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事
时间：今天
地点：美帝，我没羞没臊混了N年，PhD还没毕业的一所二流的公立大学
昨天办公室里的美国同学（or 同事）告诉我说明天学校董事会要举行听证会，届时Graduate Employee Union（研究生雇员工会，简称GEU）的谈判代表将向董事会提出诉求，希望董事会向行政部门施压，增加工会与校方谈判的频率和每次谈判的时间，以便尽快达成下学期研究生雇员工作合同的协议。我这位同学是GEU的发起人之一，希望我们都去旁听，以壮声势。
今天一早，来到会场，GEU的组织者给大家一人发了一条蓝色T恤进场，上百人的“蓝衫军”站满了会场的四周，用围观的方式来表达意愿，施加压力。校董们西装革履，能来的都来了。会场布置得很认真，许多张桌子拼成一个圆桌会议的格局，外加一个讲台。GEU请的谈判专家、学生代表、学校代表依次发言。说实话，我从来没见过这样严肃的会场，不管哪方的发言都没有掌声，有人想拍手，看没人响应也就撂下了。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和美国的其他大学一样，我们学校的Graduate Employee也包括了助教和助研。有助教和助研工作因而拿学校工资的研究生，其实有双重身份，既是雇员（employee)，也是学生。
这两年财政紧张，学校扩招了很多本科生。而研究生的待遇却每况愈下。虽然免学费，但每年收取的杂费上涨幅度大大超过工资上涨幅度; 提供给研究生的校内宿舍也越来越少，今年索性完全不再给研究生校内住宿; 另外，以前学校是以employee的标准给研究生雇员买保险，既便宜服务也好，结果现在变成按学生标准给研究生雇员买保险，保费贵了，服务也很烂。
于是大家不干了，一些学生发起组织了这个工会。并且在部分州议会议员的支持下，这个工会得到了法律承认（这是很关键的），获得了单独与学校就工作合同进行谈判的资格。从法理上说，如果是学生身份，学校就有权单方面制定各种费用和福利。而如果是雇员身份，雇员就有权要求学校进行薪资和福利谈判了。GEU的主要诉求就是，要恢复承认研究生雇员身份，在此基础上谈判确定新的收费标准与福利待遇。
这就是我所亲身经历的一场美国大学里的“政治活动”。
于是我不由得想起这二十多年的学生生涯里，经历过的其他少数几件堪称“校园政治”的事。
比如：
第二件事
时间：小学时代
地点：我的老家，一所普通小学
永远不要低估小孩对人情世故的理解程度。校园从来不是什么纯洁的象牙塔，即使是在小学里，学生也早就知道，和校园外的社会一样，同学之间也是有“庙堂”与“江湖”之分的。
我读小学的时候，班干部都是“学而优则仕”，由老师直接“提拔”的。二年级的时候，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同学之中人缘又好的我顺理成章的当上了中队长兼班长。到了三年级，因为普通话标准，胆子又大，我当上了学校许多活动的主持人，以及广播站的播音员。所以，等到三年级的每个班都要提拔一名班干部戴上“三条杠”的时候，我信心满满，志在必得。可是，当学校广播通知候选的大队委员到大队部开会的时候，听到的却是另一个“两条杠” K的名字。当时，我有如遭了晴天霹雳，整个班级也“舆论哗然”。同学们都知道，那位成绩不如我、参加各种活动比我少得多、人缘也不如我的同学，是某位领导的儿子。而我这种双职工家庭的孩子，就只能呵呵了。
大家都知道，小孩子都有一段把老师奉若神明、把老师的每句话当作圣旨的时期，对我而言，这件事情让我们的班主任在我心中的形象彻底崩塌了。她根本不敢直接跟我说这事，只在开家长会的时候跟我妈说了一番冠冕堂皇的理由: “小易工作能力强，我们更需要他留任中队长，多为班里做点工作。” 当时听我妈说了这话，我当即哭了出来。当时的心情用现在的话翻译出来就是“妈蛋，我当三条杠就不能为班里工作啦？”我爸妈也很无语，但也只能劝我接受现实，用更优异的成绩和工作能力来还击。
这件事可以说是我人生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不大不小的挫折让我一下子长大不少。在一段不长的情绪低落时期之后，我很腹黑地开始了我的报复行动。
当时，班上的中队委员已经增加到七八个人。某天中午，我通知中队委员开会，K也要参加，我就说你是大队干部了，中队委的会你就不用参加了（这完全是按班主任的逻辑来的）。然后我把这个会开成了控拆大会，利用我在同学中的人缘，痛陈班主任的不公，大打悲情牌，甚至说得自己又哭了出来，最终成功地赢得了所有中队干部的支持，在班干部中间把K给彻底孤立了。
后来班主任大概也感觉到了我跟K的不和，但她终究理亏，也就只能跟我说点“同学之间要搞好团结”的话。
第三件事：
时间：初中时代
地点：我的老家，一所有名的初中
初二那年，学校开“学生代表大会”以“选举产生学生会主席和组成成员”。为了显示民主，学生会成员候选人在大会上发表竞选演讲，当场投票并公开唱票，以差额选举产生。看起来很不错，但当时主管的老师没有说清楚选举程序的一个问题：十几个候选人，有七八个都是冲着学生会主席来的，这么一投票，最后怎么决定谁当主席谁当其他干部？当时我们也都年轻气盛，只想着拉到最多的选票，这事儿也没上心。
结果表明，这就是个巨大的漏洞。投票结束，按总得票数排名，一位竞争主席的同学排名第一，我和另一位同样也是竞争主席位置的同学分列二三位。OK，既然事先没有说明如何安排职务，那么，按照逻辑，排名第一、获得最多支持的那位同学就理应成为学生会主席。
正当大家好奇最终负责的老师们会怎么处理的时候，一位老师发话了：根据投票结果，某某同学和某某同学因为得票最少被淘汰，其余同学进入新一届学生会，具体职务另行安排。
这也很符合逻辑，只不过是中国式的逻辑罢了。另行安排的结果，就是几天之后一纸公告：W同学任新一届学生会主席。W既不是那位得票第一的同学，也不是我和排名第三的同学，而是排名在五六名之后。当然了，谁都知道，W的爸爸是某位更大的领导。而我们排名前三的这几位，连副主席也没我们的事，最后都当了某某部的部长。
于是高中开始我就再也不“玩政治”了。
补一句，这位W同学后来还和我一个高中。高考之前，学校有几个省三好学生和一个省优秀干部的名额。优秀干部是可以加十分的，三好学生没这待遇。于是不出意料，表现平平的W当仁不让地成为省级优秀干部。当时班主任只能跟我笑笑说：没关系，他加十分也影响不了你的名次的。后来想想，也是，随他去吧。不想成为不公的受害者，自己首先能做的也只有让自己更强而已。况且真要靠这种加分才能上心仪的大学，那TM才叫羞耻呢。
三件事情讲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