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误读世界。更误读自己。

前几天，一位教授在大庭广众之下宣称：中国大陆人口要是仍保持在1949年的4亿5千万，那中国现在就位于发达国家行列了。我把这话当作教授的幽默和调侃，如他真有这样的“见解”，那就是一种愚蠢了。为什么？请看下面几个片段的诠释。

一、中国大陆人口多是一个全民共识，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和保障机制受人口多的羁绊似乎也为举国公认，因为就像某些“社会有识之士”说的，13亿人的吃饭穿衣是个多么沉重的负担呀！但这恰恰是思维观念上一个最大的误区。中国大陆人多是铁的事实，但这个事实是建立在一个相对笼统的基础上，如果加上了人口密度这个条件，那中国大陆的人口就根本够不上“重量级选手”的份，因为世界上起码有50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都排在中国大陆的前面，仅亚洲就有18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密度比中国大，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等，其每平方公里的平均人口密度，都远远超过中国大陆，即便是属于地广人稀非洲，也有近10个国家的人口密度大于我们，至于欧洲，那就不用说了，三分之一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密度超过中国大陆。

 

二、中国大陆由于人口多，所以造成了国家人均GDP的滞后和相对的贫穷。无论是位高权重者还是引车卖浆者，都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但这又是一个大大的盲点。因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数量，不是造成贫富的绝对原因，或者说连主要原因都算不上。就拿我们所处的东亚来说，日本和韩国的人口密度最大，但却是最富裕的国家，蒙古的人口密度最小，每平方公里仅一人，恰恰是最贫穷的国家。从世界范内看也是如此，同样是发达的富裕国家，加拿大就不能与英国比肩，前者的人均GDP在世界上的排名总是在徘徊于20名左右，而后者却稳定地保持在10名以内，但英国的人口密度是加拿大的80倍。英加两国是宗主国关系，属于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化，而且加拿大从没有遭受过战争破坏，人均资源也超过英国，但发达和富裕程度不如他的母国。

 

三、中国的面积是不少，但都是些贫瘠的土地，所以受地理条件的制约太甚。这是我们为落后和贫穷所找的最后一个理由。像这样无知和愚蠢的辩解，可以用一句比较粗俗的沪方言来驳斥：拉屎拉不出不要怪马桶没吸力！以色列这个国家，大部分的国土是草木不生的沙漠，但他们却能出口蔬菜果品和鲜花，而且在世界上还名列前茅。当然，这和他们国家每三个男性公民中就有一位博士而分不开的。如果说到资源，无论是人均还是整体，日韩两国根本就不能与中国同日而语，但我们仍只能是望其项背。实际上一个国家即便真的是地大物博，也不一定就此能国家强盛人民富裕。比如拉美的玻利维亚，国土面积1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800万刚出头，但人均GDP仅900美元上下，在世界上排名100位开外。这个有着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有热带雨林，有热带草原，有矿藏资源，人均占有率世界上没几个国家能与之媲美，但现在却是拉美贫穷倒数第二的国家。如果说玻利维亚是个内陆国家还不足为凭，那么大洋洲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则是个地道的海洋国家。她46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仅居住着430万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只9 .3人，而她人均资源的富裕，在世界上属屈指可数，这个国家的金枪鱼产量就占世界的20%。但人均510美元的GDP，在世界上排名是136。像这样的国家和地区全世界还有很多，不一一枚举，是因为不知道这样的例证能不能服众？

 

通过以上三个诠释我想告诉国人三点：一是国家的进步和落后、富裕和贫穷，与这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不成正比关系；二是一个国家的区位和资源的优劣，并不是左右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绝对条件；三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文明程度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政治制度。请大家仔细想一想，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什么更好更有力的解释吗？

 

中国人缺什么？

 

    小沈阳在今年央视春节联欢的——“不缺钱”，之所以成了经典语言，透析出国人普遍认为自己缺的就是钱的心态。其实，绝大多数国人不仅缺钱，而且缺德、缺骨气、缺才、缺心眼，不仅缺乏物质财富，而且缺乏精神财富（柏扬老老师出版《丑陋中国人》文中详细说明中国人问题多多多...)国整体上已不愁温饱，迈入小康，并正在向小康高级阶段前进，少部分人富裕，多数人生活在平淡中改善，所谓“缺钱”不过是相对还不富裕而言，“缺钱”已退居其次，而精神层面的匮乏则为主要问题。辩证唯物主义讲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而精神又反作用于物质。现在中国的主要矛盾是缺乏反作用于物质的精神。其表现如下：

 

