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过河”

▲ 华强北电子一条街，见证了深圳电子信息产业的繁荣 （IC photo/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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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正非从国企“下海”，就是凭着这个红头文件在这一年创办华为。而后，又有了中兴半导体总经理侯为贵下海创办中兴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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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从成立那天起就一直在过河，但科技产业不是过河，而是险滩急流，连石头都没得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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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记者 周小铃 南方周末实习生 周悦瑶 黄欣然 责任编辑 | 顾策
1984年，40岁的张乾本初次踏上深圳。两年后他被正式借调到蛇口工业区，这一待就是34年。
第一天骑自行车到蛇口工业区上班，他就看见路边用白色油漆书写的十二个大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心里咯噔了一下，“这种话在内地是不能说的”。
那时，深圳经济特区刚刚成立四年，“到处都是荒地，车过时尘土飞扬”。谁也不曾想到，这么一个地方，日后会变成寸土寸金，GDP超越毗邻的香港，高新科技企业云集。
2019年，深圳出口总额已经连续27年居内地大中城市首位，人均GDP突破20万元，超过北上广。令人艳羡的是，深圳还拥有华为、腾讯、大疆等大批高新科技企业。
从当初的“三来一补”到现在的数字经济创新高地，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加持的荒地到中国最繁荣的城市，深圳奇迹的发生，源于不断地突破制度束缚，善用市场力量，并在每个转型期惊险“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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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计划经济突围

深圳经济特区设立伊始，最主要的挑战是如何走出传统观念、计划经济的束缚，通过制度创新去发展更多的市场主体。
1986年，张乾本来到深圳蛇口，这里被称为“特区中的特区”，他发觉，以往在内地生活所必需的粮票、油票、副食品票在这都不需要，三块钱可以吃上一碗面条，“交易市场很自由”。
这是由于1984年11月1日，深圳市委市政府力排众议进行物价改革，对粮食、猪肉、棉布等商品敞开供应，放开价格，取消所有票证，取消国家对粮、油、菜、肉、水、煤气等商品补贴。深圳率先取消了实行几十年的票证。
深圳的工资水平往往是内地的两倍。“想来单位混日子是不行的，你不干就叫你回去，想来的人多得很。”张乾本说。
“在蛇口下班以后就能看到，来外资（ 工厂 ）打工多是女孩子。”张乾本说，比如三洋公司，几乎都是女孩做装配工。一方面女孩更细心，二是大多数女孩也曾经在工厂工作过，有工作经验。
外商提供设备、原材料、来样，中国企业提供土地、厂房和劳力。形成深圳早期的发展模式——“三来一补”（ 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 ）。通过联合内地企业和吸引外商，深圳特区获得了初期发展的技术、设备、劳动力、资金等基本要素。
但在1986前，深圳主要是国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的身影极少。国营企业包括当地国企，如深圳特区发展集团、深圳赛格电子集团，以及内地国营企业、科研院所设立的窗口公司。外资则以港资、台资为主。
市场主体单一，自然就无法激发出市场经济活力。同时，由于经济升温过快，大规模的基建工程，让深圳市政府财政吃紧。境内外媒体出现批评声音，内地媒体批评“倒卖”，香港媒体批评“假大空”，深圳特区所面临的舆论压力巨大。
1986年，深圳市政府出台了《深圳市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的暂行规定》。这一规定是国内最早的关于国企股份制改革的政府文件。出台这一文件的，正是5个月前到任深圳的市长李灏，他是深圳在任时间最长的市委书记兼市长，主政深圳八年。
文件出台后，没有得到深圳本地国营企业的响应，国营企业的下级公司倒是兴致勃勃。
这一年，35岁的王石在深圳特区发展公司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担任副科长，并任展销中心的法定代表人，科仪展销中心原是特发公司贸易部的科仪科。特发公司是当时深圳最大的国企。
王石在其后来的自传中提到，他看到深圳国企股改的文件如获至宝，并成为股改的积极分子。王石将这份文件看作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完成股改后，科仪展销中心摆脱了“红帽子”，摇身变为“万科”，也成就了王石。此后，一大批股份制企业在深圳诞生，如平安保险、招商银行等。
1987年，深圳市还出台《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 简称“1987年文件” ）。这份文件鼓励高科技人员以技术、专利、管理等要素入股创办企业。任正非从国企“下海”，就是凭着这个红头文件在这一年创办华为。而后，又有了中兴半导体总经理侯为贵下海创办中兴通讯。
建立了股份制企业后，随之产生了股权流动的交易需要，资本市场也应运而生。深圳最早在1990年11月筹备建设深圳证券交易所，但由于没有获批，经过长达一年的“试开业”后才获准开业。
中国（ 深圳 ）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1990年代深圳做三大改革，股份制改革、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1990年代末，国企开始退出竞争性领域，民营企业蓬勃发展。
郭万达曾问过李灏，当时怎么想到要发展民营科技企业？李灏说，当时农村开始实行承包制，在城市要实行所有制改革。中央可能会放宽个体户的雇工范围。而深圳工业基础差，正好可以从所有制改革角度，来推动民营科技企业建立。
郭万达认为，这不仅基于主政者的高瞻远瞩，还需要敢为人先的冒险精神。“想起当年连土地都卖了，胆子还是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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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审批制度作为突破口

