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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2月21日（农历辛亥年正月二十三），我的奶奶朱宝丹出生于永康县寺后镇的一个普通农家（此镇所在地古有游仙寺，因村庄依寺而建、村在寺后而得名）。
朱家共育有四子二女，我奶奶宝丹排行老五，前有一个姐姐和三个哥哥，后有一个弟弟。家中有几亩地够基本生活，约摸是解放后中农的样子。
奶奶出生时正值清朝到民国的过渡期，女子缠足的陋俗还在。奶奶在四五岁光景也被裹了小脚，她心里一百个不情愿，常常为此哭闹。后来，在三舅公的强烈支持下，奶奶才终于摆脱了裹脚布的摧残，但她裹了几年的双脚已经变形。
太外公比较重视孩子教育，曾特地请私塾先生来家中授课。只是依照“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授课对象只限于四个舅公，奶奶姐妹俩不在其中。
四个舅公中，老大老二对读书没兴趣，老小读不进，只老三有点天分。而奶奶显然也有很好的潜质，先生要求背诵课文，往往除三舅公之外的其他舅公都还没有背出，在旁边听着的奶奶就已经会背了。
如此耳濡目染，奶奶虽然目不识丁，却也渐渐懂得很多道理，能随口说出很多古话和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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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月，虚22岁的奶奶嫁到了永康县金新坑村（谐音，现具体位置不详）以打铁为业的陈家。陈家和朱家家境相当，略有薄地可以糊口，也有自己的房子。
爷爷婚后继续随太爷爷在安吉县章村镇开铁匠铺，奶奶则留在永康。
太外婆去世得很早。奶奶结婚后，太外公常常独自到金新坑村来看她。太外公的听力不大好，而他回去时天往往已经黑了，奶奶因此很不放心，每次都一再叮嘱他要走长草的地方，因为有草的地方一般车子开不到，安全一点。
奶奶的姐姐也很早就没了，留下两个儿子由奶奶帮助带大。我大伯和我父亲小时候跟着两个表哥喊爷爷奶奶为阿丈和阿姨，一辈子也没有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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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亦或是1938年的某天中午，奶奶正在吃饭，忽然有亲戚慌慌张张地跑来，说不好了，日本人打进来了，随后大家还听到了炸弹声。奶奶手里没吃完的那碗饭后来就没再吃了，并从此落下了胃病。
受到惊吓的奶奶立即决定来安吉找爷爷。她在爷爷姐夫的护送下，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1934年出生的我大伯和1936年出生的我父亲）从永康乘火车到金华，再乘船到兰溪，又换乘船到富阳新登，再然后，徒步辗转经临安於潜、安徽宁国千秋关、云梯畲族、仙霞、孔夫关（无法想象奶奶那双变了形的小脚是如何踏过这样漫长艰难的路途），历时半个多月，历尽艰辛，终于抵达安吉县章村镇，一家人得以团聚。
后来，安吉也遭遇日军侵袭，爷爷奶奶在炮弹声中带着孩子们逃到了位于更深山里的章村镇所辖的郎村，在一个名唤小岭脚的半山腰落脚。至此他们原本仅有的一点家产已在辗转奔波中丢弃散尽。
之后一家人又转到相邻的章村镇河垓村，从此再没有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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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到安吉后又先后生下了大姑、三叔、四叔、小姑、五叔和六叔。
一大家子人就靠爷爷打铁为生，过得很不容易。排行老六的小姑小名阿多，意思就是多出来的孩子。之后的五叔和六叔自然就更是多出来的了。