   第一，国人的时间观念淡薄，浪费时间惊人，将有限的时间用在既不利己也不利人更不利于社会的方面，时间的正效应严重不足。中国人在工作时间爱说与工作无关的话，爱做与工作无关的事，从而浪费了工作时间。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普遍爱在工作时间凑在一起聊天，间接做自己的私事。小市民、农民阶层荒废时间，消磨时间，混日子已成痼疾，将时间视为多余，从年少到进入垂暮之年都不把大量的时间用在正处。企业单位，只要不关系生存危机，一旦有空闲职工们就要在工作时间打牌、吹牛。国人缺乏时间观念已经到了在办正事时总想偷闲的懒散地步，一件事情可以马上办好，尽快办好，非要拖沓延期，以至于非要把提高工作效率、办事效率作为重要的纪律、重要制度加以强调。可以说国人最不在乎时间的浪费。一代又一代的人，许许多多的人就这么浪费了一生的时间。这一劣根性来自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小农意识为主、小市民意识为辅，而小市民意识又与小农意识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国度，这种主要人口构成酿成主要社会意识，使得自给自足、不求上进、心地狭隘形成习惯，其闲适悠然的谋生状况，各得其所经济生活缺乏竞争的养成惰性，使得国人“泡蘑菇”式的生存意识异常顽固，于是总要偷闲，总要偷懒，总不愿意珍惜时间。

 

        第二，国人总是崇尚中庸。国人崇尚中庸之道，是否与几千年来推崇 孔子的中庸之道有必然联系，这尚需考证，但中庸之道对国人的心灵无疑具备麻痹作用、导向作用、凝固作用。国人崇尚中庸，使得锐意进取、敢于冒尖、标新立异大打折扣，由于中庸思想的潜移默化，造成国人常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心态，容不得先进更不能容忍出类拔萃，嫉妒心特强，恨人有笑人无——嫉恨他人超越自己，讪笑他人不如自己成了诸多国人的一大心理病症。国人崇尚中庸，导致总是向后比，即与过去比，从而越比越知足，却缺乏向前看在同一当前时间的横向比较，于是就很难成为佼佼者。

 

　　第三，国人总爱抄袭别人。不喜欢或者压根就没有想过自己开创一条崭新的道路。依循别人的指向、重复着别人的成功经验，使得国人在学习上是世界上少有的好学生，却总与创新无缘。结果邯郸学步迷失了自我，离开了别人自己就迈不开步了。这段时间，披露了不少有名声的人抄袭他人论文的事件，从深层次分析，这与国人沉迷于“依样画瓢”有关。自从中国兴办八股文考以来，按照定制编撰就蔚然成风，使得“天下文章一大抄”常盛不衰。形成国人创新性意识淡薄、创新能力低下，与我国是一个有着久远历史 的框就 文化 相关。所谓框就 文 化就是缺乏科学缺乏民主，由朝廷意志官场 文化束缚国人头脑，从而不能逾越雷池半步，久而久之国人就成了没有自己思想的“躯壳”。由于官样文章历来被标注为正统、样板，使得 中国文化缺乏多元性，扼杀了创新精神。因为中国进入现代 科学民主的社会 历史时间短暂，按照通常的说法，1919年的五?四运动才开启了中国科学民主的先河，那么迄今还不到一百年的 历史。所以在这种精神缺乏症之下，国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因循所谓正统文化，要么是官场意识，要么是已经被官场认可的学科权威的意识，在已经不需要各自创新的社会氛围中，在创新成为多余而且还要承受世俗打击的风险的情况下，于是人们纷纷抄袭已经名见经传的作品，将其据为己有，反而容易被认同进而容易功成名就。就如同样的话，草根族写出来就与名媒体名作者写的文章效力大不一样类似。

 

　　第四，国人只认权理，不认真理。权理就是有权者说的话、道的理；真理是经过科学探索得到的符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规律，能促使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道理。权理不一定就是真理，真理也不一定与权理吻合。但是国人在漫长的历史阶段被权理牵着鼻子走，当权人物总力图把权理拔高到真理的程度，强制性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久而久之国人习以为常，便将权理当成了真理的绝对化身。与之相对的是对真理却漠然不知，浑然不求了。对真理的孜孜以求，以及坚持真理、追求真理、探索真理者的多寡，历来是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程度的标尺，而很多情况下这与个人财富拥有量是不成正比的，譬如探究科学共产主义真理的马克思曾穷困潦倒多年，以至于连寄信的邮资都没有，但因为有了马克思这样的科学共产主义真理的奠基人使得德国的历史文化大放异彩。中国缺乏的正是象马克思这样“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不躺在现成结论上，不因循故知，孜孜以求真理的国民素质！

 

中国需要深层次爱国精神，不是狭隘的愤青，低素质缺德的叫骂，更不是不明就理情绪化的烧抢。最可怕就是中国人自以为是的德行：中国普通人都能看懂看明白的，难道别人看不懂不明白。别人智慧，眼光，境界，经验，平台是我们几十倍甚至百倍不止，我们与别人差距是上百年，意识形态国民素质相差更远。我们需要平静努力上进，还没有时间精力搞那些无聊的事情。

 

 

日本国家形象为什么位居世界第一

 

日前，《时代》周刊公布一项调查，87个国家1000万民众评估12个主要国家，显示中国国家形象第25，中国继续在世界民众的心目中以适度的正面形象出现。但日本国家形象却连续35年位居世界第一.

