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读书札记(二)中国古代的书法教育&阅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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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的书法教育

1.先秦

先秦蒙学教育中习字为重要内容。出土文物可考有原始软笔写的夏代文字。殷墟甲骨文有刀刻,亦有软笔写成。且发现了练字骨片。

2.秦

秦统一后,也统一改革文字。整理文字采用固定偏旁写法,确定偏旁位置,废除异体异构,统一书写笔画,产生了小篆。但隶书书写较小篆更为方便。故蒙学书写 有小篆和隶书两种,且开始使用毛笔。并确定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有序章法,笔法讲究等,影响了后世中国书法艺术及教育。

3.魏晋南北朝

汉隶定型了方块汉字的基本形态。隶书发展成熟孕育了真书(楷书),行草书也在隶书产生时萌芽。魏晋二百年间真书、行书、草书定型,且出大家“钟王”、“二王”。书写成为学童主要作业,请书法好的人写成范本,再让学童临写。

二、中国古代的阅读教育

1.古代语文教育的一个突出特点:阅读教育具有语言与文字、文章的综合形态,其标志是“四书”“五经”。

2.教材按照学生年龄、心理和知识增长发展规律,亦依据人生社会追求。

“韵语启蒙——选本拓宽——专书提升”

韵语启蒙读三百千等

选本拓宽读《昭明文选》《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

专书提升读四书五经、《诸子集成》、《东莱博义》经史子集类专书。

3.蒙学阶段的阅读教育

以阅读为纽带,完成文字认读,思想教育,知识教育。

文字认读:三百千

思想教育:《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职》等

知识教育:《史学提要》《名物蒙求》

阅读诗文:《千家诗》

阅读散文:《书言故事》《日记故事》

读写训练:使用“文章选注”和“评点”本,并做“属对”训练。

教学方法著作:清·崔学古《幼训》《少学》《学海津梁》,王筠《教童子法》

4.大学阶段的阅读教学

孔子私学,学诗书礼乐易春秋。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诗书礼易春秋被称为五经,为学校阅读教育主要内容。

隋朝科举后,除读经外,注重习字和诗赋文章。

北宋书院兴起,有著名学者讲学,学生自学等方式。

元代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对后世书院影响甚大。

清代张之洞办广雅书院,课程分为经、史、理、文四科,学生自由选择。

(Esther按:阅读教育在整个古代教育中占主要地位,这与基督教古典教育一样,抓住了古典教育的核心:阅读,培养阅读能力,阅读方法,学习甄别阅读书目,成为终身阅读和学习的人。)

5.古代阅读教育理论

唐彪《读书作文法》《父子善诱法》

《父子善诱法》中介绍各种教法常规,亦有童子入学后的各种教法,如认字法、书法、温书法、讹别改正法、读注法、背书法、学字法、讲书法、读古文法、读课文法、改文法等。

关于阅读,他说要解决“博”与“约”的问题。“学者读文,不可专趋一体,必清浓虚实,长短奇平并取。”他认为,读书要广,不能只读四书五经。“故知天下之事理,识古今之典故,欲作经世名文,欲为国家建大功业”则诸子,诸语录,典制志记,九流杂技等书都要涉猎。然而,又指出“读”贵约,“阅”宜博。这样,读熟,能作文,阅博,则作文能取材。

(Esther按:抛开唐彪所说读书的目的之二为作经世名文,为国家建大功业等不谈。基督教古典教育正是博雅教育,强调阅读的博雅、芜杂性。在唐彪所说的读和阅的关系中,读是精读,强调精,阅是泛读,强调广博。这一点与古典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古典教育强调在让学生学习一个知识点时,要让学生学到精通才进入下一个知识点。而在阅读方面,则要广博阅读。因此语文课上学精通,文学课上好好阅读,放学回家后养成每天阅读的习惯是必要的,成为终身学习的工具。

至于所读内容,古典教育强调阅读经典,阅读伟大的著作,参与伟大对话。换句话说:多读死人的书,少读活人的书。因为死人的书,已经经过时间的检验成为经典,是经过了多次试错后留下的。而活人的书,今天排在畅销书榜首的,几年之后可能已经少有人提了,不一定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试错也成为问题,当我们阅读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成为小白鼠,那个试错的人。当然,当代也有一些值得阅读的作品,我们可以选择性的阅读。

阅读经典也有利于审视我们的现代视角,正如CS·路易斯所言:“读完一本新书后,先读一本老书,这个规则很好。如果对你来说,这样做难度太大,就每读三本新书时至少读上一本老书。每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世界观。瞥见一些真理,这是人之所幸;但犯下某些错误,这也是人之常情。因此我们都需要读一些书,帮助我们纠正在这个时代我们特别容易犯下的错误。而这些书就是一些老书。”——CS·路易斯《论阅读老书》“On the Reading of Old Books”)

6.古代文学教育的特点

隋唐以前,文学教育受到重视。孔门四科,包括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孔子用《诗经》做教材,要求学生熟读背诵,并应用于日常生活。

(Esther按:1.从孔门四科可以略微窥见一些先秦私学的教育内容:首先仍然不是纯粹的知识,而是德行。孔子是周礼的推崇者,因此德行部分,定受周礼影响。教育,首先是育一个合乎周礼有德行的人。2.孔门四科中的言语和政事,想必会涉及逻辑和修辞的范畴。而古典教育在经过文法阶段后,学生的主要学习内容是逻辑,再是修辞。3.孔子用《诗经》做教材,首先是熟读背诵,这与古典教育在文法阶段(幼儿园到小学阶段)要求学生熟读背诵一些有韵律的文字内容相通。“不学诗,无以言”,《诗经》作为官方对话通用材料,亦或外交辞令,在当时学诗是以致用的。换句话说,孔子整理《诗经》,编成教材,教学生学习,而学习之后是可以使用的。)

