容忍。
第二，行为人想要的是好的结果，坏的结果之前已经想到了，但并不是故意的。就是说一种行为必须是为了实现好的结果，同时，不能把可能出现的坏结果作为实现好结果的一种手段去加以实施。
第三，这种行为必须具有充足的理由，也就是说坏的结果无法避免。
第四，两个结果对比来看，所产生的善一定要大于恶。
用双重结果原则来解释第一个岔道场景的话，就有这样的逻辑推论：扳动开关产生了一好一坏两个后果，好的结果是救了五个人，坏的结果是一个人死了，这是可以想到但并非故意的，杀了那个人对决策者而言没有任何好处，他只想拐到另一个岔道上，所以扳动开关的行为可以被容忍。
而在第二个胖子情景中，救五个人当然是出于善意，但是直接动手把胖子推下桥，就是通过直接的杀人来救人，这种故意作恶的行为就无法被容忍。
2.功利主义原则
道德容忍度的另一个原则是功利主义原则，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就是对错的标准”。不管哪种情景，只要一个人死，五个人活，这个行为就是善的，可以被容忍。
然而，用数量的多少来衡量道德善恶是有问题的，它号称让多数人幸福，却对少数人“施暴”，看上去它解决了某些难题，但是却制造了更多新的难题。
你更赞同哪一个原则？
心理学、神经科学等学科的进入
“电车难题”最好玩的是延伸开来无数的思想实验，哲学家们修改电车情景中的某些变量，测试人的直觉反应，从中寻找差别来归纳道德法则。比如，向实验参与者介绍电车场景时，采用不同的措辞，或者改变介绍的顺序，或者将列车的岔道改成转盘，再或者给铁轨上绑着的人赋予不同的身份……每一次变化，实验参与者的反应都会有所不同。哲学家们很难从中总结出一个关于道德直觉的通用准则。
此时，心理学、神经科学等领域科学家来了。先看瞠目结舌的实验：
心理学家乔纳森·海德最有名的虚构案例
朱莉和马克是亲兄妹，大学暑假时在法国旅行。一天晚上，海边的小木屋中只有他们两人。他们觉得，如果他们尝试做爱肯定会很有趣，至少对各自都是一种新体验。朱莉已经服用了避孕药，但为了确保安全，马克还是用了安全套。他们都很享受做爱，但他们决定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他们把共度的一晚作为特别的秘密，作为一件让他们感觉更亲密的事情。
如果你不觉得朱莉和马克的性行为很恶心，那么至少你属于极少数人。海德发现，几乎他问到的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认为这对兄妹的行为应该受到道德谴责。当他继续问人们为何觉得这种行为是错的时，实验参与者会努力地想解释他们的感觉。因此，他们会先说这是因为担心由性行为产生的后代可能会有遗传缺陷。海德提醒他们，这两兄妹已经采取了两种避孕措施，根本不会有意外发生。或者他们可能会担忧由此事产生的长期的心理影响，而忘记了对朱莉和马克而言，这种经历是完全积极的。
在这个例子中，没有人受到伤害，但人们仍旧觉得发生了一件不道德的事，然而却没人能准确指出它为什么不对。他们困惑而沮丧地无言以对。他们评论道：“那个，我打心底就知道它是错的。”海德给这种感觉起了个名字：“道德无语”。
裂脑人菲尼亚斯·盖奇的真实案例
盖奇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建筑工头，一起爆炸事故使得一根铁棍从他腮部穿入，经过大脑前部从头顶穿出。盖奇没有死亡，几个月之后，他看起来在身体方面已经完全康复了。他的四肢能自由活动，他也有视觉、触觉，还能说话。不过之后发生的事把他从医学奇迹变成了学术事例研究的对象。
尽管他身体大部分能像以前一样运转，但很明显他的性格发生了改变——变坏了。他之前负责而又自律，但现在他冲动、喜怒无常而且不可靠。尽管很难将事实和传闻区分开，但一项报告称，他的语言变得非常粗俗，因此女性被建议不要与他交谈。