 

其实，早在2005年6月23日，世界国际人文研究中心公布了一份“全球态度项目”调查报告，126个国家中只有巴基斯坦和中国认为中国形象好于日本。有124个国家对日本的好感度要远远高于中国。事实也的确证明，在世界许多国家，日本人很受欢迎，更受尊重和喜欢。

 

　　而许多中国人一直津津乐道日本国际形象由于历史等问题在世界受损，不如勇于反省的德国，可是真正的调查结果却迥异于甚至刷新并且颠覆了国人的想象和判断，有的调查甚至显示日本形象远好于德国，不禁让我们大跌眼镜。

 

　　的确，在日本否定侵略历史、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这一直是中国与日本历史问题，《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提到中国最大问题：心胸狭窄，爱记仇，小气，只会抱怨，脏、乱、吵，窝里斗”、不团结、爱推卸责任，死不认错，不懂感恩。中国人犯一个根本的错误，中国今天面积不是天生的，也是抢来的，通过战争方式，中国强的时候抢夺他国地盘利益被视为征服，还要展现一下所谓大国豪情壮志；但我们清末被世界列强征服打压，因为我们弱被打压欺负，我们就认为这不应该，是侵略。其实没有什么侵略与不侵略，我们应该客观清醒认识只有弱与强之分，如果我们强欺负别人，我们就觉得应该；反之被欺负我们觉得是侵略其实是弱国心态。

 

    日本对中国有几十年的经济援助高达几百亿美元，但中国官方从来不提起，政党也从来只宣传日本错误，无法摆正客观，一直纠结于过去，无法从未来发展角度去思考两国关系。中国一直注视日本，一直在与日本开展比较，因为中国在日本面前一直非常自卑，总希望自己有一天成长起来超越日本，为此从上到上不惜做假GDP，其实GDP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国内生产总值蒙蔽了头脑.反观中国漂亮GDP，7成是外资，利润却让外资拿走，只剩下漂亮数据。还有2成房地产泡沫，1成牺牲环境出卖资源换来的，我们只看GDP，有没有注意结构，质量？

 

    事实上现在日本建立海外的日本资产，相当于5倍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也就是说日本故意放大中国经济，制造中国威胁论借此来打压中国，让中国自以为真的很强（更为重要是中国目前缺乏技术，产业无法升级，中国经济面临无法持续稳定地增长的基础和动力。战略性能源也被发达国家控制，中国是一个靠出卖物质资源和劳动力的国家，是一个以劳动密集型发展的国家，而发达国家特别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是以知识、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国家进一步压制中国发展）中国政府与人民似乎忘记真正应该追求的是什么，本质和目的是什么，这就是幸福感。搞笑的是政府还排出中国幸福指数城市的提名，但这些城市的人民根本没有感觉到所谓幸福，人们再次“被”幸福，被富裕了，被中产阶级（其实绝对多数所谓中产阶级全是房奴车奴，与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相比相差N个档次，穷人定义与中国完全不同）中国有一点成就就沾沾自喜，好大喜功，不知所谓。

完全没有想现在中国经济质量，社会环境，卫生条件，食品安全，教育，科技严重落后。一切的一切，其实民众生活的痛苦深渊之中.......

 

　　国家形象是多元的，历史问题不是日本的全部。如果心胸狭窄只看到日本的历史错误，而没有对照自己，发现日本科技、经济、文化、社会、国民素质等等优点，无疑会陷入历史决定论当中，迷失自我。国际权威人士认为，“中国人因为历史的阴影一叶障目误读日本”。日本的民主体制、对外经济援助、极高国民素质的礼仪和公德，极大程度地化解了单一历史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

 

　　中国对日本有千万个理由去谴责，但是要求其他国家的人也要像中国人一样看待日本人，甚至把这种意志强加在他们身上有些勉为其难，也不很现实。落后于世界第1的日本，让许多国人面对世界25的排名有些苦涩和尴尬。调查来得正是时候。我们不应该妄自尊大，也不应该妄自菲薄。无论我们如何被世界看待，无论世界如何看待日本，都无须拘泥于历史问题对日本形象的损毁力，要多视角地看待自己，看待日本，做好自己的事情更为重要，历史问题毕竟从来都不是谁的唯一。

