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圈力挺小师妹背后——那些沉默的“逃兵”

▲ 2020年钟芳蓉填报考古专业一度引发全网狂欢，现实中的考古学专业师生却甘苦自知。图为2012年一名工作人员在湖北省十堰市郧县青曲镇弥陀寺村滴水岩化石点考古发掘现场。（IC photo/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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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月田野实习后，霍旭佳坚定地从考古学专业转了出去：“我不喜欢和土打交道，我还是喜欢在城市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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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等到毕业，李明翰也没等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招聘消息，他家人急了：“不能一毕业就失业，念了这么多年书，最后连经济能力都没有，一分钱都赚不到，回来多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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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记者 曹颖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杜嘉禧

责任编辑 | 刘悠翔

“小姑娘感觉压力有点大。”被问起钟芳蓉的近况，2020年8月2日，湖南耒阳正源学校校长助理蒋智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正源学生钟芳蓉参加2020年高考，以676分的成绩高居湖南省文科第四名，她填报的志愿，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动选择考古学专业的高分考生并不多见，钟芳蓉因此成为舆论焦点，有人质疑她学考古没有“钱途”，有人支持她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专业。
钟芳蓉也引发了考古圈的狂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十余家考古单位纷纷赠书钟芳蓉。钟芳蓉的偶像、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也赠予其口述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并寄语：“不忘初心，坚守自己的理想，静下心来好好念书。”2020年8月2日，钟芳蓉开通微博，取名“契珩”，这是她用了很久的网名，“契”意为雕刻，“珩”意为玉。
五天后，南方周末记者再次联系蒋智敏，询问钟芳蓉的状态，得知“她已经拒绝了很多媒体的拜访，我们发信息给她也不回了”。此时，热闹了半个多月的舆论逐渐降温。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教授方启回忆，二十年前的考古专业远没有今天这番热闹。1996年方启考入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全班二十名学生，有一半人是被“抓”来学考古的——通过提前批次录取。如今的境况大不一样，方启所带班级入学时共有七十多名学生，大一分班时，其中五十多名学生自愿选择考古学专业。
“现在的孩子考大学选专业，一般都是选自己最想干的事情。爸妈不需要他们去养活，他们也不需要考虑给家里省钱。但我们那一代人肩负着改变一家人甚至整个家族命运的使命，哪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方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根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发布的2017、2018年就业报告显示，本科毕业后72%的学生继续读书深造；研究生毕业后，硕士就业以科研、教育单位为主，多从事文体娱乐行业；博士就业以机关、事业单位为主，多从事科研。至于每年进入考古学专业的学生，最后有多少留在考古行业，仍是未知。同样未知的是，如果四年后钟芳蓉没有继续学习或从事考古工作，那时候的舆论又将作何反应。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博士苗凌毅记得，研究生第一堂课，老师对他们说了一段话：“哪怕以后你没有从事这个行业，也不是一件坏事。任何行业都需要有人告诉他考古学是做什么的，如果你能让身边人知道，考古工作人员和盗墓贼不一样，那你的考古就没有白学。考古学不应当只是谋生的手段，也应当影响你的三观，或者成为你之后人生道路上重要的引路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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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和土打交道”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开学第一课，对考古学几乎没有了解的苗凌毅问老师：考古和历史的差别大吗？老师果断回答：非常大。没考上西北大学历史学基地班的苗凌毅被考古学专业录取，如今他总结，大三的田野实习是分水岭——三个月实习结束后，人生的去向就此分野，喜欢考古学专业的学生会继续走下去，不喜欢的则考虑转专业。
田野实习通常在偏僻艰苦的地方进行。2014年，苗凌毅去新疆塔城参加田野实习，这里与哈萨克斯坦一山之隔。住进房子的第一天，学生们收到蝙蝠从房顶上飞下来的“见面礼”。他们每天顶着火热的太阳徒步两个小时去工地上挖掘。每周一次的进城时间是学生们最盼望的日子，因为可以洗澡。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家苦中作乐——男生们每周去网吧打游戏，去湖里游泳，夜晚拎上几罐啤酒，围坐在一起，边看月亮边聊天。在县城KTV工作的房东儿子为他们搬回来一台点歌机，成了男生吸引女生的重要道具。
张颖出于对历史的兴趣报考了考古学专业，2007年她被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录取，2011年考入厦门大学继续攻读考古学硕士学位，父母一直尊重并支持张颖的选择，认为考古学既有趣又长见识。张颖真正进入考古学专业时，此前看电视节目形成的趣味性和神秘感印象褪去，她开始面对一门逻辑严谨、注重实践的学科。
本科二年级时，张颖去河北参加田野实习。酷热的夏天，地面温度接近四十度。全班学生租住在当地小学教室里，女生住一间大教室，睡在行军床上，男生住另一间大教室，用学生的课桌拼成床，睡在桌子上。与苗凌毅一周能进城洗一次澡相比，张颖当时二十多天几乎没洗澡，只能用热水擦擦身子，这也是田野工作的常态。张颖认同苗凌毅的观点——田野实习是一道分水岭。
霍旭佳是田野实习后坚定转专业的学生。2005年，霍旭佳被调剂至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读考古学，他原本的志愿是法学。大二参加完田野实习后，霍旭佳明确了自己的想法：“我不喜欢和土打交道，我还是喜欢在城市里面。”考古工作中常常挖出一些带有铭文的器物，霍旭佳不认识上面的铭文会生气，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开玩笑：“能不能写些让人认识的？”
大三下学期，霍旭佳准备跨专业考研，同期考研同学很多，多数计划继续读考古学专业。霍旭佳回忆，像他这样想换专业的学生是个别。霍旭佳当年所在班级共33人，其中女生15人，男生18人，他向南方周末记者细数，有近一半人依然留在考古行业，如今分布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博物院、江苏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90后苗凌毅的本科同学中，转行的则不在少数，他们分散在保险、房地产、公务员等各行各业。霍旭佳离开考古已有十年之久，目前从事投行业务，他说：“学考古这个专业就要特别喜欢，喜欢比什么都强，这是需要坐冷板凳的专业。”
“考古女孩”钟芳蓉受到了她偶像樊锦诗的赠书鼓励。图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2015年在莫高窟做早期洞窟分期调查。（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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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条件不允许

