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辛斯基的警告
卡辛斯基的警告
作者：阮一峰
1、
1978年5月25日，美国西北大学的工程教授巴克利·克利斯（Buckley Crist），收到了邮政局退回的一个包裹。
这个包裹寄往芝加哥大学，但是收件人“查无此人”。克利斯教授不记得寄过它，可是发件人却写着自己的名字。他叫来了学校的保安。保安打开了包裹，里面是一颗炸弹，立刻爆炸了。保安身受重伤。
此后的18年，这样的案件一再发生。凶手一共寄出了16枚邮件炸弹，共炸死3人，炸伤23人。袭击对象主要是大学的理工科教授，所以凶手被称为“大学炸弹客”（Unabomber）。
FBI 想尽办法要抓住凶手。十几年的调查中，动用了500名特工，误抓了200多名嫌疑犯，查访上万民众，接了2万多通检举电话，花费500万美元，但是一无所获。凶手非常小心，没有留下任何线索。这个案件成了 FBI 历史上最昂贵的调查之一。
2、
1995年4月，凶手又一次作案，一次性寄出了四样东西：两个邮件炸弹，炸死了加州林业协会的总裁吉卜特·莫里，炸断了耶鲁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大卫·加勒特的几根手指；一封警告信，警告199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遗传学家理查·罗伯特和菲利普·夏普，要求他们立刻停止基因研究；一篇发给《纽约时报》的长达3.5万字的文章，承诺如果美国主流媒体一字不改地全文刊登，他就将永久停止炸弹袭击。
FBI 局长和美国司法部长最终同意刊登这篇文章。1995年9月19日，它发表在当天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上，题目叫做《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Industrial Society and Its Future）。
读者惊讶地发现，这居然是一篇充满思辨的哲学论文，作者明显受过学术训练。论文声称，工业革命带来的是人类的灾难，技术使人类丧失自由，最终将导致社会的动荡甚至毁灭，人们应该摧毁现代工业体系。这就是凶手为什么袭击大学教授的原因，因为他们推动了技术的发展。
更让人吃惊的是，这篇论文很有说服力。许多人开始认真思考作者的观点，主流的知识分子杂志（比如《大西洋》、《纽约人》）专文讨论它。那位被炸断手指的耶鲁大学教授大卫·加勒特承认，文章的推断不无道理，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的未来，也许真的险恶重重。Java 语言的发明人计算机学家 Bill Joy 则说，他对文章预言的未来深感困扰。艺术家更是深受影响， 后来的许多小说和电影（比如《黑客帝国》），都能看到这篇论文的影子。
3、
论文发表以后，FBI 收到一条线索：有人举报，该文的写作风格和论点，很像出自他的弟弟泰德·卡辛斯基（Ted Kaczynski）之手。
1996年4月3日，卡辛斯基在蒙大拿州被逮捕，他住在远离人群的荒野之中，自己搭建了一个小木屋，里面堆满了炸弹原料。至此，邮包炸弹案宣告破案。
卡辛斯基的人生很不寻常。他生于1942年，从小就具有超人的数学天才， 16岁被哈佛大学数学系录取。
1962年进入密歇根大学攻读数学博士，只用了几个月就拿到了博士学位。指导教授说他的博士论文十分深奥，全美只有十几个人能看懂。25岁时，他被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聘为助理教授，是该校史上最年轻的教授。
卡辛斯基在柏克莱只待了不到2年，就辞职了，没有任何理由。他从此脱离学术界，过上了离群索居的生活，1971年，在父母的资助下，他在蒙大拿州一个偏僻的山区盖了一间小木屋，搬到那里去住了。屋子里没有电灯、电话、自来水。平日里他吃自己种的菜、猎捕的食物，晚上点蜡烛看书，砍柴做饭取暖。1978年，他在那里寄出了第一个邮件炸弹，攻击目标是在图书馆里面随机选择的。
被捕后，卡辛斯基拒绝了律师为其辩护。1998年，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保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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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这篇论文值得细细阅读，它对人类现状和未来的分析描述，是非常震撼的。