 

 如果中国永远只站在自己立场角度，只限历史纠结，中国永远无法站起来，民族复兴也是不可能的。中国如果要成为世界强国，受各国尊重的国家，中国需要成熟，以一个开放心态，公正客观，以发展眼光看待其他国家，学会尊重理解对方，当中国内心达到这种程度，就已成为强国心态。中国人更要记住，不要用历史的错误去复制错误的历史！

中国家长需借鉴：令人惊叹的日本幼儿教育

日本幼儿园不论是公立的(由政府办的，教师可以享受公务员的待遇)，还是私立的(由教会寺庙办的)，他们的课室都极为简朴，看不到一点“豪华”和“现代化”的影子，除了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和一台手提式的收录机，是显得稍微“高级”一点，其硬件均比起国内要求的“五机一幕”相差较远。至于幼儿的玩具，则是一些硬纸皮、大小各异的包装箱、报纸、尼龙绳、木或竹制筷子、还有大量的图书，任由孩子堆砌、涂鸦、剪贴、玩弄，只见幼儿乐在其中。

　　1、简朴的幼儿园

　　日本幼儿园找不到现代化的设备和琳琅满目的高档玩具，这与日本先进发达的科技社会似乎形成强烈的反差。殊不知，这正是日本教育者的英明：体现以人为本、以孩子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人要发挥自己的潜能，不能变为“成品”的奴隶，科技的进步，使人们形成更大的生存压力，营造“适者生存”的氛围，合理的充分利用周围的资源，通过环境进行教育，从而培养孩子的创新精神，让孩子受益终生。

 

　　2、用包包锻炼条理性

　　办理入园手续的第一天，幼儿园就要妈妈准备若干个大大小小的包。书包、装毛毯的包、装餐具的包、餐具盒、装衣服的包、装备换衣服的包、装换下来衣服的包、装鞋子的包等等，而且对于包的大小也有规定，有的幼儿园甚至要求所有的包都要妈妈一针一线地缝制出来。孩子们要把自己的个人用品分门别类地整理好并放在统一的地方，常此以往从小开始锻炼做事的条理性，我想日本人对垃圾精细分类处理而不觉其烦，也与这样的教育方式有关。

 

　　3、小孩拿包，大人空手

　　日本家长在接孩子下幼儿园的时候，手里一律空着，各种包都是由小孩子拿着，这在中国家长眼里简直难以接受，如果孩子累坏了怎么办？拿不动怎么办？由家长代劳拿东西倒是普遍现象。而日本家长认为培养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要从一点一滴做起，从而锻炼孩子的责任感和吃苦能力。

 

　　4、脱穿衣服锻炼独立生活能力

　　幼儿园是统一服装，春秋换装，全年登园时最外边都要穿幼儿园的套头衫，穿短裤，戴蓓蕾帽(夏天戴草帽)，穿自己的鞋子；到了幼儿园，就要把套头衫脱下来，换一种玩耍时的罩衣，鞋子脱下来，换白色的芭蕾鞋，到操场玩的时候，自然再换自己的鞋子。每天早上，都要重复一套换衣程序，日本的妈妈们都是站在一旁看着孩子，从不伸手帮忙。日本幼儿园就是通过这个每天的穿衣换衣，让孩子练习独立生活的能力的。通过每天到校后，换衣服、放联系手册，自己帖当日的sticker，挂手绢等从2、3岁开始的训练，孩子们养成有条不紊做事的习惯。

 

　　5、冬天穿短裤锻炼毅力

　　日本幼儿园的孩子，冬天无论多么冷的天，都穿非常短的短裤上学，很多孩子没多久就冻感冒了。而日本妈妈们对此的看法是“孩子送幼儿园就是来让他们得病的。”久而久之，孩子们都锻炼出了抗寒的能力，很少再有发烧感冒的情况出现。

 

　　6、教育是为了教孩子学会“笑”和“感谢”

　　日本幼儿园的孩子们没有课本，只有每月一册的绘本。学校的教学计划中，完全没有数学、假名、绘画、音乐这些项目，更别说英语、奥数了。学习的重点居然是“教孩子们学会笑眯眯和说谢谢！”虽然没有多少知识性教育，但是孩子通过综合的教育方式，往往能在音乐、美术、阅读等方面有更大的进步，这的确很令人出乎意料。

 

　　7、佛教思想传递“感恩的心”

　　寺院的周围通常建有幼儿园，寺院的主持又兼任幼儿园的园长，这在日本各地都是非常常见的。幼儿园每个月都要到寺庙里受一次教诲，园里最重要的节日一定要拜佛，佛诞日、涅磐日都有活动。日本人相信，从小对孩子进行佛教思想的浸透，会使孩子拥有一颗懂得感恩的心。