尤其1955年初六叔出生时，爷爷因患肺气肿打不动铁了，大伯又去当兵了，家里实在养不起这么多孩子，爷爷奶奶不得已把刚出生不久的六叔送了人（我小时候不知道六叔的存在，所以一直管五叔叫小叔）。
爷爷在外谋生计，家里的一切都靠奶奶操持。她每天大清早起来给一家人烧早饭，洗衣服搞卫生，忙东忙西。然后很快又要烧午饭。等大家回来吃饭时，她赶紧去溪里清洗已搓好的衣服，再迟就晒不干了。而等她从溪边回来，桌上已只有冷饭剩菜。基本天天如此。
说起洗衣服，当时是一件让奶奶颇费气力的事。还在上学的孩子每人每季都只有一套衣服，奶奶总是晚上等孩子们睡了，再把他们脱下的或脏或破的衣服补好洗好并连夜烘干（家里有一个竹篾编的罩子，搁在放了碳的铁盆上用作烘衣架），等她上床时往往已是深夜。
爷爷以及不上学的大孩子要干体力活，会出很多汗，衣服每天都得洗换。奶奶每天清晨先烧一锅开水倒进脚盆，再从灶洞里铲一些炉灰用布围裙包起来浸入开水中，等炉灰差不多被融化了，使劲把围裙拧干，把里面的渣倒掉，留在脚盆里的灰水就作为“肥皂水”了。
但此“肥皂水”毕竟非真的肥皂水，去污效果很有限，奶奶每次都要把衣服放脚盆里浸泡很有力地搓上很久才行。
水和柴也是要省着用的。从溪里挑水到家要走一段高低不平的石子路，奶奶踩着一双小脚干不了这活。负责挑水的大伯和我父亲白天要干活，早晨往往贪睡，总须奶奶喊了又喊才肯起床。
柴火也得等爷爷和两孩子抽空去山上砍。再加上奶奶之前在永康做饭之类都是烧草的，烧起柴来越发舍不得。
村后的山上有大片的松树林，村里人都耙松针来做引火柴。松针又细又滑，很难捆扎（我小时候也常去耙松针，在我的经验里，松针根本就是没法捆扎的），一般人都用箩筐来装，奶奶却能用绳子捆起来，让人惊叹。
奶奶个子小力气也小，每次耙的松针不多，捆上两小扎，用一根竹杠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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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让奶奶心焦的是食物的匮乏。奶奶娘家曾开过点心店，她也练就了一双好手艺（小叔现在都记得奶奶烙的那些玉米饼，特别薄，特别脆，邻居们都很羡慕）。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奶奶的后半生，几乎都在为吃什么而愁，如何整得好吃却是无暇相顾了。
粮食不够吃自不用说。因为是外来户，没有菜地，一般农家可自给自足的蔬菜也没有。后来奶奶想法在溪边弄了一块很小的空地，把能种的菜都尽可能种上了，又在后山的几座老坟边也种了一些。
如此收获的菜蔬自然是无比金贵，奶奶连一张菜叶子也舍不得丢弃，包括丝瓜叶、南瓜叶等，都要烧来吃的。甚至连青菜她也不舍得整棵拔，每次只掰几片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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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贱夫妻百事哀，加上爷爷和铁匠铺一样火爆的臭脾气，奶奶和爷爷常常会发生争吵。而吵到最后大多以奶奶的以柔克刚收场。因为奶奶性子好，又会讲道理，爷爷对她还是很服气的。
但奶奶终究是有许多委屈的。她常常因此伤心落泪，还曾让我父亲和三叔到后山搭个草棚子给她住，但过后也就算了。
（后来奶奶没了，爷爷常独自喝酒，念起她的种种好。他说无论他俩吵得多凶，也无论当时奶奶哭得多厉害，只要听到有人敲门，她都会立即擦干眼泪，站起来笑脸迎客、端水泡茶，就好像啥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事实上奶奶的好脾气在整个村里都有口皆碑。她处处与人为善，说话柔声柔气，邻里关系很是和睦。即使遇到有人因她是外来户而处处欺侮时，她也从来不说难听话，同时也不退缩，而是柔中带刚地应对。
奶奶在家里对孩子们也一样，尽管生活如此艰辛，她从没因自己心烦气燥而对孩子骂一些周围许多人时常会骂的话，诸如“讨债鬼”之类。