关于人类的现状，作者的第一句话就是：“工业文明带给人类的是极大的灾难。”
“工业文明极大地增加了发达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但也破坏了社会的稳定性，令生活空虚无谓，剥夺了人类的尊严，导致了心理疾病的扩散，还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界。”
新技术的最大问题，就是剥夺人类的自由。“自由与技术进步不相容，技术越进步，自由越后退。”
“新技术改变社会，最后人们会发现，自己将被强制去使用它。比如，自从有了汽车，城市的布局发生了很大改变，大多数人的住宅已经不在工作场所、购物区和娱乐区的步行距离之内，他们不得不依赖汽车。人们不再拥有不使用新技术的自由了。”
一项新技术诞生后，不太可能被拒绝使用，因为“每一项新技术单独考虑都是可取的”，然后人类就会依赖它。
”电力、下水道、无线电话……一个人怎么能反对这些东西呢？怎么能反对数不清的技术进步呢？所有的新技术汇总到一起，就创造出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普通人的命运不再掌握在他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政客、公司主管、技术人员和官僚手中。以遗传工程为例。很少人会反对消灭某种遗传病的基因技术，但是大量的基因修改，会使人变成一种人工设计制造的产品，而不是自然的创造物。“
设想一下，如果基因技术变得成熟和普及，那么政府将不得不管制这种技术，因为万一被滥用，后果不堪设想。这样的话，个人就没有选择，只能接受政府管制，其程度将是前所未有，因为政府将可以管到你的基因结构。
工业社会要想正常运作，必须遵循一整套严格的规则，这导致”现代人都被一张规则之网所笼罩，在所有重要方面，个人的行为都必须服从这些规则。“这导致所有人在本质上都高度类似。
“今天，在技术发达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十分相像。芝加哥的一个基督教银行职员，东京的一个佛教银行职员，莫斯科的一个共产党银行职员，他们彼此之间的日常生活十分相像，而他们的生活与1000年以前人们的生活却非常不同。这就是技术进步的结果……”
最终，“技术完全控制地球上的一切，人类自由基本上将不复存在，因为个人无法对抗用超级技术武装起来的大型组织。只有极少数人握有真正的权力，但甚至就连他们的自由也是十分有限的，因为他们的行为也是受到管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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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类的未来，卡辛斯基假设 “计算机科学家成功地开发出了智能机器，这些机器无论做什么事都比人类强。在这种情况下，大概所有工作都会由巨大的、高度组织化的机器系统去做，而不再需要任何人类的努力。”
这时可能会有两种情况发生。“一种是允许机器在没有人类监督的情况下，自已做出所有的决策，另一种是人类保留对于机器的控制。”
”如果我们允许机器自己做出所有的决策，人类的命运那时就全凭机器发落了。人们也许会反驳，人类决不会愚蠢到把全部权力都交给机器。但我们既不是说人类会有意将权力交给机器，也不是说机器会存心夺权。我们实际上说的是，人类可能会轻易地让自己沦落到一个完全依赖机器的位置，沦落到不能做出任何实际选择，只能接受机器的所有决策的地步。随着社会及其面临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机器变得越来越聪明，人们会让机器替他们做更多的决策。仅仅是因为机器做出的决策会比人的决策带来更好的结果。最后，维持体系运行所必需的决策已变得如此之复杂。以至于人类已无能力明智地进行决策。在这一阶段，机器实质上已处于控制地位。人们已不能把机器关上，因为我们已如此地依赖于机器，关上它们就等于是自杀。”
就算人们想尽办法，保留对机器的控制权，结果也会很糟。
“另一方面，也可能人类还能保持对机器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也许可以控制自己的私人机器，如他的汽车或计算机，但对于大型机器系统的控制权将落入一小群精英之手——就像今天一样。由于技术的改进，精英对于大众的控制能力将会极大提高，因为人不再必需工作，大众就成为了多余的人，成为了体系的无用负担。如果精英集团失去了怜悯心，他们完全可以决定灭绝人类大众。如果他们有些人情味，他们也可以使用宣传或其他心理学或生物学技术降低出生率，直至人类大众自行消亡，让这个世界由精英们独占。”