 

　　8、了解生命的由来

　　孩子生日前，老师预先与他的父母联系，询问名字的由来，还借来孩子自出生以来的照片在班上展览，并请孩子的母亲写信谈谈孩子出生时的情况，并在班里读给孩子们听。与我们有些家长给孩子操办的大吃大喝大买礼物的生日会不同，这一系列生日活动的目的是让孩子了解生命的由来，懂得诞生与成长的艰辛，喜悦和感恩。日本人坚信，孩子从小知道尊重生命，长大后就很少会做出越轨的行为。而在幼儿期，通过为孩子们过生日、教他们培育动植物等活动，都可以让他们在朴素的惊奇和感动中了解生命，是培养生命尊重的绝佳机会。

 

　　9、从幼儿开始的礼仪教育

　　孩子在幼儿园毕业时也会经历一次像大学毕业一样庄重的仪式，园长、老师、家长以及孩子们都会穿戴正式且一丝不苟地完成整个仪式，而且各种仪式会随着孩子的成长一直相伴到终生。可见从小开始对孩子进行礼仪的灌输，对孩子的修养的打造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礼仪之邦”的确名副其实。

 

　　对比日本的幼儿教育，来看看我们的孩子——为了孩子们能成为未来人群中的佼佼者，家长们把“最好的”都给了孩子，而当他们进入社会时，却连面试也需要父母陪，一杯水也不会倒，椅子不能放齐，离开时电灯不会关，受不了工作压力，浮躁而轻易跳槽，眼高手低……

 

　　教育的目的就是让自然人变为社会人，学会认知，做事，合作和生存。教育就是社会化成人与孩子自然本能的相互妥协和对抗过程，通过寓教于乐与严格培训的方式，将更为优秀的制度、品德和性格传递给孩子，铸就孩子完善的社会性格和整个民族的个性。记得有人曾说过：未来企业的竞争，包括国家的竞争，不再是一个(伟)人与另一个(伟)人之间的竞争，而是一个团队与另一个团队，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竞争。当我们在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的祖国花朵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忘了一点：教育就是最廉价的国防，从小抓好教育，就等于抓住了强国之本。

 

再因日本审视我们的教育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日本援助者发现安徽某贫困地区政府有钱建办公楼“白宫”，却无力改善一所农村小学。为了盖新办公楼，当地还拆除了小学校舍，学生们只好搬回破旧校舍上课。

 

    这样的问题，任何一个有点头脑的中国人都不应回避。即便产值位居世界第三之后，教育经费的不充足，仍是我们必须反思和直面的问题。
百多年来的中日恩怨，教育始终是回避不了的一座大山，甚至上升到生死存亡的地位。康有为甚至把甲午战争失败归结于清朝不重视教育。

 

    经常有人抱怨，中国人口多，不像日本那么有钱，投入教育有困难。其实日本明治维新和战后初期比中国现在还穷，但投入比例远远超过中国。日本人坚信，只有教育才能改变贫穷，于是大动血本，且收益匪浅。官员和教育人士捐资办学，甚至有人因为筹措不到教育经费而自杀，被称为血泪史。1860年，确立近代学校制度，普及6年义务教育。1907年在世界率先普及9年义务教育，建立全国范围教育网，（而英国达到这一水平用了70年，德国了用80年）1920年普及了12年义务教育,1958年普及了高等教育。 

 

   可以肯定的讲日本拥有世界最好的教育，美国虽然也拥有众多著名大学，但高等教育普及程度远不如日本。

 

    日本拥有世界最好的教育。1903年—1960年，日本劳动力人口增加1.7倍，国民财富增长7倍，国民收入增长10倍，教育投资增长23倍。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25%以上，在世界各国中最高。1920年实行12年免费义务教育，免费为中小学生供应午餐、书本。1950年—1980年，日本教育经费占GDP5%以上，中国的台湾占4%以上，中国大陆占3%左右，1999年占2.79%，仍没有实现9年全民义务教育，其普及程度只达到68%，甚至许多地方连6年义务教育都没有达到。中国是世界上文盲半文盲数量最多的国家，十五十五岁以上人口中，有4.8亿名文盲或半文盲，占总人口的37%。中日两国的教育相差多远呢？据估计，中国的初级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00年的水平，落后110年；中等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10年的水平，落后100年；高等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20年的水平，落后90年。
    

    新中国60成立以来，教育取得显著进步，文盲大幅度下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还有许多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一些贫困地区的孩子呆的是明清的房子，还有土屋窟洞等。在许多农村，最坏的房屋是学校，最好的房屋是政府。而在日本农村最漂亮结实的房屋往往是学校，发生自然灾害时，村民很自然地跑到学校避难。

