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

李士金古代文学课堂教学改革生态述论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

 程曦    李士金

学术批评引入课堂：以批评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为例

编写文学史，“融会贯通” [1]是必要的，不能望文生义，逻辑混乱。袁编云：“孟子深切地关怀社会现实，救世心切，道义感和使命感使他具有强大的人格力量，因此为人为文都极具气势。《孟子》之文纵横捭阖，凌厉逼人，再加上生动形象的比喻，使得文风至大至刚， 而又饶有韵味。”[2] 上文对孟子的论述不但概念混乱，而且本末倒置，孟子一生追求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历圣相传的社会理想，人格高尚独立，才会自然有袁编所云的“道义感和使命感”，这种“感”是从内在之“人格”自然发出，如何本末倒置云某种“感”使得孟子具有“人格力量”呢！圣贤之道，修身为本，内圣外王也。袁编云《孟子》之文“凌厉逼人”，显然对圣贤之文气象缺乏理解和认识。袁编云“《孟子》之文纵横捭阖，凌厉逼人”，说的正是“文风”，却又云“再加上生动形象的比喻，使得文风至大至刚， 而又饶有韵味”，文理不通。生动形象的比喻与“至大至刚”有必然的联系吗！

《何草不黄》的主人公并非普通劳苦大众

李士金老师在讲授古代文学作品选这门课时，采取学生自主探索、自主讲解、集体讨论的讲授方式，在这样的课堂背景下，学生的自主性得以充分体现，依据教学大纲的安排，我负责讲解的内容是《何草不黄》以及欧阳修这一人物。《何草不黄》出自《诗经·小雅》。关于《诗经》的来源，历来众说纷纭，可综合来看，献诗说、采诗说、孔子删诗说这三种说法最为可信，因为这三个说法都是基于当时特有的乐官制度以及采诗的风俗。而“雅”这一篇目名也是大有考究之处的。郑樵曾在《六经奥论》中提到“雅，乐歌之名也”，而《困学纪闻》中也提到“小雅虽言政，犹有风之体，《大雅》之政，几于颂也”，及到现当代，也有学者提出了“风雅正变”的说法，将小雅分为“正小雅”和“变小雅”，它们的分界线正是“小雅”中的《六月》，基于这种分法，《何草不黄》正处于“变小雅”中，而哀世、乱世、亡国正是“变小雅”的主旋律。《何草不黄》的内容十分短小精悍：“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栈之车，行彼周道”。方玉润先生在评价这首诗歌的时候曾提到：“亡国之音，哀以思”，邵宝先生也说过：“乱世之象，数言尽之”。基于此。我在讲解这首诗歌的时候将它的情感基调认定为“乱世之象，亡国之音”，为了能够在讲解过程中寻求更多理论依据，我查阅了很多文献，终于在《经义杂记》这本书中发现，在编者整理的各家评论中，对《何草不黄》的最后一句“有栈之车”做了与教材上不同的注解，编者搜集到的注解中有一条认为“以彼栈车，士之所乘以服事，非此军旅徒所当有”，而《周礼·春官·巾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服车五乘：……有士乘栈车，庶人乘役车”。据此来看《何草不黄》的主人公并非普通劳苦大众，而是有地位的“士”族，可是即使是这样的人物最后也只能“行彼周道”、碌碌无为，足以见国家已经衰败成什么样子。“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有人认为“乘栈车以经营四方者，岂佃民乎？而视之并不如民，可哀甚矣”，诗中主人公并非普通劳苦大众，可在这兵荒马乱的乱世，犹得“经营四方”，可见作者一开始就已经烘托战争的残酷性以及它对众生平等的戕害。而“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中的“矜（guān）”，据王引之先生《经义述闻》中的记载“玄黄皆病也，则‘矜’字亦当训为病”，也有学者认为“穷民无告者，而征夫竟与同比，贵者之劳，倍于贱者也”，杜甫有诗曰：“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足见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而身为“征夫”却被形容为“匪民”，一句“独为”道尽了多少辛酸苦辣，个中滋味怕也不是旁人能够随意揣度的。“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中将为国家征战沙场的征夫比作虎兕，征夫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百姓？“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栈之车，行彼周道”句中的“芃”字，周悦让先生《倦游庵槧记》认为：“‘芃’疑作‘艽’,言狐率草而处艽，人行道而将车，不如狐之安其居也”，艽是禽兽巢穴中的垫草，这句诗可以说是直接抒发内心的怨尤之意。《诗经汇评》中提到“诗非劳苦征役也，见四方之终不能靖，而经营者之尽瘁无功也”，又说“虎兕在朝，君子在野，狐依草而遐逸，君子行路以劳攘，世路如斯，岂复可问”，由此阐明《何草不黄》的主题是“乱世之象，亡国之音”的缘由。在课堂讲解的过程中，我一直注意把握自己设定的这一感情基础，在设计ppt时采取了较为沉重的黑黄色作为背景，意图在讲解开始前渲染一下悲壮的氛围，将听众带进诗歌的情绪中。但是在实际讲解的过程中，因为讲解时间有限，我讲解时的语速可能过快，在讲解过程的表现并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效果，这点让我颇感遗憾，但是从之后的课堂讨论来看，我讲解的《何草不黄》的“乱世之象，亡国之音”这一主题似乎被一部分同学接受，虽然不完美，但也算达到既定目标，令我欣慰。