85后廖军是当年老家高中唯一达到一本分数线的学生，他原计划填报东北大学中文和经济专业，通过定向录取，毕业后可直接进入相关单位工作。廖军首先考虑的是家庭，他出生于湖南桑植县白石乡岩门村，这是一个偏僻贫困的农村，父亲在他高中时患了病。廖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当时想的是“读大学要减轻家庭负担”。
但廖军的老师建议他填报山西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2005年，网络尚且不发达，廖军没有更多渠道获得对专业的了解，看名称似乎是与中文相关的专业，且标明每年学费只要3600元。他遵从师嘱，读大学后才发现，这竟是考古学专业，如果提前知道，他一定不会填报。家庭条件不允许他退学复读，廖军就读了下去。
在大众眼里，考古行业没有“钱途”。苗凌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西安市，考古工作者月平均工资不到五千元，如果下工地参与田野挖掘，每天会有一百多元补助，每月收入能够增加三千元，但相应的代价是艰苦的工作，被晒得黝黑的皮肤以及无法与家人朝夕相处的日常。考古行业一年薪酬超过十万元的工作者不多，对比在西安华为公司赚到15万到20万的同学，苗凌毅有时候也会感到些微羡慕。“如今，对考古学专业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但考古行业里事业单位编制扩张较少。”苗凌毅认为这也是当下考古行业的瓶颈。
“在我们那个年代，父母对我们最大的期望就是将来能够走出大山，到城里去工作，最好能吃国家粮，去体制内的单位工作，那就是光宗耀祖了。”廖军虽家境贫苦，但如果他能通过学考古，毕业后端上“铁饭碗”，“在农村是件光荣的事情”。
考虑到父亲的病情，廖军决定毕业后回湖南工作，但张家界当地只有文物局，廖军认为发展前景不好。如果想进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他需要继续读硕士学位、博士学位，但家里已经没有经济实力支持他深造。经过种种衡量，廖军决定放弃未来从事考古工作的计划，他在大二时修了会计学专业双学位，这样一方面可以考公务员，另一方面也可以回家乡进私企工作。
“大学学的不一定是知识，更多是老师教给你应对问题的思考方法。”学了考古和会计的廖军最终进入房地产行业，他从工地搬砖挖土干起，如今成为公司的副总经理。“如果我没经过大学这四年，高中毕业就出来工作，现在肯定不一样。在大学，提升的是一个人的综合素养，而不限于专业知识。”
3

“这个圈子不那么欢迎女生”