    我们曾经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此话可不能成了儿戏。日本友人善意的提醒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长期一直以来都在自欺欺人把自己的无能归结于人多所以中国搞不好，相反人多是我们的资源，因为世界的竞争，国家与企业意识背后都是人才竞争，我们拥有最大人源，但我们却没有办法将13亿人口变成有大智慧的人，处处都是小聪明的人，杀中国人最多，坑中国人，用假米地沟油坑中国人的都是中国自己人。我们从来不承认自己错误，从来也不敢承认自己无知愚昧，我们只有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大跃进，几十前如此，今天还是如此，我们有反省过？中国人为什么不幸福？不快乐？

 

众多廉价劳动力的勤奋工作，可以在经济增长初期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这是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是有关统计表明，越勤劳的国家，人均GDP反而越低。

 

 

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冲制度成本。

这些国家的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

前期中, 我们谈到“武打”作为一种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机制的意义，特别是当正式司法不可靠时它对经济秩序的建立和维护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能在一定范围内促进经济交易的发生和市场的发展。但我们也看到，以粗鲁暴力建立的“丛林规则”与相应秩序往往是一种低效的“多极”秩序，它只能支持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无法让一个国家的经济充分地深化。为了让经济实现最大可能的深化，就需要某种正式司法支持下的“单极”秩序。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话题。自从1993年道格拉斯.诺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制度经济学再次成为经济学界和业界的热点, 一时间我们都认识到制度资本或制度成本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可是今天，转过身看看中国的市场制度环境与法治水平，我们又开始纳闷：中国的法治与产权保护还相当欠缺，可是这些年GDP却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在增长，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中国特色真的能使其他国家成立的结论在此就行不通？真的是中国有中国的经济学、西方有西方的经济学？在这期与下期的专栏中，我们不妨试着回答这几个问题。

制度资本与制度成本

制度经济学判断制度机制(institu-tions)优劣的最重要标准，是看它们是否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深化。如果一国的制度有利于交易市场的容量最大化、有利于经济的深化，那么我们就说该国具有高的制度资本。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则使交易的成本变高，这种成本通常被称为“制度成本”。当然，制度成本不仅仅指在市场交易发生过程中实际要支付的成本，也包括由于制度障碍而根本无法进行或选择放弃的市场交易所带来的机会成本，这种机会成本包括“本来可深化的市场”因制度障碍而只能半途而废的情况，以及市场勉强得到发展的情况。

换句话说，即使在制度机制最不利于信用交易的国家，证券交易和借贷还是可以发生，甚至也可以发行股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证券市场能够深化、能够发展得兴旺。一个国家的经济可能已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的积蓄已很多，但由于金融证券市场不发达、金融中介不到位，虽然众多创业者与企业家都需要资本，大家也都没办法，那些积蓄资金无法配置到资本的需求方，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就很难发生。这里，制度成本表现为“勉强发展的证券市场”和“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很难”。

制度经济学关注的核心是产权保护与合约执行机制。这个听起来似乎很狭窄的主题实际上涵盖了一国制度的方方面面，包括法治、政府权力与制衡结构、司法独立等等。比如，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最后归结到对私人产权与合约权益的侵犯，因此对行政权力的制约问题最终也是一个产权、合约权益的保护问题。制度经济学的这两个中心命题是经济深化发展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可靠的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制度，人们就无法预期从事市场交易、从事投资的结果，也不知道从交易、投资中获得的利益能否属于自己。而经营、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将迫使人们停止交易、不愿作出投资，即使他们想进行市场交易，交易成本也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却步。于是市场发展会停滞不前，经济增长无法持续。

中国以“勤劳”对冲“制度成本”

正如前面所提，近二十几年中国的制度在不断朝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方向变迁，但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其与真正的市场制度结构还相距甚远，特别是产权保护制度的变革还只是近两年的事情。可是，这些不足并没有阻止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这种经历似乎否定了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

其实不然。促使经济增长的资本包括自然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即使一国的制度资本欠缺，但如果人力资本或自然资源出奇地丰富，那么这两种资本可在一定范围内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也就是说，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在给定的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的情况下，如果想挖掘其最大潜力并使市场达到最深化的地步，那么制度资本则会是决定性因素。

我们可以用劳动力成本和制度成本在一定范围内的替代性来解释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经历。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也相对很廉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优势在经济增长初期可以弥补、对冲高的制度成本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一道理，我们不妨想像这样一种局面。假如郑州市要盖一栋特别的仿古中国戏曲大院，用料全部是传统的青砖青瓦，并且要用全国能找到的最好泥土烧出的青砖青瓦。结果其建筑公司找到江西景德镇，决定从景德镇买来1000万吨泥土，每吨售价为100元，共10亿元。

