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的用人之道——舒生读《论语》之三十四

唐朝宰相娄师德极有才干，能入为相、出为将，特别是统领西北边防数十年，业绩赫赫，被武则天赞誉为“文武才”。娄师德与狄仁杰同朝为官，狄仁杰看不起他，屡次排挤他。但娄师德并不计较，多次向武则天举荐狄仁杰。一次，武则天告诉狄仁杰：“我重用你，是因为娄师德举荐你。”狄仁杰不信，武则天便命人取来十几道奏章给狄仁杰看，竟都是娄师德为举荐狄仁杰而写的。狄仁杰看后深感惭愧，感慨道：“娄师德真乃有德之人，我受他包容却一直不知，我不如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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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公问曰：何以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举直错诸枉”在《论语》中有两处论及。《论语·为政》中：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颜渊》中：（樊迟）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这句话在第二次出现时，子夏对樊迟的解释也是对孔子对鲁哀公之言的注释，他举了舜汤用人的例子，来说明老师这句话的内涵。

回到原文，鲁哀公为“春秋十二公”中最后一位鲁国国君，在位期间，季孙、叔孙、孟孙三家专权，国事日非。他向孔子请教如何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孔子回答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错：通“措”,放置；枉：邪曲。意思是说，推举正直的人去管理邪曲的人,老百姓就会拥护你；推举邪曲的人去管理正直的人,老百姓就不会拥护你。

孔子的这句话，可以视为他的用人之道。用人是一种导向，也是最根本的导向。用心理学的话，这种导向是一种矢量，就是“一种具有意志和方向的作用力”，卓越有效的管理者的职责就是用好这种作用力，牵引整个组织走向正确的方向。在中国政治的道理中，这种作用力强与不强表现为民服与不服，归根结底在德不在力，权力的使人服是霸术、霸道；道德的使人顺服，才是王道。

直即是正人君子，枉则是奸佞小人。举直错诸枉，就是让君子来领导小人，或者说是用君子而不用小人，如此则政治正常，德位相称。君子在高位，以德服人，民众自然信服，社会也就和谐了。如果反过来，举枉错诸直，就会政治反常，黄钟弃毁，瓦釜雷鸣，小人得志必然搞逆淘汰，自然民众不服，社会不稳定。这些都是再朴素不过的道理。有些人看不起这些常识，认为这是“小儿科”，但再远大的理想也不能脱离实际，再高深的道理也不能违背常理，再伟大的感情也不能悖逆常情，如此方能深入人心、行稳致远。

政治不能偏离常识，但政治也不能止于常识。为“民服”而“举直”，这就要求“举直”者首先要“直”，正如古人说的：“身贤者，贤也；能进贤者，亦贤也。”凡正直之人必以国家、社稷为重，举荐品德高尚的人，且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但以人识人，难免任人唯亲。武则天问武三思，朝中谁是忠臣？武三思说：跟我好的就是忠臣。武则天说：你这是什么话？武三思说：我不认识的，怎么知道他好不好？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人总是相信自己的切身感受和体会，自己身边的人都是自己认识和考察过的，相比别人考察和推荐的，当然更放心。

因此，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要有可靠的制度作保证，选人用人离开了稳定的标准、程序、规范和监督，让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终究不能营造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毕竟如开篇娄师德这样的人，确实少之又少，不然他的例子也不会流传下来，反而那些任人唯亲、私相授受、结党营私、诋毁高明充斥着几千年的王朝轮回，也是每一次改朝换代的标准答案之一。一部《资治通鉴》对人君的忠告和提醒，也无外乎六个字：亲贤臣，远小人。但如何做到却是古老中国政治建设的短板。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要选好人用好人，首先要建立正确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不仅仅指哪个选人者、哪个领导者，也指一个组织、一个政党。这个价值观必须是恒定不变、一以贯之的。无论人事如何更替、形势如何变幻，这个选人用人最底层的价值观不能变，变了这个组织和政党就变色了。人们按照这样的价值观去实践的，不用担心自己的前程，背离这个价值观的，再大的背景和来头也无进取的可能。只有树牢了这样不变的价值追求，直枉、是非、义利、正邪之别才能泾渭分明，在这个基础上也才可以谈如何选、如何用的技术性问题。否则，一个领导一个说法、一个裁判一个号令，不仅让人无所适从，也失去了人才的信任，更让营私者无所顾忌，反正过不了几天就会变，这样的东西不值得尊崇。如此，选人用人全凭上位者的喜好和下位者的运气，那该是多么可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