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度，是现代国家通行的基本政治制度。
即便民主的组织形式千差万别，但总结起来，有两点是各国都绕不开的，那就是普遍的公民参与和投票选举。这两种基本方式，最早起源于古希腊的雅典城邦，后来经过长时间的扩大演变，形成了现代民主制度。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希腊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源头。
现代中国也以民主作为政治制度的核心。那么中国的民主制度是否也以希腊雅典为本源呢？
传统观点确实是这么认为的。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追赶世界先进潮流，开始从技术、政治、文化三个层面学习西方。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被认为是政治制度层面探索的学习，其对象分别是君主立宪和三权分立制。也是这一时期，人们提出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政治主张，因此，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的民主制度完全是套用西方模式。
但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作者却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现代中国的民主制度是本土产生，而非外部传入，是由内部决定，而非外部环境决定。
这本书的作者是孔飞力，美国汉学家，是研究东亚语言文化的领军人。这可不是中国人，而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他曾任职哈佛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东亚文明与语言系主任，欧美中国学界将其视为“旗手”，他师从著名汉学家史华慈，也是历史学家费正清的继任者。
孔飞力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观点与传统有别。他是“内在导向”的主要倡导人，他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这本书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阐释。他将中国民主制度产生发展分成四个阶段：初步产生、进一步发展、曲折徘徊和跨越式发展。在这四个阶段中，中国分别从思想和实践两个层面解决了民主制度的根本性问题--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度和维持公共利益社会化。
最早主张扩大政治参与度的是魏源，这也是中国民主进程的第一步。
魏源，出生于乾隆末年，经历了人口压力的爆发期。当时的中国人口数量已经接近3亿，相对应的，每年参加国考的科举人数也在增加。这也就意味着，官员替补人数也在逐年增长，但是官员职务数量并没有相应增加，所以很多人面临着考上了没官做的尴尬境地，这些人被称作下层生员。魏源就是其中之一，从自身境遇和社会大环境出发，他提出政治制度应当做出相应变化。
魏源认为必须发挥出下层生员的作用，也就是要扩大文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参与度。举人出身的生员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若以讨论的形式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能够激发生员的政治责任感，有利于巩固国家政治统治。下层生员要想较快获得职务，往往会向上级贿赂，这就滋生了大规模腐败，若能扩大生员的政治参与度，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维持国家经济政治的稳定。
这一看法未受到中央官员和上层统治者的关注，但却得到了广大生员的一致认同，在文人中流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人们认识到变革的重要性。洋务运动中，有一位江南制造总局的总管事，深刻思考了官办企业、官商合办企业失败的原因，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民主制度的认知。
他叫冯桂芬，他认为官员与民众之间的必须产生直接联系。清朝末年，有一种人活跃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作为官民之间的连接，人们称其为掮客。在农村，掮客帮助官员收缴赋税；在企业，掮客负责商业管理，这便切断了官民之间的联系，也使财政收入大量流失，商业监管流于形式。因此，冯桂芬提出，必须采取政治变革，才能遏制中介掮客对公共利益的伤害。
他提出了两种措施，一种是广泛选举，另一种是强化公民身份。在乡村组织中，尤其应当建立起由下至上的选举制，并且将公共利益作为选举的重要基础。因此，必须在民众中树立起公民意识，即社会共同成员身份的普及。
这种超前的思想，掀起了轩然大波，赞同的人与批判的人一样多。当时的光绪皇帝对冯桂芬的理论大加称赞，甚至在百日维新期间进行了部分实践，但由于文化机制和政治斗争，这次实验还是失败了。
之后，中国又经历了数次变革，袁氏当国、北洋政府、南京政府数次宪政基本上都流于形式，未能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公民参与和投票选举，中国民主制度进程进入徘徊时期。
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民主制度才有了跨越式进步。
土地改革，首先在农村打破了地主乡绅的经济垄断，从而打通了官员和民众之间的连接。例如《活着》中被枪决的龙二，真的如徐富贵所说，是替他去死的吗？不一定，他能从富贵手里骗走房子和地，也肯定骗得不少农民屋毁地失。龙二等人的倒台，使政府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土地分摊又使无地少地的农民重新与国家建立起直接联系，从而提高了民众对政治生活的关注度。
分摊土地后，农村中又进行了农业集体化运动，有效地化解了私人占有与公共利益形成的冲突。土地农具牲畜的公有化，不仅集中了有限的生产资料，同时也在民众心中种下了公共利益的种子。
现代国家的心理基础，是公民的身份认同。无论是公民参与还是投票选举，都旨在激发公民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意识。
从这一点出发，中国的民主制度的产生，就不是由外部环境牵着走的，而是国家政治发展的内在需求。西学盛行的大环境下，我们更应当关注中国民主制度的内部决定因素，即民众政治参与度的需求，社会政治变革的需求，公共利益普及的需求。这些内部因素决定了中国民主制度进程，区别于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在乾隆末年的人口大爆炸时期，就已初现端倪，历经磨难，最终形成了本土化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