曾有一些外地来打工的在家里借住，包括来拉毛竹的舟山人，还有来挑炭的永康人。奶奶对他们也非常友善。他们没有吃饭的桌椅，奶奶就把自家的椅子借给他们，把家里的大木桶倒过来给他们当餐桌，在其他各方面也都尽可能地予以方便。
而他们也同样以友善回报。比如他们用石臼搡米留下的米糠起初都扔了，后来听奶奶说可以炒了吃，就都给了她。舟山人还常把家乡的带鱼分给奶奶，有时甚至自己吃碎了的，却把整块的送给奶奶。
很久以后，奶奶都记得这份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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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的温和与善良还让她收获了丰厚的友谊。
同村章兴良的妈妈，戚荣根的妈妈，小垮子的妈妈，陈苗珠的妈妈（多年以后章兴良与我三叔成了连襟，戚荣根做了村里的赤脚医生，陈苗珠当了公社中心小学的老师，小垮子我不记得了），她们四人当年都是和奶奶交心的姐妹。
虽然大家平时各自忙着干活，没时间一起玩啥的，但如果去溪边洗衣服或去地里拔菜之类碰到了，姐妹们就会在一起说好多的话，不得不离开时总会舍不得。
有时奶奶和爷爷吵得厉害，在家里伤心落泪，哪个姐妹知道了就会立刻赶过来劝慰。家里遇到啥困难了，姐妹们也总是发自内心的表示关切。
虽然大多时候这份关切并不能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却给了奶奶实实在在、弥足珍贵的温暖和慰藉，就好像大冷天里的太阳，让人在无助中平添了几许勇气和希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章兴良的妈妈。她个儿大，力气也大，还会接生，四叔、小姑和小叔都是经她的手来到人世。
四叔四岁那年，某天在玩耍中不小心把一个铜钱吞进卡在了喉咙，奶奶吓得大哭，完全不知该怎么办了。刚好章妈妈从附近经过，听到哭声立刻赶了过来。了解到情况后，章妈妈连声叫奶奶别急，快找根鸡毛来。她同时立马抱起四叔，把人倒过来，然后让奶奶用鸡毛塞进四叔的喉咙。四叔随即“哇”的一声呕吐，铜钱掉了出来……
奶奶有生之年一直都在念叨，那天如果不是章妈妈赶来，后果不堪设想。她让家人永远别忘了章妈妈的大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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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春节过后的某天，小叔中午放学回到家，罕有地闻到了让人馋涎欲滴的香味，然后发现奶奶煮了一大锅未掺杂任何菜叶之类的白米粥。小叔开心得不得了，又觉十分诧异——今天什么日子，竟然吃这么好的东西？
随即奶奶让小叔喊一个瘦小的老太太为“婶婶”。老太太看着小叔感叹说：“最小的也都这么大了啊。”原来，她是当年爷爷奶奶逃难到郎村小岭脚生活期间的邻居，这天专程赶来看望奶奶。
在小岭脚时，奶奶和这位“婶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她帮奶奶干山上的活，奶奶帮她做针线活，包括补衣服以及用旧棉花搓成线再织成裤带等（奶奶有一个从永康带来的织针）。
“婶婶”说这些年她一直惦记着奶奶，现在看到了心里也踏实了。她还给奶奶带来了一大袋“六十天”蕃薯（蕃薯的品种之一，皮红肉白，特别甘甜）。这礼物在当时真是太珍贵了——粮食本身金贵，而蕃薯又特别难以存放过冬。当天中午奶奶就蒸了一个蕃薯让孩子们解馋，总共切了三段，中间的给了小叔，两头的给了四叔和小姑。
久别重逢，奶奶和那位“婶婶”一直不停地说话。奶奶讲永康话，“婶婶”讲台州话，可这并不妨碍她俩的热烈交谈。
而那天中午虽然吃的是白米粥，但实在因为家中米袋羞涩，那粥稀薄得不需要筷子直接就喝进了肚里。奶奶很难为情。那位“婶婶”则反复宽慰奶奶说“稀哇粥好，稀哇粥好”（台州话稀哇即稀饭）。
后来“稀哇粥好”就成了那天中午在家的小叔、小姑和四叔口中这位“婶婶”的代名词。他们时常和奶奶提起她，说“那位‘稀哇粥好’婶婶不知怎么样了”。