为了说明问题，假设大家对法院解决合约纠纷的能力都不放心，由此导致的局面是，景德镇卖方在没有收到付款之前不肯发货，而郑州建筑公司又声明在没有收到货之前决不放款，原因是在没有可靠的正式司法的情况下，双方都不相信书面销售合约能值几个钱。怎么办呢？有两种选择：双方要么选择“绝对不跟陌生外地人交易”(那么跨地区交易无法进行，全国经济的发展会因此受阻)，要么通过某些运作上的安排来规避“交易制度风险”。

一种规避交易合约风险的办法是把这笔“大交易”分成100份“小交易”，每次运10万吨泥土，等两天将泥土运到郑州之后，郑州公司立即付给景德镇卖方1000万元。这样，即使哪一次郑州方不能付款，卖方最多损失掉1000万元，而不是整个交易的10亿元。但问题是，如果分100次交货，而每次“小交易”又需要两天时间才能完成，那么整个交易需要200天才能做完。相比之下，如果正式司法能够非常可靠地处理合约纠纷，那么双方就能以交易合约为准，签约即可发货，整个交易可在两天里完成，而不是要等200天。

在这里，“制度成本”包括以下几项。第一，郑州的中国戏曲大院工程被拖后200天，而不是立即就可以开始。当然，如果整个经济的市场交易环境都是如此，那么人们在单位时间里创造的价值就会在整体上很低，也就是生产率很低，每人每年能完成的交易次数和交易量都会很少，经济增长就慢。当然，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市场(比如跨区域市场)可能根本不会发展。第二，本来两天可以做完的交易被拖延到200天完成，在中国或许还能接受，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低，而且劳动力数量也多，只是“多辛苦一点而已，忍一忍就过去了”。相比之下，如果是在劳动力成本高的国家，这种规避交易风险的安排显然在经济上不可行。换言之，正是由于廉价的劳动力，我们才有对冲高制度成本的可能性。第三，正因为制度资本的欠缺才使人们单位时间的产出(生产率)不可能高，每天能创造的价值低，反过来又使人们的收入不可能高，迫使劳动收入只能很低。因此，制度成本的最终表现形式是人们的低收入水平。

上面的例子只是谈到一类制度缺陷。制度障碍也可以体现为那些各式各样的行业准入审批、对市场的行政管制，还有许多灰色和朝令夕改的规章。这些都拖延了创业时间与交易速度。比如，从申请注册公司到真正得到营业执照以至开业，一层层审批过程是创业者要经过的第一道关，走完这一道关所需时间的长短基本能反映一国、一地区的制度环境是否有利于创业和更广义的市场交易。在加拿大, 这一过程最快，只需2天，美国需7天，意大利最长，需时121天，在中国需要111天。按每年250个工作日计算，在中国和意大利，创业者平均要等待半年左右才可注册好一个公司并开业(参见《新财富》2002年11月号本栏文章《什么妨碍我们创业？》)。

为了弥补这些制度成本、规避交易风险，人们不得不格外地勤奋、一天多工作几小时、少拿些收入，多把一些青春年华耗在饭局和没完没了的审批手续上。为什么我们一周七天都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晚上十一、二点也还在通工作电话？这都是我们为制度成本必须付出的代价。

人均GDP与勤劳成反比

我们把126国的人均GDP与其就业者的平均工作时间放在一起。如果我们把工作时间的长短看作测度一国人们勤劳程度的指标，那么从图中可以清楚看到，人均GDP与勤劳是严格成反比的：越勤劳的国家反而越穷。这一方面说明我们传统的“勤劳致富”观念并不一定成立，另一方面说明肯定是“勤劳”之外的东西在起着更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这些数据基本证实了前面通过郑州与景德镇的泥士交易例子以及公司注册程序比较所讲到的道理：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发展时，一方面市场难以高效发展，另一方面，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冲制度成本，是“无用功”。附图说明，当一国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其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按照茅于轼先生的说法，我们中国人比世界其他民族都更勤奋，但我们却还是那么穷。道理也在这里。

勤奋和众多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在经济增长初期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这是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得以增长的重要原因，但这并不能否认制度经济学的中心命题。

 

中国医疗制度亟需改革

 

——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完善的惠及百姓的医疗保障制度，才可迅速崛起！

       俗话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一个人不管多有钱，最怕生病，健康才是财富的真正主人。社保、医疗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可继续性的重要指标。在社保医疗的改善与提高方面，我认为中国不需要走多远就可以看到一个值得我们借鉴的例子。日本的社保和医疗制度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好的医疗制度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必要保证！

 

