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也有五年多了(胡紫薇博客)
2007年8月7号。一直很清楚的记得这日子。因为这是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的前一天。正在带妆彩排。在台里300平米演播室。和那时《身边》的一堆同事。为了第二天下午四个小时的倒计时特别节目的直播，大伙儿都在。当时，一点也没想到，这会是我和朝夕相处多年的团队，最后一次以这种方式相聚在一起。
米兰昆德拉在《告别的聚会》里说过大概这个意思的话：最好的告别，就是你俩话正说到一半，突然有个事把你叫走了。话头还撂在那儿，原打算待会儿继续的，却就此天人永隔。当时读到时只觉得诗意，现在明白，是天意。天意呢，就是那个总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刻，以一种你意想不到的方式，迅疾而至的东西。
下午两点多，台办来叫人。到了电梯间，正碰上当时的奥运节目部主任杜研，我的直管领导。也是被时任总编辑Z先生叫去问话的。当时看着杜主任，满是心里咯噔一下的表情。想来他看到我时也差不多是那咯噔一下的样子吧。
其实，不好的预感这几天一直都在。而事情的缘起怕是要从更早些时候说起。
整整一个月前的7月8号，生活频道的《透明度》栏目报道了据称是市民举报的早摊点出现废纸和进肉馅的劣质包子，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纸包子”。现在想来，那档节目做的堪称详尽，从市民的举报，到栏目组安排记者到事发地进行暗访，随后联系属地的工商所做了突击检查，该摊贩因为没有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被取缔。直到节目最后，区卫生防疫部门的执法人员提醒观众识别纸质包子馅的方法。
隔日，《北京新闻》以纸箱馅包子流入早餐点为题报道了此事。随后多家中央和地方电视台、报纸转载了此报道。台里的十多档新闻类民生类节目也进行了转播和转评。同时，一些外媒如ABC、CNN、BBC跟进关注了此事。7月16日，有报道称，纸馅儿包子摊主仍然在逃，食品安全办公室抽检了全市23家早餐摊点未发现纸馅儿包子。有餐饮业者表示，相关报道对生意有影响。7月18日晚间，《北京新闻》称纸馅儿包子被认定为虚假报道。摄制者已被警方刑事拘留。北京电视台向社会深刻道歉。
事情到了这一步，对于公众来说，结束了。事情到了这一步，跟我个人也还扯不上关系。除了当时我担任制片人的《身边》栏目也在转评转播的热潮中转评了一下。按如今的网络语言，顶多也就一打酱油的介入程度吧。连单独挨个批评的格也都够不上。大家全部的注意力，除了每天都有的涉及生活频道的人事变动、事后追究和栏目调整的各种大道、小道消息外，唯一需要严防死守的，就是但求无过四个字。
说起来呢，也是很有喜感。就在纸包子报道前后这风云突变这半个月，我个人其实并不在岗位上。甚至不在北京。那时市里头有一个“四个一批”的培养计划。四个一批，听说过么？是全国文宣系统的一项人才工程，据说是要着力选拔培养一批名记者、名主持人、名出版家、名艺术家。作为工程，总需有各种有待擢拔的苗子，于是台里不知怎么轮到我作为苗子之一，参加了第一期的培训。第一期，一般都是很受重视的。这一次也不例外。培训共脱产三周。前半程北京学习，后半程港澳观摩。当时作为一档周播节目和一档日播节目的制片人，另外每周还要主持8期节目，每天可想而知的各种忙乱各种台前幕后的辗转。当时调侃自己，一睁眼就是事，一闭眼就是梦。没有休息日，没有节假日，满脑子只剩下节目的吞吐量。而这样日以继夜的生活，已经如此这般地过了四年。放下90多人的团队和每周250分钟节目的制播，一走20天，对于我，也是第一次。确实不能不说有点借此机会偷口气的心思。