“或者，如果精英集团是由软心肠的自由派人士组成的，他们将注意保证每个人的生理需求都得到满足，每一个孩子都在心理十分健康的条件下被抚养成人，每一个人都有一项有益于健康的癖好来打发日子，每一个可能会变得不满的人都会接受治疗以治愈其‘疾病’。当然，生活是如此没有目的，以致于人们都不得不经过生物学的或心理学的改造，以去除他们的权力欲，或使他们的权力欲‘升华’为无害的癖好。这些经过改造的人们也许能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生活得平和愉快，但他们决不会自由。他们将被贬低到家畜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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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说，如果前面的假设不成立，人工智能没有取得成功，人的工作还是必要的，但是“即使这种情况，机器也将承担越来越多的简单工作，而低能力的工人将越来越过剩（正如我们所见，这种事已经发生了。许多人很难或根本找不到工作，因为他们由于智力或心理原因，而不能达到体系所需要的训练水平）。”
“对于那些找到工作的人，就业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他们将需要越来越多的训练，越来越强的能力，他们将不得不越来越可靠、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驯服，因为他们将越来越像巨型有机体的细胞。他们的任务将越来越专门化，因而他们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也将越来越脱离真实世界，仅集中于现实的一块小碎片。体系将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心理学或生物学手段来设计制造人类，使之驯顺，使之具有体系要求的能力。”
机器接管了大部分具有真正重要性的工作以后，留给人类的（或者说普通人有能力从事的）都是一些相对不那么重要的工作。
“例如有人建议，大力发展服务业可以给人类提供工作机会。这样人们就可以把时间花在互相擦皮鞋上面，可以用出租车带着彼此到处瞎转，互相为对方做手工艺品，互相给对方端盘子等等。人类如果最终以这样的方式结局，那对于我们来说也实在是太可怜了，而且我们怀疑有多少人会觉得这样的无意义的忙碌等同于充实的生活。他们会去寻找危险的其他渲泄途径（毒品、犯罪、邪教、仇恨群体等），除非他们经过生物学或心理学的设计改造后适应了这种生活方式。”
7、
卡辛斯基的结论就是，未来要么人类无法幸存下来，要么个人空前地依赖大型组织，空前地“社会化”，人类的生理和心理是设计和改造的结果，而不是自然的产物。
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放弃科学技术，“把这个腐朽的体系整个扔进垃圾堆，并勇敢地承受其后果。”
“我们希望已经说服了读者，体系无法通过改革来调和自由与技术。唯一的出路是摒弃整个工业-技术休系。这意味着革命，不一定是武装起义，但肯定是激烈而根本的社会性质变化。”
卡辛斯基认为，这个体系是由技术人员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声望在推动前进。“体系需要科学家、数学家与工程师，否则就无法正常运作。”因此他选择这些人作为袭击目标。这样做当然是邪恶的，但是他对于人类命运的警告却理应受到重视。
卡辛斯基反复提及，引入新技术一定要慎而又慎。
“一项新技术被引入社会时，将会引发一长串其他变化，这些变化之中的大部分是不可预见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技术进步给社会带来新问题的速度，远比它解决旧问题的速度要快。技术已将人类带入了一条无法轻易逃脱的死胡同。”
技术会有我们难以预测的长期后果。比如，抗生素的目的是消灭细菌，但是大量使用后却产生了难以杀死的超级细菌，人们不得不限制抗生素的使用；再比如，医疗技术提高了人类的寿命，但也因此导致了地球的人口激增、社会老龄化、生育率下降等重大的社会变化，这些恐怕都不是技术的发明者能想到的。如果新技术（比如机器人技术、基因工程、纳米技术）被恐怖主义组织掌握，后果就更可怕。如果不是真人，而是机器人在街头发动恐怖袭击，那会是怎样的情景？