1993年，李灏从深圳调回北京，接任他职务的是厉有为。作为李灏的老搭档，厉有为将李灏在深圳开展的各项改革继续向前推进。厉有为在1990年从湖北调来深圳，担任深圳市委副书记。那一年他已51岁，再过九年就得退休了。
深圳发展速度很快，针对新问题制定的新法规还得由省里往上报，周期长，效率低。厉有为来到深圳后的头件事就是为特区争取立法权。这也为深圳特区之后在经济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上的创新改革埋下了伏笔。
厉有为回忆主持深圳改革工作时提到，“最重要的改革就是财产的占有社会化实验”。他曾一句话总结：“劳者有其股”。
当时，特区也面对着外界提出特区“政治寻租”的质疑。厉有为在晚年回忆那段岁月，清楚记得当时的言论，“特区只剩下五星红旗是红的”。
而“财产占有的社会化试验”在厉有为看来，是社会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员工持股是华为多年来保持增长的公开秘密武器。”郭万达说。
杨和也是员工持股的受益者。杨和目前在深圳一家生物制药公司工作，2006年，他通过技术入股的方式加入这家公司。自1997年来到深圳至今，他在深圳已经生活了23年。
来深圳之前，杨和已经在山西太原的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所工作了八年多。1997年，得知有朋友正打算通过调干考试到深圳发展。详细咨询后才知道，不需要任何报告、审批，只要报名参加考试，通过者就可以保留干部身份将户口转入深圳。
为了更好地服务企业，1997年初，深圳市以审批制度作为突破口来实现政府职能转变。
促成这件事的，是时任深圳经济体制改革办主任张思平。1997年1月31日，他以个人名义给厉有为和时任深圳市市长李子彬写了一封信，表达对深圳政府职能转变改革缓慢、难度愈增的担忧。
李子彬在这封信上回复，他曾与厉有为多次议过这一话题，“似可下决心进行”，并要求清理各部门目前已有的审批项目，对于取消、合并的审批事项慎重研究，且要与国家、省有关部门联系好。
两个月后，深圳市政府组织调研小组对各部门的审批项目展开调研。调研结果显示，深圳市42个政府部门和单位共有审批737项，核准371项，几乎涉及深圳市所有的行业和主要的社会经济活动。其中一部分属于企业自主范围的事项仍需政府审批，甚至有的是多部门共同审批。
此外，还存在超越规定权限的审批，审批部门自由裁量空间过大，审批程序繁琐、时间长、效率低，审批后监督缺位等问题。
1997年底，由李子彬担任组长的“深圳市政府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正式成立，张思平兼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着手对审批制度及相关部门进行精简、撤并。经过改革，审核事项减少43%，其中审批事项减少57.8%，核准事项减少13.7%。
1999年2月，李子彬签发《深圳市审批制度改革若干规定》的政府令，改革的实践被纳入深圳的法律体系。
杨和对深圳的政府审批感受颇深。办厂需要涉及很多部门，深圳的审批有一套完整的流程，跑一次就能基本解决。“在深圳，有资金的就发挥资金力量，有技术就专注技术，其他的政府都会协助完成。”
3

“关键一跃”