钟芳蓉的新闻让王天鸥有些疑惑，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个圈子并不像他们现在表现出来的那么欢迎女生。”多位采访对象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在考古行业，女性的出路是狭窄的。
王天鸥目前是考古学专业博士，接受采访时，她正在山西的工地上参加田野发掘。她是最早来到工地干活的学生，后来工地来了一名男生，带队老师当着王天鸥的面说：“女生还是不如男生适合干考古。这也是人类社会分工决定的，从一开始女生的力气就不如男生。”
王天鸥感到很受伤，她感觉自己从来没有在工作上遇到困难或懈怠，即便在这位男生到来以后，她依旧承担了这位男生无法胜任的许多工作。当这句话从全国顶尖考古学专业老师口中蹦出时，她当场反驳了几句，但依旧没有改变老师的看法。
更让王天鸥气愤的是，在考古工作尤其是田野工作中，“女性不如男性”是行业内普遍存在的想法。她曾听说有老师感慨自己的女学生太多，羡慕另一位老师的男学生多。王天鸥表示，就她接触过的男老师而言，甚至没有持不同想法的。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收录晚清至今著名考古学家、金石学家共39位，其中只有一位女性考古学家。考古学专业成立至今，是以男性为主的历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奚牧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像郑振香、樊锦诗等女性考古学家在行业内凤毛麟角。同时，整个行业也充斥着男性思维，比如考古行业中的“酒桌文化”——考古发掘工地时，常常要和地方政府、文物局、村民打交道，沟通的方式以喝酒为主。行业所关注的重大学术课题例如文明起源、国家起源也是男性主义视角下的问题，女性视角下的议题较少。
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职人员142人（ 除管理机构办公室、人事处和老干部工作办公室 ），其中女性仅33人，占比23.2%。其中33名女性研究员中有24名分布于考古编辑室、考古杂志社、考古资料信息中心等非田野工作领域。
南方周末记者统计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目前考古学方向（ 包括文物建筑方向 ），共23位在职人员，其中女性仅有4位。
张颖2015年入职西安博物院考古工作部，工作两年后，辞职进入银行工作。提及转行的原因，她有些支吾：“可能是待遇，可能干考古还是有些辛苦，希望自己可以朝九晚五正常上下班，有稳定的工作。作为女孩刚刚工作的时候觉得一切都是新鲜的，充满了好奇，但时间久了以后，常常要去田野，可能会觉得这个工作不那么体面。”
王天鸥以后还是想从事考古发掘工作，她喜欢在田野里四处跑的自由感觉。“我还是想争取找一个下田野的工作，最好是高校可以带实习的岗位，或者去地方考古研究院的一线岗位。”
尽管田野发掘工作的常态是平淡与重复，但偶尔的惊喜总能激励王天鸥。一次在陕西工地，要挖掘的地方已经被盗墓贼严重破坏，王天鸥所在团队去做清理工作，在清理快结束的时候，他们挖出了两块青铜饼。本以为什么也没有留下的时候，青铜饼的出现给了他们惊喜，更惊喜的是，当青铜饼上的尘灰被慢慢拂去时，几个铭文慢慢浮现，他们读出了墓葬的信息，包括墓主人的身份。那是9月，王天鸥本已买好票准备回家，因为这个挖掘成果她立即退了票，继续留下直到把整个墓清理完。
“当我通过自己的手，一铲一铲地把几千年前的古人生活，他们用过的东西以及他们的遗存清理出来时，就像是和他们有了直接的接触，很奇妙，也很有责任感。”王天鸥说。
钟芳蓉的高考志愿填报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图为2020年7月22日，圆明园首次联合该学院，进行石刻文物数字化存档工作。（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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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等到的招聘