距离《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的发表，已经过去了20多年，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都变成了现实，基因技术开始萌芽。人类对于新技术的入迷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恨不得越多越好，一项新技术还在实验室中，人们就开始计划如何尽快形成生产力，占领尽可能多的市场。卡辛斯基的预言似乎一步步正在变成现实，人类正毫不在意地亲手加速自己的毁灭。
《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原文摘录 #
工业革命极大增加了城市规模和城市人口比例，而人群聚集会增加压力与攻击性。
技术变革导致现代社会的变化十分迅速，因此整个社会不存在稳定的框架和价值观。
有些人急于拯救自由却不愿牺牲技术带来的所谓好处，他们会提出天真的新式社会构想来调和自由与技术。
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一个人都必需向技术的需要低头，而且理由十分充分：如果人的需求被摆在了优先于技术需要的地位，就会出现经济问题、失业、短缺甚至更糟。在我们的社会当中，“精神健康”的概念主要被定义为在多大程度一个人能够根据体系的需要行事并且不会流露出承受精神压力的迹象。
经济体系所能容纳的企业数是有限的，我们大多数人只有成为别人的雇员才可以生存。
工业-技术体系可能幸存也可能崩溃。假如该体系幸存下来，可能最终将会降低生理与心理的痛苦水平，但在此之前必须经历一段漫长而痛苦的调整期，而且人类与众多其他生命体也将付出惨重代价，永远沦为社会机器上的齿轮。更有甚者，假如这个体系幸存下来，将会导致不可避免的后果：没有任何方法能够改革或改进这一体系，使之不至于剥夺人的尊严与自主。
假如这一体系崩溃，结果依旧会十分痛苦。但是体系规模越大，崩溃造成的结果就越可怕。因此假如真要崩溃的话最好赶早不赶迟。
所以我们主张发动针对工业体系的革命。这场革命可能使用或不使用暴力，可能突然完成也可能在几十年时间里相对循序渐进地进行。我们无法预测这一点。但是我们的确为那些憎恨工业体系的人们勾勒了一套十分宽泛的方法，从而为反对这一特定社会形式的革命铺平道路。这不是一场政治革命。革命目标并非推翻政府，而是颠覆现存社会的经济与技术基础。
一般来说科学家都是这样。可能其中也有少数例外，但总体而言他们的动机既不是好奇也不是造福人类，而是完成权力过程的需要。其他动机对于许多科学家来说也有作用，例如金钱与地位。
科学技术也构成了群体权力运动，许多科学家都通过认同这一运动来满足自己的权力需求。
因此科学盲目地前进，不考虑人类种族的真正福祉或任何其他标准，仅仅服从科学家以及提供研究资金的政府官员与企业高管的心理需求。
体系需要科学家、数学家与工程师，否则就无法正常运作。
遗传工程的伦理规范事实上将成为管制人类遗传构造的手段。一部分人（多半是上层阶级）将决定如此这般的遗传工程合乎“道德”，如此这般的做法则不道德，因而他们将在实际上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整个人口的遗传构造。即使伦理规范是以完全民主的方式选择出来的，多数族裔也会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那些很可能对于如何 “道德地”运用遗传工程另有看法的少数族裔。真正能够保护自由的伦理规范只能是一条，那就是禁止任何人类遗传工程。而我们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这一点恰恰不可能在技术社会中得到实现。任何将遗传工程贬低成配角的规范都不可能维持下去，因为生物技术的巨大力量所产生的诱惑是无法抗拒的。特别是在大多数人看来，大量生物技术的应用显然且肯定是有益的（可以根除身体与精神疾病，赋予人们当今世界所需要的能力）。基因技术必将不可避免地得到大规模应用，但应用方式只能与工业-技术体系的需求相一致。
技术之所以是如此强有力的社会力量的另一个理由是，在给定社会的条件下技术进步只会不可逆地朝一个方向前进。只要某项技术发明被引进，人们就往往会对其产生依赖，除非它被某种更先进的发明所取代。人们不仅仅作为个人依赖这项新技术。甚至体系作为一个整体都会依赖它。（例如请想像一下，如果没有了计算机，今天的体系会怎么样）因此，体系只能朝向更加技术化的方向移动。在不至于颠覆整个技术体系的前提下，技术将会不断地逼迫自由后退。
