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海陆丰农运领袖）

彭湃

彭湃是海陆丰农运领袖，也是贵党早期重视与组织农运的干部，《剑桥中华民国史》对彭湃组织海陆丰农运的历史，记载详尽，是审视20世纪农运的佳作。

《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海陆丰农运初期，农民普遍对“阶级斗争”这种新事物心存恐惧，彭湃走家串户进行动员，但是效果很不理想。

彭湃的办法，不是简单的、纯理论的说教，而是建立农会，彭湃让农会先为农民提供各种免费服务比如治病救人，农民不知不觉中被聚集起来。

聚集起来的农民，彭湃开始进行暴力思想的灌输，原本彪悍好斗的海陆丰贫苦农民，逐渐意识到，农会可以提供一些免费服务，但是要获得更大利益，就必须在农会的支持下，以“阶级斗争”的暴力方式，夺取地主富农的土地与财产。

彭湃的农运思想，是以“暴力”捆绑农民，“投名状”的方式，最先被彭湃引进到海陆丰的农运。彭湃对参加农运的贫苦农民的最基本要求是：必须杀人。海陆丰不断制造各种骇人听闻的暴行，也成为大批逃港的地区。

贫苦农民一旦杀人，就没有再回过头重新当良民的机会，而杀人者与被杀者因此形成仇恨与相互报复的心理后，理论上的“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就从此成为现实。

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运，是国民革命时期广东地区最著名的农运。农民运动虽然是国共两党执行孙文“三大政策”的体现，但是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认为：北伐时在敌人内部开展农运，可以起到配合与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的作用，但是政府（国民政府）成立后如果还继续开展农运，就是反抗政府的行为。

彭湃在海陆丰开展的农运，由于广东是广州国民政府的所在地，也是北伐的后方基地。因此，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运，看起来并不是“在敌人内部开展农运”。

农运的合理性，必须基于贫富差距过大，以致形成阶层分化与对立之前提下。但是这种前提对应的社会形态，是强大的“地主阶级”V弱小的“农民阶级”，最典型的例子，大致类似于东汉末的地方豪强社会，或魏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社会。

阶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冲突在于，本来最符合“地主阶级”代表资格的袁绍家族或谢安家族，事实上却绝对不可能被代表其“阶级敌人”的“农民阶级”打倒，因为一方面他们太强大，导致双方实力对比过于悬殊（无法打倒）；另一方面他们是所在地的“人民利益代言人”，充当地方保护伞与地方凝结核（不想打倒）。

阶级革命得以推进与实现，实际上恰恰不在于阶级斗争的阶层对立与分化已经形成，而在于并未形成。只有在阶层的差别不太大，造成力量的差距也不大的情况下，才能通过人为的煽动与组织，制造出“阶级斗争”的画面。彭湃的海陆丰农运就是这种情况，其他地区的农运也大致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