所以说，纸包子东窗事发和几乎整个发酵过程，还是后来在网上得知周全的。当时在香江之畔，只隐约听说了了个大概。而当我八月初回京时，《身边》栏目风云突变，是因为与纸包子全然无关的另外一篇报道。
我6号回京一下飞机，就被直接叫回了台里。说身边的一期节目出事了。在全台的编前会上刚挨了点名批评，要求栏目组马上整改并出具此事的处理意见。为此部门主任几乎一整天在身边转悠。看起来忧心忡忡。记得进到办公室已经晚上八九点，一屋子人，见我回来，鸦雀无声，栏目组里肃穆的一塌糊涂。放下行李就冲进机房，看到底是哪个节目惹了什么事。一看内容就把我看乐了。原来是在我出差这期间，接了一大妈打来的热线，购买了一台著名的H家电，结果制冷系统出了问题，找厂家无果大妈投诉到节目组。栏目组找到厂家的售后部门，给大妈修好了。完了。
我问这节目怎么了？台里说是批评报道。现在台里的规定是所有的批评性报道都停，所以身边这叫顶风作案。但是栏目组觉得这不是批评报道，有问题，有解决，顶多算中性报道。如果是批评报道，部门领导审片时也会把关。部里也给台里写了此节目并非批评报道而是中性报道的情况说明。
说完大家又都沉默下来等着我拿主意。记得我首先严肃批评了搭档多年的老郭，是不打勤不打懒就打你这不长眼，这日子口没见头头脑脑头上都高悬着别再出事四个大字风雨飘摇呢么。唱赞歌，就说好听的不会啊，赶这节骨眼做这种选题，亏你受党教育多年。第二，千万别再执拗是不是批评报道这事了，台里既然已经定性，只怕这一刀躲不过。马上给台里写编辑停职主编制片人罚薪的栏目组处理意见，明天上交，看能不能饶得过。第三，制片人也就是胡老师本人，做深刻检查。大家听我的口气还在调侃老郭，也都松了口气，老郭也表示谁再做问题报道谁孙子。因为第二天还要直播彩排，大家一阵哄笑散了。我一个人留在组里，连夜写检查。记得那个晚上，办公室突然就安静下来那一刻，一下子显得好大，好亮，万籁俱寂。我的笔在稿纸上腾挪着，沙沙的响，活象砧板上一尾跳跃的鱼，看似很轻快有力的，挣扎。
后来想，这检查应该好好留着。这几乎是我为这家供职16年的传媒机构贡献的最后一篇稿件了。而其中各种心甘情愿的言不由衷，也是中国媒体人的具足体验。
其实，检查和情况说明甚至部门内部的处理处罚都已经不必了。第二天，台里紧急召开了编务会。专门研究如何处置身边，和责任人。
于是就有了倒计时一周年的前一天，下午两点多总编的召唤。七楼总编辑办公室。七楼还是八楼来着，忘了。十几年期间只去过有数的几次。我和杜主任，敲门。进门。站在门口。之后发生的一切，定格在我一向迷糊而健忘的内心里，再未曾忘，随着岁月，反倒日渐清晰。
总编辑Z先生站在大班台里。面色凝重。他请我们坐。声音有些生硬。我们面面相觑。
Z先生说，鉴于局阅评员注意到近期身边栏目的一期节目中，关于H冰箱的一则批评报道，不负责任地抹黑民族品牌，并引发了该品牌在欧洲国家销售的不畅和退货情况，对我国民族企业走出去产生了不良影响，是错误的媒体导向。特出具阅评意见，报北京电视台领导望与重视严肃处理云云。
记得小时候看鲁迅文章，知道了有个词叫骇笑。但一直不能体会这会是一种什么心情下的表情。直到那天，听了总编转述的阅评员意见，我想，我当时大约是骇笑了。
当然，还没完。
我开始感觉到自己心脏在跳。
Z先生接着说，鉴于，阅评员的意见和身边栏目中屡次批评报道导向错误的情况，经编委会讨论通过特作如下决定，撤销胡紫微的制片人职务，停职检查。作为栏目主持人继续工作。
记得当时杜研主任一下子站了起来，好像是跳了起来，跟总编辑很着急的讲着什么。讲了好多话，我听不清，只觉得远远的，高一声低一声。停了一会儿，好像重新又能听清了。听着杜主任为我争辩平时工作如何勤力，如何常年无休尽职守责，收视如何好，为台里创收如何有功劳。。。很奇怪的是，当时心情其实有一种很奇特的平静。而且轻松，眼前一片澄明。甚至觉得杜主任急的那样也是关心则乱。这些事，领导能不知道么。但是，当然了，心灵的澄澈，并不能阻止住自己的四肢象树叶般的抖。为了平复自己颤抖的四肢，长长的呼气。心里不停在说，大爷的，不许哭。