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称，盖奇有意识，但没有感觉。
另一个神经科学家格林受到启发，意识到，感觉和想法是不同的。
格林开始给面对电车问题的实验参与者进行脑部扫描，扫描仪会挑选出在相应的大脑活动中产生的异常。原来，遇到胖子困境时和面临是否用你的双手杀死他的选择时，位于眼睛后方、被认为对控制诸如同情之类的感觉至关重要的大脑组织(杏仁核、后扣带回皮质、内侧前额叶皮质)开始超速运转。推胖子的想法“触发了大脑中感情的警报，让你说‘不行，那是错的’”。
没有那个虚拟的警报，我们会默认使用功利主义的算式。
大脑中负责计算的部位(背外侧前额叶皮质和顶下小页)计算多种多样的成本与收益，不仅是道德的成本与收益。
格林认为，当人们思考是否该杀死胖子时通常出现的情感退缩主要包含两个原因。一是“靠近和个人”效果，推这个动作的肢体性特质，也就是用一个人的肌肉对另一个人施加直接影响，让我们退缩。二是我们更不愿意故意伤害他人，特别是当这样做是实现既定目标的手段，而不仅仅是一种副作用时。
这两个原因——身体接触和伤害的意图——“各自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当你把它们组合起来，它们就会产生比各自单独的效果简单加和要大得多的效果。这就像药物相互作用，如果你服用了甲药物，你没事，如果你服用了乙药物，你也没事，但一起服用的话，嘭！”推胖子的动作将身体接触和伤害的意愿相结合，就产生了这种感性上的“嘭”。
2000年一起好色成性的性骚扰案例
一位中年美国男子有过多年的幸福婚姻生活，从未显示出异常的性癖好。几乎在一夜之间，他养成了对嫖妓和儿童色情的兴趣。他的妻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当他接近他的继女时，他的妻子向有关部门报了案。她的丈夫被认定犯有儿童猥亵罪并被判接受心理康复治疗。但这丝毫没有阻止他，他继续在接受康复治疗的地方骚扰妇女。似乎他注定要有牢狱之灾了。有段时间他被头痛困扰，而且越来越严重。就在对他宣判的几个小时前，他被送往医院，医生在检查脑部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肿瘤。而肿瘤被切除后，他的行为恢复了正常。这本该是故事的结局，但六个月后他十分不当的行为又开始作祟。这个人又去看医生，结果是第一次手术中被忽略的一部分肿瘤现在扩散了。第二次手术获得了圆满成功，立即根除了病人的异常性癖好。这个人因此而避免了牢狱之灾。
书中还有不少有趣的例子，比如怎样提高婚姻忠诚度？研究发现，人们对伴侣的忠诚度，跟体内的催产素分泌有关，如果夫妻两人同时吸入催产素，他们对彼此会更加忠诚，关系会更和谐。
可见，不管是源于躯体的感性，还是出自后天习得的理性，任何过分高估理性和感性的做法都不足取，每个人，大脑都在进行一场真实的拔河比赛，两边分别是理性和感性。
胖子情景的困境展现了义务伦理学和实用主义伦理学之间的激烈冲突，构成了一道纠结的哲学谜题，若干哲学家和科学家致力于搞清楚：人的道德判断有法则吗？是非对错有标准吗？这其实也是关于我们如何对待他人和进行生活的关键问题。
哲学家认为，多数人没有功利主义本能(正如功利主义者自己所承认的)。他们认为温斯顿·丘吉尔使用居民作为牺牲品的做法是错的，即使他的目标是拯救其他人的生命。如果他强迫或者引诱人们进入纳粹威胁的范围，那么他也是错的，哪怕是为了救人。但另一方面，他支持误导计划以将“小飞虫”转到伦敦南部却无疑是对的。
至于科学家怎么看，恰好，我还知道一些最新神经科学研究成果，感性的一端比我们想象中强大得多，而理性只不过扮演了一个新闻发言人的角色，也就是人是被感性驱动先干一件事，理性再来自圆其说，说服自己，说服别人。
由于不在本书范围内，点到即止。我们下次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