   90年初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之后是长达20多年的经济萎靡，那么日本何以维持社会、经济的稳定？让我们看看其中的奥秘，其实这与日本健全的社保医疗制度和高比例的中产阶级是密不可分的。经济泡沫破裂之前，日本的中产阶级（年收入最低达到20万美元）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90%之多，大多数人都有稳定的工作、相当可观的存款、公共和私人退休金。不到10%的人口是超级富豪，日本不允许有超级富豪，日本世界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日本经济危机爆发后，经济增长长期保持零以下的水平，可是为什么日本的中产阶级没有减少？原因很简单：这个国家有健全的社保体系，失业了有保障，生病了有医疗。虽然经济增长裹足不前，但是日本百姓的平均年收入仍然超过58000美元，是中国的20倍。

 

    近两年日本开始出现贫困者，但日本定义的穷人概念：

贫困必然有个标准。日本将年收入低于5,728,980日元（折合人民币467，783）的四口之家，或是个人年收入低于1，480，819日元（折合人民币120，912），归入贫困线以下。中国的贫困线，人均年收入785元人民币。46万元多与785元，日本穷人的年薪是中国穷人的596多倍！这还是按照人民币升值后计算，早两年差距更大。再深入比较，日本穷人家里的电视、空调早已普及，通常还有一两辆旧汽车。

反观中国的贫困群体，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贫困地区的娃娃，正处于长身体的年纪，吃白米饭就咸菜还算好的，挨饿也不稀奇。前两年，一些志愿者组织贫困地区的娃娃到北京看天安门，一个女孩甚至生平第一次吃肉，心酸得让人落泪。

 

我太太是日本人，我亲身经历了日本的医疗制度是多么的完善。太五年前，太太与我一起生活在北京。当时，她生了一场很难缠的病。虽然公司给我们提供个人医疗保险，但是我要带她去北京的各种各样的医院、诊所看病，每个月至少要花费3万元。这样一年下来，我们的医疗消费可以换一辆高级宝马轿车。最后，我们决定不在中国看病了，太奢侈，一辆高级宝马轿车就这样没了。于是，我就带着太太回了日本。因为她是日本公民，我们马上享受到国家报销90%的医疗保险，不管消费金额多少，国家支付9成，个人支付1成。现在太太还在治疗当中，这四年来省下的医疗开销让我们在东京郊外购买了一座非常高级的别墅。我们家的阳台前面是太平洋海和沙滩，太太的身体越来越好了。在北京的时候，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而我的花费也越来越高。

    一位朋友对我说就连外国人都支付不起中国的医疗费用，更不用说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如果生重病的话，对于他们来说医疗费用就是个天文数字。目前，中国的社保和医疗不完善，技术严重落后，药品超级超级贵，大夫要的红包又超过普通人的收入。很多中国家庭因治愈重病而破产！政府提出刺激内需，希望居民多消费，如果他们一辈子的积蓄还不够看场病，还有通货膨胀物价天涨，怎么让他消费？
 

很多专家学者认为中国还可以保持长期的快速增长，因为还有10亿农民没有进城市。还有人说中国现在的房价还有相当的上涨空间，因为这些城市的新来者有巨大的住房需求。问题是：这些人能买得起吗？二线城市的房价动辄过万，一线城市更是不着边际，2、3万不在话下。其实，大多数城市的房价已远远超出老百姓的购买能力。
      

    虽然日本经济停滞，但无论是汽车、高科技、电子、化工行业，还是金融行业，日本的企业都具有超强的竞争实力，这些企业都拥有核心技术、垄断行业、跨国品牌，为居民创造了好的就业机会。

 

       本轮世界金融危机好像没有给中国带来太多影响。30年的改革开放帮中国政府建立一个巨大的国库。虽然普通老百姓没有太多钱，但中国政府却富有。中国应好好跟日本学习：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保和医疗体系。这样的话，在下一个危机到来的时候，中国也可以像日本一样，不管经济增长还是停滞，老百姓照常安定生活。我们与日本普通人有什么差距？
 

   2009年国家投入4万亿刺激经济，有一小部分进入社保和医疗。可是，至今政府都没有公布进入社保和医疗的具体数额。根据国外的财经财经专家测算，中国要建立一个惠及亿万百姓的健全的社保和医疗体系，100万亿可能都不够。到2015年，中国接近14亿的人口开始老龄化，至2030年，超过60岁的人口会占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稀缺，我建议建立一个多元化的养老医疗体制，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同时也允许部分国际优秀与先进的医疗投资者参与。
 

       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困有所助，让百姓都能看得起病，这样的制度才可以让老百姓放心地消费；才可以保证经济持续发展；才可以让崛起有坚实的基础。百姓是构建和谐的基础，真正的和谐来自于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