后来，两个站着的领导渐渐都不再说话了。就那么看着坐着的我。是不是该我发言了呢。还是因为我的脸色太过难看。我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因为没有经验，也因为担心自己一张嘴就会语不成句。
好像过去了半辈子那么久。两位领导还是看着我。看来，作为被宣布的人，我必须要有所表示，一切才好结束。
我站起来。我说了三点。我竟然还记得说首先，其次，第三。后来我明白了，当一个人无比混乱的时候，往往会说我简单说三点。
我说，首先，感谢台里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和任用。第二，H事件，我负全部责任，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听凭台里的处分。只是希望到我为止，不要再追究其他同事和栏目。这是大家的饭碗。这算是我仅有的一点个人请求。第三，我希望就此错误做彻底的反省。主持人工作请台里另外安排其他同事承担。
听了我的一二三，Z总编跟了一句：台里的意思，主持人你还是可以照常的。我说：我累了。Z想了一会儿，说：那，尊重你的意见吧。
我和杜研走出总编办公室，电梯到一楼。一路无话。一起回栏目组。在紧挨后门的过厅里，挂着一溜台里主持人的照片。我的照片在紧左边。就在那里，忽然迎面碰上了梁言老师。梁言是电台体育名嘴，也是身边的常设嘉宾，多年蒙他帮忙，半师半友，很是熟悉，熟到他那著名的绰号梁叔，就是我起的。一看到梁叔，不知怎么的，好像突然一下子回过神明白过来，我将永远的离开我参与创办朝夕相守五年的《身边》栏目。我生命中的一个段落，结束了。
很突然的，心里难受极了，悲从中来，就那么站在他对面，放声痛哭。我想梁叔是吓坏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站在那里，一直拍着我的肩膀。现在想起来，在BTV老台主楼的门口，曾经十六年无数次走过的地方，在一个盛夏的下午，伴着阵阵寂寞的蝉鸣，两个并不相干的男人，陪着一个痛哭的女子，度过了她生命中某个告别的时刻。
站那儿哭了很长时间，但是，很值得。因为从那以后，再没为此事掉过一滴眼泪。PS，后来我跟梁叔见面也再没提起过那个下午。我想他是怕我耿耿于怀。而我是怕他难过。说回来，那天应该鼻涕眼泪油彩脂粉的胡乱蹭了梁言老师西装一身吧，也不知回去怎么跟嫂子瞎编理由的。呵呵。今天一并做个说明。致谢并致歉。
分手时，梁叔从杜主任那儿约略知道了事情的大概。也是默然。问我有什么需要他做的。我说也没什么，就是请他先不要告诉张老师这变故，明天他也有直播。
那天傍晚，我离开了身边，嘱咐老郭三件事。第一，赶紧把停职的同事叫回来上班把原打算提交给部门的一系列处罚意见销毁。这事不要再提。二，配合新的制片人工作，交接时保证播出安全。三，让同事方便时帮我把个人东西送回我家。从此，我个人也没再跨进过《身边》办公室。
后来听说，老郭在那天傍晚台里领导召开的新制片人任命会上，哭了。他在会上发誓说那期节目与我完全无关，我出差在外并没有参与选题录制编辑和审查任何环节，都是他自己的责任，希望领导体察实情。撤销对我的处分。但是覆水难收。3天后，老郭辞职，比我还彻底的离开了我们共同创办的身边和北京电视台。听到这个消息，我们见了一面。彼此都说了些负气的话。我说你这是为全自己内心的安宁，把我至于不仁不义的境地；把身边一帮子兄弟撒手不管，是个混蛋。老郭说我平时好像个侠女，关键时刻什么也豁不出去也就认识瓶瓶罐罐的一大俗人，孬种。之后不欢而散，几乎一年没有再联系。但是在这一年中的每一天，我都不曾忘记，这个混蛋，会是我一生的挚友。