李子彬在1994年11月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此前，李子彬任化工部副部长，分管科研和基建。他在北京时听闻深圳处于“水深火热”，几乎每年都发生火灾或爆炸。
李子彬意识到，深圳是个“三无”城市：一无矿产资源；二无现代工业基础；三无研究院所。如果继续以“三来一补”为主，那相比其他地区而言，深圳毫无竞争力可言。
事实上，深圳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产业分工的一个结果。从“三来一补”到OEM代工模式，是在承接由亚洲四小龙转移过来的国际化企业制造外包环节而形成的产业结构形态。
在1980年代，中国科学院就在深圳办了第一个科技工业园，但没有产生太大影响。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张思平，曾在公开演讲时谈及深圳高科技产业发展。他认为，深圳在1980年代、1990年代诚心诚意扶持国有企业发展高科技，让国有企业发挥主导骨干作用，但仍是“有心栽花花不开”。
在从代工制造向自主创新的关键转型中，深圳最大的瓶颈之一就是企业缺乏独立研发创新能力，也没有这方面的意愿。深圳市政府为此出台了一系列引导政策，并不断升级。
1995年，一家企业试着申报自建研究机构后，立刻获得500万补贴。第二年，更多企业前来申报时，政府提出申报研究所还要有符合资质的研究人员；第三年，申报要求再提高到要有具体研究项目；第四年，提出要有项目前景预测和市场调研分析。
曾任深圳市副市长的唐杰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虽然大家都知道深圳著名的“四个90%”：90%的研发机构、90%以上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投入、90%的发明专利出自企业。但是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鼓励与引导，深圳产业结构中从跟随模仿到自主创新的“关键一跃”是不那么容易产生的。
更关键的是，深圳市政府逐渐清晰意识到自己在创新经济体系中的角色和权力边界——“补足产业链缺环”和“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两大功能，除此之外都交给市场和企业去解决。
唐杰举例说，深圳的音响行业在全国领先，但是音响产品设计所需要的静音试验室投资高达数百万元，中小音响企业很难自己投资设立，深圳政府就投资设立了产业共享的静音试验室，带来了整个音响产业链的持续创新。
另外，2003年前后深圳山寨手机市场爆发，当时手机入网检测要通过层层送审，检测通过后市场产品已经换代了。于是深圳市政府向工信部申请在深圳设立入网检测中心，由政府出资建设和运营，短短数年内手机制造中心就从北京天津转到深圳。
此后，“在整个无人机产业的诞生过程中，深圳市政府只做了一点工作，就是引入某种磁性材料生产线，它只占无人机成本不到2%，但是没有这种材料整个无人机产业链就无法形成。”唐杰说。
到了2016年，深圳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66.2%，比2010年又提高了10%以上。
深圳社科院党组成员陈少兵经过多年观察，根据科技要素集中特征将世界上几种科技发展模式进行对比，认为存在美国大学为主体的科技模式、苏联的科研院科技模式以及日韩的大企业科技发展模式。
而深圳则跟这三种模式有明显不同。他称之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科创模式。换言之，吸收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科创力量，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市场需要的产品。
陈少兵认为，深圳这四十年的科技发展之路是靠自己走出来的。“深圳从成立那天起就一直在过河，但科技产业不是过河，而是险滩急流，连石头都没得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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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

2005年，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分析深圳所面临的问题时提出“四个难以为继”：土地空间难以为继，能源、水资源难以为继，人口重负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透支难以为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海外订单骤减，深圳的外贸遭遇重创。根据深圳统计年鉴，至2009年，深圳工业生产总值占比降至43.8%。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比达到53.2%，为近二十五年最高。
为了遏制环境恶化、提升土地利用效率，2005年之后，深圳陆续出台《工业结构调整实施方案》《深圳市工业结构调整实施方案（ 2008—2010 ）》，提高环保、安全门槛，一批产品附加值低、重污染型制造业被迫外迁。
除了环保压力之外，过高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租金也让工厂望而生畏。自2005年后，还有两次制造业外迁的情况。一次是在2007年，劳动合同法出台和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劳动力成本随之上升。一次是在2015年前后，土地租金增长迅猛，多家大型制造业公司将生产基地迁出深圳。
南方周末记者在2019年底曾前往深圳龙华区大浪街道，这里曾经分布有两百多个工业园，三千多个工厂，打工者到这不愁找不到工作。距离大浪的同富裕工业园四百米处，就有一个劳动者广场。
一名湖南籍的保安指着眼前的一栋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曾经是大浪同富裕工业园的三洋电子厂，鼎盛时期员工高达一万人，下班后路上全是女孩。2013年，三洋电子厂搬离同富裕，转移到龙岗地区。“现在估计也不在深圳，转移到东莞或者惠州了”。
一家电路板厂商的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公司正计划将生产工厂迁到外省，但仍会在深圳保留营销部门。
虽然产业升级给深圳带来了许多“GDP失速”“产业空心化”的非议，却也为深圳创新资源集聚腾出了发展空间。
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其中，深圳作为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创新”和“先进制造业”、“极点”和“世界级”是被多次提起的关键词，可见大湾区对深圳的定位和期望。
回顾深圳特区四十年，郭万达认为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着重解决的矛盾，但有很多矛盾都是一以贯之的。
对“市场经济”的探索从商品市场发展为要素市场；梳理政企关系、打造优质营商环境仍是当前需要关注的问题；在经济发展前期受重视程度不足的社会治理问题，成为深圳未来面临的突出挑战。
中央对于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提出的五个战略定位——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既是短板、难点，又是未来改革的方向”。
（应受访者要求，杨和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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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深圳从僻处南海边的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探路者和破冰者。在创造了炫目的经济奇迹之后，它的使命从“先行先试”提升为“先行示范”。
无需依靠任何自然资源，深圳奇迹展示了制度变革蕴藏着多么巨大的能量。从30多万人、327平方公里的起点出发，仅仅打开门，放开人的手脚，让资本、土地动起来，将政府的手从市场收回来，就足以发生巨变。　
除了庞大的经济总量和“中国硅谷”的经济成就，深圳在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上也卓有成就。它不仅第一个公开政府预算，还最早出台知识产权保护条例，在城市建设和生态保护上均走在全国前列。
深圳在四十年间所积攒的经验，足以成为中国其他城市效仿的典范。本期专题将从多个角度去展示和总结深圳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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