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中国文字功不可没。而欧洲之所以长久的分崩离析，多国家统治，原因也在于语言种类过多，没有统一的语种。
在我看来，这只是原因之一。文字固然重要，然而一个国家的文明核心精神，才是支撑这个民族始终屹立不倒的主要原因。
钱穆指出“中国历史精神在于人文精神”，这也是中国文化的精华。
而中国文化的精华在于“道”。什么是“道”呢？
所谓“道”是做人的标准，也就是道德精神，它是中国人积极争取的一种“理想人格”。钱穆认为，中国的道德精神才是构成中国历史的主因。他从中国人的宗教观、中国的“士”精神、中国文化的内倾性三方面论述了“道”。
中国人的宗教观
不朽论：
春秋时，素来以礼仪闻名的鲁国派出上卿叔孙豹出使晋国，晋国的上卿范宣子接待了他。两人在谈论公务之后，谈到一个哲学话题。
范宣子问叔孙豹：“怎样才能做到人生不朽？”叔孙豹先是反问范宣子：“你觉得呢？”
范宣子回答：“我们范家，自尧、舜以来，经夏、商、周三代直至现在，相传两千余年，如此家世，也算是不朽了吧？”
叔孙豹回答：“照我看，那只是世禄，不能说不朽。人生不朽有三项：立德、立功、立言。”
范宣子认为，两千年的家世世代相传，是生命的生生不息，而叔孙豹的立德、立功、立言，更进一步，要求不朽是活在别人的心中，因其言谈功绩被后人铭记。两人的出发点，都是从现世的角度，不涉及灵魂。
由此可见，中国人自春秋时起便已以现世作为人生的标准。中国人不信灵魂不朽，只相信所谓的不朽是在现实世界的行为和道德精神，一直活在后人心中。
性善论：
自孔子后，孟子发明了“性善论”。孟子认为，罪恶的来源有两种原因：一是环境不好，一是教育不良。
现在看来，这两条更像是西方心理学派的社会心理学，只不过孟子的学说早了两千年。
在中国人的内心，人性是善的，因为人性本善，所以人愿意去相信别人、相信政府。所以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都可归属与政府，这是中国传统的以“职任”看政府，而不以“权力”看政府。
所以当出现南京彭宇案、刘鑫案时，人们才会那样愤怒。愤怒的原因，无外乎觉得刘鑫们辜负了人们心中对善的定义。以那样的恶来回报善，挑战了人性的极限，故而刘鑫被唾弃。
所以，“不朽论”和“性善论”是中国传统两个非常重要的道德观念和理论，而中国的“道”，也是由这两个理论相辅相成，发挥出来。
“道”并非是由外面对于我们的束缚，而是由人类自己的内心要求。中国文化虽没有宗教，但却有最高的宗教精神：即是对人类自己天性的信仰！
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中国文化自古讲求人人平等，因为人人平等，所以不朽的生命，人人都可以获得。人性的最高表现，在于“爱”和“敬”。“爱”和“敬”是人人都拥有的，也是人人心中所能的，所以人生的最高理想和境界，便是在自己的心上表达，人人皆为别人着想，人即是我，我即是人。就生命而言，融成一片，方见大同。
这个观点就现在看似乎有些乌托邦的感觉，因为人心的不可捉摸，因为在现实社会中，随着互联网的发达人性的恶更多的被暴露在世人眼前，让人不由怀疑人心的丑陋是后来的熏染还是先天所备。但我想，人生在世，必怀着对真善美的向往，人生才能更快乐。人生的愉悦不仅来自于外在的物质，更多是精神上的追求与向往。
人生来爱美，爱一切美好而纯真的事物。正因人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才使得人类最终繁衍生存下去，最终站在食物链的最顶端。五大文明纷纷覆灭，只有中华文明屹立不倒。因物质性的文明若无精神性的支撑而终将会崩塌，只有精神中对道德境界的追求，对“爱”与“敬”的向往，最终使得中华文明绵延不绝。
中国的“士”精神
在中国，士、农、工、商被视为一个整体，钱穆先生说中国是由此构建的“四民社会”。而士据于领导地位。
汉代时士全由农村出来，所以士身上天然有一种淳朴敦厚。汉代注重踏实历练，汉代的吏治也为后代称颂。士大夫的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于是纷纷入仕，以学术领导政治。
唐代承接两晋南北朝，还犹有门阀遗风，所以门第观念深入人心。为了进行改革，唐代开始实行科举，从平民中选拔人才。
宋代国力衰弱，辽和西夏对宋虎视眈眈，士大夫一腔愤怒无处可泄，便开始私人讲学，于是书院流行，各处都是。宋代也因此文化大盛。
所以宋代流传最多的，除宋词以外，还有绘画，如《清明上河图》；瓷器，如定窑、汝窑的陶瓷；如丝绸，刺绣，等等。
明代时士大夫兴建义庄，与书院相似。王阳明及其坐下弟子在广场建一个台子，在那里讲授国家大事、实事经纬。听课的人，贩夫走卒，各色人等都有。民智开启，全赖于此。
因此，中国的士，始终有着兼济天下的理想与抱负。而中国文化的传播，也赖于士的传播。
中国文化的内倾性
小时候听到很多故事，比如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小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手里的笔开了花，他发誓要做一个著名的大诗人，于是后来有了一个成语“妙笔生花”。
屈原因深切爱着故国，楚国楚怀王被掳，他便投江死去，中国人为纪念他，遂有了端午节吃粽子的习惯。
南朝时著名诗人陶渊明，因厌恶官场黑暗，发誓“不为五斗米折腰”，遂辞去官职，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
这些诗人的作品，我们却未必看过；这些诗人的故事，我们从小便耳熟能详。西方人从小都要读莎士比亚，但你问他莎士比亚是个怎样的人，他不见得能说出来。因西方人在意其作品，不在意其个人。
而中国不然，中国最上乘的作品由本人和其个性一起创造出来，作者与作品是“合一”的。因作者本身就是一个“道”。
李白会舞剑，喜欢喝酒，更喜欢在喝醉酒后写诗，所以他能写出“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这样的千古绝唱。
司马迁写《史记》，摒弃原有的编年体形式不用，独开纪传体先河，以人物带动事件发展。自《史记》起，中国二十四史正史统统以纪传体书写。司马迁尊重中国历史精神，明白人才是事件的中心。
钱穆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提出“历史要以人作中心”便是这个意思。
中国文化以“道”为理念，所谓“道”便是文化中“有价值意义者”。中国文化的内倾性，正在于把文化传统精神表现寄托在各个人之“身”与“心”，乃是以各个人为中心出发点。
所以，当西方的外倾性文化以聪明、智慧、技能、才华表现到外面具体物质上去的时候；中国以日常亲切处，细微轻易处，人人皆所能的地方着手，以个人的德操与人格修养逐渐渗透，不表现在外，却为外力无可奈何。
最终古埃及的文明之花陨落，只留下金字塔供人凭吊。而中华文明之光，却如涓涓细流，润物细无声，改变了时代气运，复兴了整个国家，使得中华文明绵延不绝。
道家说：“大道至简”，儒家说：“人人皆可为尧舜”，墨家说：“兼爱”……说到底，中华文明，无外乎一个“道”字。因中华之“道”，在于人心中，以人人平等之理念，鼓励人人向善，最终世界圆满，天人合一。中华也因有此“道”，而繁花似锦，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