唐宋科举之后,写诗作文成为文人士大夫的基本功。

明清时衍为八股,此时与文学教育相去甚远。

古代文学教育的三个特点

(1)教育目标:“学而优则仕”,培养人才,具有政治性指向及伦理性指向。因此文学教育从属于伦理教育,重视人格养成,强调“立人”。(2)教育内容:传授丰富的人文知识,内涵包容,外延宽泛。

教育内容以社会典章制度和古代文化知识为主,少有自然科学和生产知识的内容。注重人伦关系,德育成为主要内容。

从先秦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标志的官学,到后来的四书五经,都有丰富的人文知识,而文学教育与经学、史学、哲学、伦理学融为一体,难以分辨。

内涵不是纯粹的“文学”,包含很多“非文学”因素。外延不限于文学读本,而广泛涉猎各种文献典籍。

除四书五经外相对纯粹的文学内容:

第一,三百千等蒙学教材。

第二,以《文选》《文章正宗》《唐宋八大家文钞》《古文类辞纂》《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文学总集作为阅读和写作的范本。

第三,以各种诗法、诗格、韵书、词谱、曲谱等工具书等作为文学写作知识的辅助读物。

(3)教育方法:教法灵活多样,强调学习者自主性。

教学活动的重心不在教师对课程或知识的系统讲授,而在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的教学,集中于启发、释疑、析难、点睛、规劝、督促、评估等,使得整个教育活动生动活泼,富有生气。不仅学校教育如此,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更是如此。

文学教育重视诵读,感知领悟。诵读是古人学习诗文经典的主要方法。古人要求从童蒙时学习诗文经典,就必须烂熟成诵,在诵读中玩味思索作品内涵,感受文学审美。

(Esther按:诵读亦是古典教育中乐教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透过诵读、吟唱一些有韵律的文字内容,在学生记忆里非常好的幼儿及小学阶段背诵、记忆一些内容。含义可以不求甚解,先强调记诵和存储。当这些内容存储在孩子里面之后,他日待蒙童长大,他便能跳过文字字面阶段,进入体悟含义阶段。倘若蒙童曾经并无记诵过这些文字,待他长大之后,当他面对这一文字作品时,他的起点是0,需要从字面进入。

我的好友,诗词大会的命题专家方笑一教授曾经说起他小时候,父亲方智范教授教他背古诗的情形。在他小的时候,他的父亲教他背杜甫的《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他的父亲在给他读完了一遍诗歌后,解释了一遍诗歌的意思。但是作为小孩子的他记住的意思并不多,大概有个印象,知道《蜀相》讲诸葛亮好可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说的是杜甫 好开心。其它的,是一些零碎的东西,比如诸葛亮的祠堂有柏树、有黄鹂鸟,诸葛亮是个老臣,仗没打赢就死了。杜甫的老婆容易发愁,“青春”不是年轻的意思,而是指春天,还有最后两句有好多地名。这些东西像碎片一样散在他的脑子里,但是印象很深。到他上大学读中文系后,读到杜甫的这两首诗,在他脑海里尘封的碎片突然被激活,诗句脱口而出,柏树、黄鹂鸟、青春、巫峡、襄阳,全都不成问题了,全都能理解了。他的注意力就转到另外一些问题上,比如“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为什么杜甫要说“自春色,空好音”呢,觉得有些不太对劲。这些问题,在他蒙童时期,父亲教他背诗的时候,他没有想到,可是等到他长大之后,才意识到这诗句的好就在“自春色,空好音”上。这写的是寂寞,武侯祠的景色很美,但空空的无人观赏,是武侯祠的寂寞,也是诸葛亮的寂寞,也是属于诗人杜甫的寂寞。

正因为他在小时候背熟了这些诗,他长大后就能迅速地越过字面 和知识性的内容,去体会某些词语的文学意味和诗人的深刻用心。这样理解古诗不是更快也更深透吗?

因此,他说,小孩子背古诗背得越熟,长大了也会更能深刻地体会诗的含义。正因为已经过了背诵一关,才会更加留意那些靠背诵不能解决的问题,靠背诵无法理解的诗意。

犹太人的教育同样是古典教育,他们让孩子熟读背诵摩西五经、《塔木德》等,同样是如此,当他过了背诵一关,待他长大后,才能更深刻地去理解经文中的含义。并且是将神的话“系在颈项上,刻在心版上”。

要之,古典教育中,背诵经文、诗歌、韵文、歌谣极为重要。)

(4)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上,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强调对话交流,互相启发。老师与学生常会有问对应答或辩论考校,多向交流,互相启发。这从《论语》或谢安、朱熹等人的话语中可看到很多。

(Esther按:问答式教育同样是古典教育中非常重要,且非常古老的一种形式。中国古代上已述之,西方古代亦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采用问答式的方法和形式来教学。今天我们仍然可以透过《要理问答》这样的文字看到这一古老的教学方式。同时,在采用问答这类双向交流,互相启发的教学形式中,不可避免会出现辩论、争论,这便与古典教育的逻辑和修辞阶段的学习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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