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突然总想起，一个邻居阿姨。记忆中她的神情永远是平静祥和的。她会在每个傍晚出现在自家的阳台，一手拿着喷雾器，一手拿着块干净的抹布，逐一喷射、擦拭每一片富贵竹的枝叶。小时候我每看见这一幕，心总会很平静，也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那样的生活很美好。
上星期我回家了。我站在小玩具店门口，下意识地抬头望向她家的阳台，那里的花草更繁茂了些，还是那么整洁。特别是那个素雅的青花瓷瓶还在，里面的富贵竹拔高了许多。那时还不到傍晚，她没有出现。
最近的事情有些焦头烂额。事业上的无力感。L不住得催促我去S城同她一起生活。父亲在电话里头更加的坚决和歇斯底里。我每和他通一次电话，左胸口都疼痛不己。我甚至去看了心理医生，她让我放松冥想、意识自我，让我在一副塔罗牌中选择我的父亲，我的母亲，还有我，然而一切都像是梦魇，扭曲而又狰狞，缠绕不止将我擒住。
我很绝望，我总不住地问心理医生，但她从不给我答案，她不会给我任何她主观的暗示，我们所有的交谈都是我的自我盘问。她告诉我，无论我选择陆地生活还是水里都会遇上相应的问题，选择没有所谓的对错，无论选哪一个都有舍有得。
小玩具店还是一如既往，这里十年如一日，俨然成了某一代人的童年记忆。日渐破败的街景让我想起少年时母亲如何向我强调她每日起早贪黑地守着这里，含辛茹苦地养家，生活之苦和沉重。那时的我听着，敏感至极，我觉得我的心破了一个洞，我无情地被滑落再滑落，一种匮乏感充斥我心。我看不见母亲的脸。
母亲看见我回来还是很高兴的，我们说了些平日电话里头说不到话。但还是有所躲避，在含糊其辞寥寥数语中我们结束了对话。其实我们什么都没说。
陆续有些跳跃着进来的孩子，他们或踌躇或谨慎地踱步在那狭小的范围里，眼睛不住地扫视着琳琅满目的玩具，手或拧捏着钱币或一直放在口袋里。我会习惯性地轻声问句，小朋友要什么呀。他们大多都会有所响应做出选择。但有些被家长带来的孩子却要羞怯得多，家长总不住地在旁催促快点或强调不能买太贵的，有时候家长即使付钱了也还总反复询问孩子是否确定要这个玩具，接着就是教育孩子要珍惜、保护这个玩具，强调价钱的多少。我小时呆在这个玩具店里总觉得异常的压抑，我很奇怪玩具店为什么不能给孩子顺畅的快乐，我看过无数在这里哭泣被拒绝了快乐的孩子。依据中国人的开店哲学：不休假、时间长、家庭作坊式的经营，这间小玩具店也一并葬送了我的童年。那些五颜六色、稀奇古怪的小玩具，几毛几元的零售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长久不得喘息，让我从小就深深体验赚钱的艰难，生活的沉重。随后我快速成长的几年里，小玩具店就像盘踞在我记忆深处的肿瘤，我像被孤立在这个阴暗处里，看着它越长越大。
母亲说她快要转让掉这家店了，她坚持不下了。语气疲软，有违她平日里狂热火爆的性格。我望了望对楼的阳台，轻声说了声好。
小时候我是个手指竖起中间三根知道是“三”，小指、无名指、中指竖起来就不知道是“三”的笨小孩。我有许多功课不会，每次拿着本子咬着铅笔去问父母，父母总指使我去对楼问邻居当小学老师的阿姨。这时我会很不情愿，总会缠着父母扭捏一会，确定他们不再理会我，才徘徊到对楼的铁门。那是一扇经常半掩着的绿漆铁门，我只要推门进去，纪老师一定在里头。但那时我真是一个害羞的小孩，我要在门口徘徊许久，不住地往门缝里瞧，直到纪老师看到我招呼我进去。不大的铁门右侧有一个不大的花坛，种植着常年盛开的五色梅，时常有强烈的气味招引来难看的蝶娥。我就在无数次的等待中看着那些五颜六色的花蕾内心充满期待。纪老师从来不像老师，一点都不凶不呵斥我。她总是温声细语，连动作都像是极缓慢的。她俯身听我说话，整个人散发的香气，唤起了我孩提时代对一些好看阿姨的模糊记忆，那时侯她们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团未解之谜。她们那紧身衣下饱满的胸脯、紧身裤勒出或者久坐后在大腿上留下的红印和海浪一般装饰着漂亮发卡的头发，统统揉在了一起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一座从属于欲望的秘密岛屿。
在家好几日，父亲都闭口不和我谈话，板着一张脸。我整理着手头的资料，想着该和他们说的话，却总在开口之际，变成梗住我咽喉的锋利鱼刺。我错过了好几次不错的开口机会。夜里，我躺在熟悉的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寐。在他们愤怒的说教里我也有些动摇怀疑了自己。这样做真的对了吗？这样真的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前些年我还能勉强应付，慌称已有男朋友，或者敷衍地去相亲。他们虽然着急但还有些兴致，觉得我只是还没有找到对的人。但在我接连和几个相亲对象不了了之之后他们也厌了，他们开始认为我是存心不想结婚。