另外值得一提的事，停了我的职之后，身边的其他同事和栏目本身没有受到更多追究，接手的制片人也叫张斌，来后第一次讲话跟大家说，我是来临时替胡老师看摊儿的。我们一起等她回来。张老师是厚道人，对大家也很仁厚。身边栏目得以在较长时间维持着原来的影响力和不错的口碑，要感谢他的延续。在他升任频道副总监后，身边栏目诸多辗转，已不复当年。人员几乎流散殆尽，倒是只有那位令我命运逆转的同事，作为硕果仅存的身边元老，至今还在身边坚守。北京卫视的早间偶尔还可以看到她做出镜记者的身影。人生如戏。
后来，主管我们部门的老领导——也是北京台为数不多的从内心里引为恩师的人——朱江副总编，曾经约着见过一面。大概在07年12月上旬的一个周日。先问我的近况，告诉我台里面之后对于我并没有任何处分的决定。又说部里很忙，建议我回来上班。朱总从来没有跟我提起的是，在我离职后，为了我的处理决定他为了很多难，跟Z总编几近翻脸。我又怎么能让领导间因我的回归再生嫌隙呢。我说想借此机会调养一下身体，想要个孩子。请他体谅。朱总说体谅体谅。我说辜负辜负。那天他说，电视主持人很多，但是向我这样的广谱型的主持人不多。再经炼历，也许会在主持这条路上走得很远。以前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叫广谱型主持人，感到很新鲜，也觉得有点像我似的，所以一直记着。
分手后，我一个人走在阜成门大街上，记得那天太阳特别好，虽然已经到了冬天，走着走着，还是觉得周身热乎乎的。心里很静，想着以后的日子，巴望着岁月静好，觉得可能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坎儿就这么迈过去了。谁能想到，真正的命运，我尚缘铿一面呢。谁能想到，这个无常的存在，此时恰巧就在前面不远处的拐角，正在向着我，旖旎而来。
后记
1，说说阅评员。我想我不是第一个因为阅评员的阅评意见而离开工作岗位的媒体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阅评员是我们这里独具特色的媒体管理角色。它没有任何显在的权力，又有着大无其外的作用。大到也许一篇文章，就可以葬送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它主要由退休的媒体人士构成，唯一的任务就是看电视，看报纸，看影视剧，观察一切媒体产品，并且把不符合导向要求的篇章，以阅评意见的方式呈送宣传主管部门。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群体，虽然对于它所监控的媒体经常可以一言兴废，但是从无义务对自己的表达负责。当一个人，一个组织并不需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时，总是会走向邪恶。概莫能外。个人认为，加诸于媒体的阅评员制度，是我们这个社会最不堪的那个部分里，最幽深的一种黑暗。这里有体制的原因，也有体制所扭曲的人性的折射。阅评员都是由所谓退下来的资深媒体人构成的，他们一辈子被管束压抑扭曲，但是在风烛残年，他们仍然甘之如饴地领受着毁了他们一生的那个势力的召唤，主动地把自己的余生跟这个原本应该深恶痛绝的丑恶捆绑在一起，跪求豢养。因为是内行人，所以发现所谓导向差池时往往眼光更精准，因为是内行人，所以在出具所谓阅评意见时更能言中关隘。并且在需要射杀自己的同类时，并不会把枪口抬高一厘米。
2，说说拍板的人。对于时任总编辑的Z先生，当时不能不说是感到很诧异的，竟然可以拿一些根本站不住脚的荒唐理由就这样毫不犹豫地剥夺别人的职业尊严，而这一切不过是因为恐惧。并不见一丝担当。现在想来是未免过于自怨自艾了。在一个狼奔豕突的社会里，大家不过都是自求生路的可怜虫吧。谁会担待谁呢。鸟为食亡。据说后来这位总编辑也因为旁的什么黯然离开了这个岗位。有过去的同事赶紧第一时间告诉我替我开心。可是，又有什么可开心呢。只不过又一次印证了，在这样一个外无操守内无温暖的环境里，大家都会付出代价。或早或晚。