技术的进步十分迅速并在许多方面威胁自由（拥挤、规章制度、个人对于大型组织越发严重的依赖、宣传与其他心理学技术、遗传工程、通过监视设备和计算机侵犯隐私，等等），阻挡任何一项对于自由的威胁都需要一场单独的社会斗争。那些想要保卫自由的人会被无数的新攻势及其发展速度所压倒，他们会变得微不足道并停止抵抗。分别反击这些威胁是无效的。只有把技术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反击才有成功的希望，但这就是革命而不是改革了。
人们倾向于想当然地认为，由于革命带来的变化比改革大，所以革命也就比改革更难发动。实际上，在某些条件下革命比改革容易得多。这是因为一场革命运动能够激发出人们极大的献身热情，而一场改革运动却不能。一场革命运动许诺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并创造整个新世界；它提供人民为之甘冒风险、甘作牺牲的理想。由于这些理由，推翻整个技术体系要比对技术的某一部分——如遗传工程的应用发展——进行有效、持久的限制容易得多。在适当的条件下，许许多多的人会热情地献身于推翻工业技术体系的革命。正如我们提到的那样，寻求限制技术的某些方面的改革者是为了避免不良后果而工作。然而，革命者是为了获得强力的报偿——实现其革命理想——而工作，因此他们比改革者更努力且更执著。
现代社会不是去改变那些使人们抑郁的条件，而是给人们抗抑郁药。
但另一方面，请假设今后几十年的压力超出了体系的承受能力。如果体系崩溃，可能会有一个混乱时期，“动乱年代”，就像在过去各个时代历史所记载的那样。不可能预见动乱年代最后会产生什么结果。但无论如何人类会被赋予一个新机会。最大的危险是工业化社会很可能在崩溃后不几年就开始重组其自身，肯定会有许多人（特别是权力饥渴型的人们）急于重新开动工厂。
工业体系将人类贬低到了被奴役的状态，而憎恨这种被奴役状态的人则面临两个任务。第一，我们必须增强体系内的社会紧张态势，以加快其崩溃或把它弱化到足够程度，使得反对体系的革命成为可能。第二，当体系充分弱化时，我们必须发展并宣传一种反对技术和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当工业社会崩溃时，这种意识形态将有助于保证其残余被粉碎到无法修复的地步，这样体系就无法重组。工厂将被捣毁，技术书籍将被烧掉，等等。
工业体系的崩溃不会纯粹是革命行动的结果，它不会那么难以抵御革命的攻击，除非它自身内部的发展问题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困难。因此如果体系崩溃，那么它或是自发崩溃，或是部分自发、部分由革命者促发的崩溃。如果崩溃是突如其来的，许多人都会死去，因为世界人口已如此过分膨胀，离开了先进技术就无法养活自己。甚至即使崩溃足够缓慢，人口的减少可以主要通过出生率的降低而不是死亡率的提高而实现，非工业化的过程也多半是极度混乱和极度痛苦的。幻想通过平稳控制的有序方式逐步废除技术是天真的，特别是要考虑到技术爱好者们的负隅顽抗。那么，致力于体系的崩溃是否因此就十分残酷呢？也许是，也许不是。首先，除非体系本来就已经陷入了深重的困难，无论如何都很可能最终自行崩溃，否者单靠革命者是不可能强行使其崩溃的。而且体系发展得规模越大，崩溃的后果就越严重。因此加速体系崩溃的革命者或许反倒控制了灾难的规模。
其次，我们必须权衡斗争与死亡和丧失自由与尊严这两方面的得失。对于我们之中的许多人来说，自由与尊严比长寿和避免肉体痛苦更重要。再者，我们早晚会死，死于为生存或为某一事业而战，强于活得空虚而无目的。
第三，体系的存续所带来的痛苦并不一定就比体系崩溃所带来的痛苦更少。在全世界范围内，体系已经招致、并且正在招致的巨大痛苦曾使人类千百年与他人以及环境和睦相处的古代文化被与其解接触的工业社会所摧毁。其结果就是全方位的经济、环境、社会和心理问题。工业社会的侵扰所产生的影响之一，就是传统的人口控制在全球范围内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因而产生了人口爆炸及其所有连带后果。接着就是心理疾病席卷了整个所谓“幸运”的西方社会。没有人知道臭氧层耗尽、温室效应及其他现在还不能预测的环境问题最终会为这个世界带来怎样的后果。而且就像核扩散已经显示的那样，我们无法防止新技术落入独裁者和不负责任的第三世界国家手中。愿意猜猜伊位克或北朝鲜将用遗传工程来干什么吗?
