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三引三回”莫成短视行为

文/边圣博

当下，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时期，并呈新动能未起、旧动能快速消退之势。各地在落实推动供给侧改革、优化产业结构时，正面临另一结构性难题——人口。据经济学界预测，2019年起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将结束，国家将面临适龄劳力不足、人口结构老化等问题。于国家而言，未富先老将严重制约各项社会改革的推进，加重财政负担，影响经济活力。对地方来说，“人荒”将制约产业发展和升级，恶化社会环境和经济生态，并导致年轻人口流失，造成恶性循环。

因此，各地纷纷未雨绸缪，赶在“红利大限”来临前抓紧抢人。深圳、杭州、西安、武汉、成都等地近期相继出台政策，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甚至出现西安“现象级”的抢人举措。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番抢人大战中，几大热门二线城市纷纷大降门槛，并未过分强调引进“高端人才”。与其说是引“人才”，不如说更是在引“人口”。

经济学认为，只有人能产生剩余价值，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计划生育时代国家对人口问题的认知与其说是矫枉过正，不如说是对宏观经济学的认识不够成熟深入。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以极为惊人的速度崛起，快速走过许多国家上百年走过的路，有了自身实践，同时又有大量前人经验教训可供借鉴，对经济问题的理解程度，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当下中国经济仍充斥着凯恩斯主义的影子，但产业内生的发展需要、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经济历史性和周期性的影响、日益严峻的国际环境都倒逼中国进行经济改革。

当前，中国的经济改革已驶入深水区。供给侧改革解决的是产能问题，是经济传导滞后性造成的资源浪费和效益低下问题，这主要集中体现在投资和出口两架马车上。在消费领域，则强调创新拉动和产业升级。无论从市场存量还是增量上看，人口规模都是一切发展的最基本要素。产业升级和创新需要人才，但牵引、推动它们的市场更需要人口来支撑。而且社会结构和分工决定了，一个健康、可持续的社会，一定要保持人口的多样性。也就是说不但要有科学家、金融家、工程师这样的高端人才，还要有运营、办公室文员、设计员这样的普通白领和更多快递员、餐饮店员、维修工人这样的基础行业从业者。

只有人口基数足够大，才能产生足够的动能、拥有足够大的市场和经济内循环体系，才能更好地向外拓展。因此，在人口红利行将结束的今天，除非超出城市人口承载限制，各地都应加快建立完善人口引入机制，为城市发展供血、造血。单有红细胞或白细胞的血，是不足以维持生命的。泰山不辞抔土，大海不涓细流，西安等地的引人措施，正适得其时、适得其法。

反观沈阳，其实早在2016年，当地政府就已经陆续出台文件着手引进人才，不可谓不早。无论是“三引三回”政策，还是近来组团前往全国各地揽人，都足可见沈阳对人才的迫切需求和邀请诚意。东北经济之疲久矣，渴盼翻身切矣。但招人要得法，欲致鱼者先通水，欲致鸟者先树林，水深而鱼聚，木茂而鸟集。城市要引人，首先得自强。而即便抛开改善营商环境、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不论，单就引人工作来说，沈阳当下的具体举措也有待商榷。

目前沈阳的引人焦点，主要还是集中在“高端人才”层面。引进“百千万人才计划”专家、提供税收减免返利、提供住房贷款和高额薪酬……这些让沈阳自认颇有诚意和力度的示好，实际上覆盖到的只是少数人，而对那些于一个城市来说相当于血液、沃土的大批普通年轻人来说，大家并未感受到太大的政策倾斜，无论是当下的城市环境还是对城市政策的未来预期，沈阳与一些热门二线城市相比并无优势。当下的大力招引，难免沦为一场自我感动的自说自唱。

当人口成为稀缺资源时，各地更是得人口者得发展。此时还挑三拣四，是自绝于未来。这点还需沈阳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