3，说说事情本身。至于因为报道产品质量问题而下岗这事，也有同事和上司为我鸣不平，现在评估起来履行的是完全正当的媒体监督责任，完全是冤假错案，应该给个说法。也有同行赞我不失风骨，高风亮节。对于这事我本人是这么看的。常年从事中国特色的媒体报道的，都知道这句话：收视率是生命线，导向是生死线。媒体人在这两者之间挣扎，与钻进风箱的老鼠，在境遇上本也没什么不同。我当年确实是倒在生死线上，现在想来，却也没什么可悲壮、可炫耀的。回想当年，更没有什么以一己之身捍卫公众的知情权这样的职业上的自觉。一切不过是因为，我们是吃媒体这碗饭的，收视率是你存在的不二前提。都知道坏消息是好新闻的道理，于是在具体的选题操作上，总是不自觉的倒向揭示。倒向挖掘。倒向质疑。而不是倒向讴歌，倒向弘扬，倒向教化。至于不愿意吃相太难看，那倒是见仁见智了，你觉得这样说话已经属于寡廉鲜耻，而他觉得这才叫忍辱负重。各见本心罢了。至于要个“说法”呢，就像我在微博里说的，这个神奇的国度，你可以得到很多东西，唯独要不到——说法。
4，说说自己。听说情急之言，最能表明你是什么样的人。过了这几年，有时回想起自己遭遇职业变故时，对我当时的命运执掌者所说的那几句话。也试着分析过，自己骨子里到底是个什么人。首先，我，可能我这一代人都逃不脱的是，我们所受的冠冕堂皇的教育是深入骨髓的，也就是所谓喝狼奶长大。我从此自知我其实是自己所厌憎的那一堆人中的一个。那种标记就是，哪怕在一个最狼狈的时刻，也要求自己象外交部发言人那样虚与委蛇的开场白;再者，毋庸讳言，内心里我恐怕是有着某种追求悲情的情结，说白了就是总要当“大家撤退我掩护”的救世主的角色，并不管看上去是不是有点自不量力，是不是有点幼稚可笑。这样的悲情也许会伴我一生，为需要的人，相呴以湿；至于最后表达的不再主持这事呢，令所有人很意外，但这就是我。当时情急之间脱口而出，但是对于这个决定，直到如今，从没有过一丝一毫的后悔。这里不能说没有一点负气，但是成分很小。就此称量自己，总还是有些不愿变通的东西在那里吧。也就是说，在人生某些艰难的时刻，我是那种也许没有办法不屈从，但你也无法令我不藐视的人。从骨子里讲，我无惧对峙。有时候觉得，也许只有这一点可以告慰自己时常弯曲的双膝，我的内心还是站立的。
5，最后，说说纸包子。当爆出纸馅儿包子是一出自导自演的所谓假新闻时，我的内心是很震动的。一个以揭露假冒伪劣的节目，却公然造假，本身就是一件很荒唐的事。制假贩假，与你所揭露的又有何异。不用说，制播假新闻，对于媒体操守是一种亵渎，对于业内揭示性新闻和监督类报道的打击更是假以时日亦不能稍作弥补的内伤。另一方面，相当吊诡的是，相关部门联合司法以雷霆之势处置此事之后，电视里报道的假一下子少了。而生活中的假却日渐猖獗。三聚氰胺，皮革奶，瘦肉精，塑化剂。。。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得知有一种吃食内含有致命的毒素。而这些毒素对公众的戕害无不比纸包子令人扼腕百倍。从08年后，我们身边的食品安全局面日渐恶化。除了那个万恶的但已为他的造假付出足够代价的透明度的记者本人之外，我不知道，面对着这几乎无孔不入的毒，我们是否还需要去诅咒其他什么人。至于纸包子事件本身，我不知道内中是否还有隐情。但是如果有，希望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够从容得知它的来龙去脉。真相不在当下，但是相信我们见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