虽然小岭脚和河垓的距离从现在来看并不算远，可当时生活的贫困艰辛和交通的不便却足以让相聚成为奢侈(也因此奶奶当年对这位老友专程来看她感动涕零)。
那以后奶奶和“稀哇粥好”就再没有见过面（几年后奶奶就过世了）。
但愿奶奶和她的老友最终能在天堂里相聚，在那里无论空间亦或时间都不会再成为阻隔，她俩可以随时随地用永康话和台州话亲密畅聊。
9
日常生活中的奶奶行事非常谨慎。
她总是提醒自己的孩子，刮风下雨时不能撑伞过桥，不要在别人家的水果树下乘凉，再热的天都不可以赤膊睡觉，不要在大树下躲雨（她说树洞里有蛇精和虫精，雷公要劈打它们），等等。
那时几乎家家烧好饭都把灶里的炭装进罐里，预备天冷时取暖用。而奶奶每年夏天都要把罐里的炭倒出来放上几天，确定不会复燃，再重新装罐。
奶奶还很会讲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小叔至今仍记得——
当年长毛造反，当地百姓逃到永康方岩山上，长毛一时攻不下，就堵住了唯一的下山之路。一个领头的乡亲把出逃时带的几把稻草扔到山下，并传话说送给长毛的马吃。长毛一看山上竟然有稻草，便认为百姓粮食能自足，围住也没用，就散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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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奶奶娘家人后来的情况，我们只零零落落知道一些。
大舅公二舅公走得很早。他们的后人（包括奶奶姐姐的后人）和奶奶渐渐失去了联系。
三舅公读书相对较多，解放前当过伪保长，解放后作为历史反革命被关进了监狱。他曾从监狱里给奶奶写过一封信，说自己没有衣服穿。奶奶收到信后让大伯念给她听，一边听一边落泪，因为家里根本拿不出钱给三舅公买衣服。
奶奶说，三舅公一直对她很好（当年也是因为有三舅公支持，她才没有一直裹小脚），大伯小时候体质弱，三舅公还曾专门给他买了一根适合小孩吃的参。现如今三舅公落难了，想让她这个妹妹给买件衣服，她却做不到，实在愧对于他。后来三舅公也失去了音讯。
小舅公长大后做了裁缝，后辗转到安徽宁国湖乐镇定居。
因为种种原因，小舅公起初一直没能和奶奶联系上。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某天，小舅公早晨从湖乐镇出发乘车到宁国县城，然后转车，天黑时抵达仙霞，又步行25公里到章村镇，几番打听后找到一个永康老乡。这位老乡连夜带他又再走了几公里到河垓。奶奶姐弟俩在那天半夜阔别重逢。
1961年小舅婆曾来河垓住过一段时间，因为她和小舅公一直没有生育孩子，想领养当时已虚11岁的小叔（也就是五叔）。奶奶当时很矛盾，既舍不得小叔，又觉得小舅公家负担轻，小叔去了可以生活得好一些。后来问小叔自己，他不愿意，就作罢了。小舅公最终领养了二舅公的儿子。
1980年左右，我父母曾去湖乐镇看望小舅公夫妇。后来他俩也曾带着孙子来我家小住。奶奶娘家人中我只见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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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这一生历尽艰辛奔波，因为生活所迫很多事无法顾全，成了终生遗憾。在世的最后几年，她常常会说起那些憾事。
一是把六叔送人。作为一个母亲，把亲生儿子送给别人，心里的那种痛，只有自己知道。
二是没能给自己的父亲送终。太外公去世时，奶奶已辗转来安吉生活多年。当时通讯和交通条件都极差，再加上世事动荡，奶奶收到报丧信已是数月之后，故没能赶回永康见太外公最后一面。事实上，自当年因战乱匆匆一别，父女俩就再不曾相见。
此外，奶奶生前一直念着要回老家看看，却由于种种原因终究没能成行。
1965年的冬天，奶奶因患胃疾在安吉县章村镇河垓村去世，享年虚5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