“嗨！”技术爱好者们会说，“科学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将征服饥荒、消灭心理病痛，让每一个人都健康而快乐！”是的，是的。他们200年前就是这么说的。人们曾指望工业社会能够消灭贫穷，使每一个人都快乐，等等。实际结果却不是那么回事。技术爱好者对社会问题的理解简直是无可救药地天真（或自欺欺人）。他们没有意识到（或故意视而不见）这样一个事实：当巨大的变化，即使是看上去有利的变化，被引入一个社会时，将会引发一长串其他变化，这些变化之中的大都分是不可预见的其结果则是社会的混乱。因此，技术爱好者们在试图消灭贫穷和疾病，设计制造驯顺、快乐的人格等等时，很可能会创造出比现在还糟糕的社会体系。例如，科学家们吹嘘说他们能够创造出新的、经遗传工程改造的粮食植物以消灭饥荒。然而，这将会允许人口无限膨胀下去，而众所周知，拥挤会导致紧张和攻击性的增强。这仅仅是技术会导致的可预见问题中的一个例子。我们强调指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技术进步给社会带来新问题的速度远比它解决旧问题的速度要快。因此技术爱好者们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试错时期才能够为他们的美丽新世界排除掉所有的故障（假设他们最终能做到的话）。而与此同时所产生的痛苦将会如此巨大，以至于体系生存下去所带来的痛苦不见得就比体系崩溃更少。技术己将人类带入了一条无法轻易逃脱的死胡同。
更好的办法是把这个腐朽的体系整个扔进垃圾堆，并勇敢地承受其后果。
现在的两个主要任务是在工业社会中促进社会紧张与不稳定，以及宣传一种反对技术和工业体系的意识形态。当体系变得足够紧张和不稳定时，一场反对技术的革命就有机会发动了。这一模式将十分类似于法国和俄国革命。在两国各自革命之前的几十年里，法国和俄国社会都显示出了越来越多的紧张与脆弱迹象。同时，提供一个与旧世界完全不同的新世界愿景的意识形态发展了起来。以俄国的情况为例，革命者积极从事于破坏旧秩序的工作。然后当旧体系面临着足够的额外紧张时（法国是财政危机，俄国是军事失败），它就会被革命一扫而光。我们预想的就是这样的道路。
大多数革命都有两个目标，一个目标是摧毁一个旧社会，另一个目标是建立革命者想像的新社会。法国和俄国的革命者没有能够成功地建立他们所梦想的新社会（这是十分幸运的事），但她们非常成功地摧毁了既存社会。
然而，一种意识形态如想争取到热情支持，除了负面理想外必须还有正面理想，决不能只破不立。我们的正面理想是自然，即野生自然，按照其本来面目运行的地球，不依赖于人类管理、摆脱人类干涉和控制的地球生灵。我们的野生自然也包括人类本性，即不受有组织社会管制、自主运行的个人，成为偶然性或自由意志或上帝（由你的宗教或哲学观念）的产物。
一个社会的经济与技术结构在决定一般人的生活方式方面远比政治结构更加重要。
我们不应主张无力或消极，我们应主张打破工业体系的权力，而这将大大增加个人和小群体的权力和自由。
（据称）贯穿整个历史，技术都是进步的，从未退步过，因此技术退步是不可能的。但这并非事实。对于“进步”的热情是现代社会形态的特殊现象，在大约十七世纪之前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