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的李明翰，读研时曾在北京参与明清时代寺庙遗址挖掘。当时，他挖到一块很硬的红土，带着好奇往下挖，最后呈现出一个完整的灶台，他继续挖，旁边的小沟渠也呈现出来。李明翰站在那片遗址上畅想：二百年前这片遗址上曾发生过什么？当时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的感受就像穿越剧一样，仿佛真的回到了当时，和二百多年前的人对话。”李明翰向南方周末记者形容。
“我还见过干尸！”李明翰带着兴奋继续说。有一天，他看见实验室里摆着一个上了锁的木箱，木箱约一米高，一点五米长。李明翰打开的瞬间，感觉自己呼吸停止了，心跳停止了，世界也静止了。木箱里躺着一名新疆少女的干尸，她头上戴着红色小毡帽，睫毛和嘴唇都完好，像是睡着了一样，不过她的皮肤已经失去水分，永远无法醒来。
李明翰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是晚上八点多，他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忆起这些考古往事，他的语气里满是激动，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如果不知道他的身份，会让人误以为他就是一位考古工作者。李明翰曾经也以为自己会一辈子从事考古工作，然而从研究生毕业那天起，他再也没有和考古工作打过交道。
2011年，毕业季的李明翰找工作碰了壁，他心心念念的是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但招聘消息一直没有放出来。李明翰一直等到毕业后也没有结果，家人建议他先找份工作，对他说：“不能一毕业就失业，念了这么多年书，最后连经济能力都没有，一分钱都赚不到，回来多难看。”
迫于无奈，李明翰投了东北某市招聘行政执法人员的岗位，在他看来就是做城管。原本信心满满的李明翰被现实浇了盆冷水，对方以其是往届生身份为由拒了他。“突然间我就被敲醒了，在学校里一直以为自己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但现实告诉你不是这样的。”自此之后，李明翰陆陆续续开始面试各种岗位，但心中还惦念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他并不想去市县级考古研究所，理由是：“搞科研需要科研基础材料和科研环境，越往基层走，可供支配的科研资源越少，很难做出想要的成绩。作为男同志我也不愿去博物馆，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收入很微薄，毕竟每个人对家庭都负有责任。”
最后，李明翰接到东北某银行的录用通知，他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那一刻他知道自己要与心爱的考古专业告别了。这份银行工作帮他的家庭减轻了负担，如今六七十万的年薪让他感叹至少不要为一些事焦虑——不用为旅游拮据，不用担心父母生病没有条件治疗，不用担心买不起子女想要的玩具。但李明翰时常反问自己：幸福吗？
高收入的银行工作没有给他带来在考古工地上的那种快乐。李明翰最开始在柜台点钱，后来每天谈业务，完成指标，有时候去找客户还被保安拦住。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以前看不懂《红楼梦》，近几年读懂了。
当被问及书中的哪个人物让他感触最深。他笑着说自己就像进大观园的刘姥姥：“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时候，她的笑不是发自内心的。当她踏进贾府的那一刻，就是带着目的去的，进去了以后她的内心是卑微的。为了完成她的目标她想尽方法，但在别人眼里，她像不像被耍的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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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系新来的00后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方启正在山西运城夏县等着他的00后学生来工地会合。他刚结束一天的挖掘工作，回到驻地，再过几天，会有年轻的帮手加入。
1998年，学生时代的方启参加了田野实习，结束后他打算告别考古工作。离开工地的那天，他扔了饭盆，心想：“总算可以回家了，太累了。”四个月里，他洗不到几次热水澡，瘦了二三十斤，给当时的女朋友写了146封情书，有时候一天写两封，同时也收到了146封回信。
二十多位参加实习的学生坐着中巴车离开工地，方启坐在后排。车往前行驶着，几位在工地上帮忙干活的农民工就在后面默默跟着，他们和学生朝夕相处了四个月，一边挥手与学生作别，一边擦着眼泪。方启看到这场景，一下子号啕大哭起来。现在回忆起来，他也说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什么会难受，明明已经决定再也不来工地了，但转念他又决定要留在这行。
2003年至今，方启一直在吉林大学考古学系任教。十七年过去了，那天的场景还时不时地像电影一样在他眼前回放。每年开学与新生交流，他都会问同样的问题：想一直从事考古，还是毕业之后转行？
“在考古行业，常常有师父带徒弟的感觉，和学生们在工地上一起摸爬滚打，一起风吹日晒，一起从锅里抢饭，看着他们从白瘦白瘦变成黑胖黑胖的。有些人说自己想一辈子干考古，但最后离开了这行；有些人说绝对不要干考古，但最后没人能把他们和考古分离。”方启心中期望，有更多年轻人留在这里。
2019年10月13日，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段清波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年仅55岁。段清波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这辈子，除了考古，我没想过要做别的事情。它是我生命中的光，照亮了我一生的梦想。”作为段院长的学生，苗凌毅一直记着这句话。
苗凌毅记得，段清波病重时头发都发白了，嘴唇都紫了，但每天给学生批改论文到凌晨三点，白天开学院会处理大小事务，同时积极做考古普及宣传工作。苗凌毅感叹：“老一辈人的条件比我们艰苦很多，他们能坚持下来，乐在其中，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从事这个行业还是要有一点理想在里头。”
苗凌毅和同学们曾在工地上挖出一套玉器组合，就在玉器上方三厘米处有一个盗洞。苗凌毅回忆，如果那个盗洞再深一些，玉器组合就被盗走了。那一刻他暗自感叹：“我们胜利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张颖、王天鸥、李明翰为化名。蔡鹤云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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