我就这么躺着，思绪乱如麻，但却异常的清醒。我想起十八岁的夏天，酷热难耐，我也是这么的躺着。那时的我比现在简单得多，我在想如果我当时不用想自己到底喜欢男生还是女生，能上什么样的大学，我该是多么幸福的小孩。但当时我平静的面孔下有比考出惊人的成绩更加强烈的愿望。我16岁就知道自己喜欢的是女生，18岁我就开始欲求女性的身体。我痛苦不堪，性欲像是到达了某个高峰。纪老师来劝说萎靡不振的我，她问了我很多，也说了很多，我一句话都没说。我不知道说什么，也不知道怎么说，难以启齿。最后她拍了拍我的手，说，小莉啊，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但没有过不去的坎。我低头看着她稍微有些老年斑的手，哽咽了。
我决定明天去拜访纪老师。
那一丛五色梅还是那么鲜艳，明显修剪过不久。漆门已有些脱落，紧闭着。我毫不犹豫地按了门铃，这是我第一次按纪老师家的门铃。我听见有人唤我，那么熟悉。我随即抬起头，纪老师正在窗户边探出头来，她说，小莉你回来了呀，我外孙下去开门了。不一会儿大门就一阵动静打开了，一个清秀可爱的小男孩探出头来叫我姐姐。我牵过他的手，同他一起上楼。纪老师没多大变化，还是那一身的装束，只是眼角明显多些了皱纹。她来拉我的手，招呼我坐在她身边。一切还是像十年前一样，只是我已不是一个问问题的小孩。她说她女儿也回来了，带着外孙，今天就她带着外孙在家。她家还是那般的装饰，老旧的大寸电视机，盖着花布的冰箱，楼梯间总蜷缩着几只慵懒叫唤不听的猫。小男孩很活泼，一上楼梯就跑不见了。纪老师忙着要洗水果，我劝她不用了，她说她还记得我爱吃李子，说女儿昨天才买有，女儿也爱吃，她去洗。我的喉舌已泛起酸楚，那一颗颗饱满圆润挂着水珠的李子已摆了上来。我含笑斜嘴地咬着，酸劲让我眯了眼。纪老师说我多年未变，还是那么的淘气。不知为甚，我的鼻尖也泛起一阵酸楚，而那因酸眯眼出的泪水也暧昧了起来。
虽然我未曾真正是纪老师的学生，但她确实教会了我许多。年少时我一直幻想她就是我的母亲。现在想起那个因初潮被母亲责骂弄脏了裤子感到无比的羞耻和伤心，嚎啕大哭不止的少女就觉得好笑。但那时也是她揽我在怀里任由我哭泣，不说一句话。这么多年过去了，一切还如故吗？
她像我18岁的那年一样牵着我的手，低头摩挲着我的手背，说：“一代人一代人就是不一样了，你看我的手背，已经皱得不成样了。之前你还是像我外孙一样高的哭鼻子，现在你都这么大啦！真快啊真快......”
“你妈说你的孩子也该这么大了才对，阿洁大你四岁，其实差不多的，阿洁现在也一个人了。我不知道你的打算。但是这并不重要。十年前阿洁的爸爸走了，我也没怕，在大门边摆上一台缝纫机多接些活，我不觉得生活就过不了了。现在都好了，孩子都毕业独立了，我也退休了，每天带带外孙到公园走走，也挺舒畅的。”
“结不结婚不重要了，看你自己的选择。不结婚不代表就过不了，结婚了也不代表就会好。人生就是这样，要看开点，都差不多的。”
傍晚，我同纪老师一起来到阳台，这里团花簇锦，唯独中间空出了一方地摆放着一张不大的原木方桌和一只竹椅，上面正倒扣着一本书。我径直就走到那个青花瓷瓶旁，手摸着那些宽厚翠绿的枝叶，很是干净，伸长了脖子往下望了望：母亲正坐在门口纳凉，她的头发已明显看出有些稀疏，目光呆滞无神，我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第一次惊觉母亲的沉默和老态。她头上半拉下的铁闸门上挂着一块字迹已经有些浅淡写着“玩具一律不准退换”的木牌，身后是满屋字密集拥挤的货物，光线不足显得有些阴森。我想起纪老师楼下的那一楼梯间，同样狭小阴暗，仅有一台小电视和一台缝纫机。纪老师学校一下班就就那里忙活着生计，我大多数找到她都是在那里，遍地的线头和碎布。但是每天傍晚，我放学回家后不久，她必定出现在阳台，打理着那些花草。那时我并未感受到纪老师在忙于生计，她独自一人拉扯着两个孩子有多么艰辛，听着那嗒嗒的缝纫机的声音，很有一种家的温馨，又像是她在踩出某种坚定的人格。
那天晚上我睡着了。在梦里，听到缝纫机嗒嗒的声音，很有一种家的温馨，我还梦见了爸爸妈妈还有L，我都好爱他们。似乎真像纪老师说的，都差不多的。百态人生还有许多选项，但无论怎样的选择都有可能因为某些可能性因素的叠加导致无法达到自己最初的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