《说词百篇》编者将欧阳修的艳词与柳永的艳词做了比较

第二次我负责的部分是欧阳修。欧阳修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并不是在五分钟以内可以解说概括的。为了在最短时间内将欧阳修的特点展现出来，我在学校的图书馆查阅了大量资料，其中包括《全宋词》、《说词百篇》、《宋词比较研究》、《宋词品鉴》等。我在《说词百篇》中发现编者将欧阳修的艳词与柳永的艳词做了比较，受此启发，我确认了我讲解欧阳修的切入点。欧阳修“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曾慥），可见因为欧阳修在文坛的超然地位，关于他是否写过艳词这件事历来各家说法不一，但大多是持否定态度，罗泌先生也曾说过“其甚浅近者，前辈多谓刘辉伪作，故削之”，在这样的背景下，欧阳修的艳词当然与柳永的艳词风貌不同：一个是文坛宗师，一个是“奉旨填词”，明明同做艳词，他们的命运却迥然有别。以欧阳修的《望江南·江南蝶》为例，这首词是欧阳修艳词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首。这是一首咏物词，以物喻人，生动地表现出眠花宿柳、寻欢作乐男子狎妓时的情景，但相较于柳永《西江月·师师生得艳冶》中露骨的香艳场景，整首词显得委婉含蓄、毫不露脂粉气息。难怪王国维说“词之雅正，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这里的雅正，我理解为雅而不俗。就艳词而言，不能说是后无来者，但怎么样也当得起前无古人了。当时的宋代词坛，受唐五代词的影响多喜艳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欧阳修写艳词其实无可厚非，虽然不是值得赞赏，但是也不必讳饰。欧阳修写艳词之所以历来说法不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欧阳修写词不喜署名。他的《生查子·去年元夜时》曾被误认为朱淑真词（《词品（卷二）》），后被误认为秦观词（《续选草堂诗余（卷上）》），如果不是诗中所描写的朦胧意境与欧阳修一贯词风一脉相承，恐怕就真的找不到作者了。欧阳修作为宋代文坛的一代大家，一生致力于扭转西昆体那种华而不实的文风，追求一种平易自然的境界，这与当时的文风迥然有别。其中最能体现出欧阳修一贯主张的内容是《醉翁亭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这是《醉翁亭记》的中心句，有人认为这句话中的“乐”，除了游玩山水之乐以外，还有文人失意时的超脱之乐。纵观《醉翁亭记》全文，我们其实不难发现欧阳修在行文时，刻意避开了华丽的辞藻，却蕴含哲理。苏轼曾经这样评价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这可以说是相当高的赞誉了。反思这两次的课堂讲解，我发现自己学会了很多东西，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我收集到了许多新的资料，并且在讲解的过程中融会贯通、变成自己的东西。课前的充分准备让我得以能够较为自信地在课堂讲解的过程中展现自己所知道的一切，这对我而言也是一个长足的进步。而养成的在课后所能做的课后反思，对我而言，也是有益于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古代文学作品选”作为一门考试的学科，在期末考试时，李士金老师充分考虑到了我们班级的实际情况出卷，卷子的内容大抵贴合我们课堂上所呈现的内容，在答案评定上不拘泥于所谓的标准答案，而是选择能够最大体现我们自身的能力的主观性试题，就和他的课堂一样，充满了自主发挥的可能性。李士金老师曾经说过“古代文学是古代人民社会生活生动、形象、深刻的反映”，“要在名著中游泳，要学会学习，有理想学习”，我想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养成的习惯将使我终生受益。（0113150004程曦）

结束语：担负起传承圣贤文化之神圣历史使命

文学家传承文化的因素极为复杂，值得探究。天才脱俗的想象能力是《红楼梦》创作成功的要素之一。曹氏雪芹创作了伟大巨著《红楼梦》，这部杰作曾经引起过无数人的思索和想象。皇帝、王子、大臣、诗人、官绅、流浪汉、农夫、工人都从这里面得到过很多美好的想象和享受。人之具有想象力是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慢慢发展起来的，自从劳动创造了人类，想象力也就随之而产生，所以，应该说，想象力也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并且是在实践中逐步发展而至于完善的。想象力是人的一种天性，是与生俱来的。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就是父母遗传下来的天生就有的人的意识的特有的一种功能。固然人都有想象力，但想象力是有强弱的程度上的差别的。科学的实验已完全证明了这点。有些人思维能力强，有些人想象力强，二者之间并不都总是平衡的。这是某一些人成为思想家、哲学家，而另外一些人成为文学艺术家的因素之一。那些想象力强、善于表露情感的人往往不知不觉地走上文学艺术的道路，而那些思维逻辑能力强的人又往往不知不觉地步入哲学和思辩的生涯。[3]

                                                                                                                            本期编辑：韩雪

---

[1] 潘富恩：学有根底，融会贯通：读《朱熹文学思想研究》 ，《编辑学刊》，2014年第2期。

[2]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5月第三版，第29页。 

[3]参见李士金著《中国古代小说社会心理分析》，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