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笔记与卡夫卡日记有何差异？
卡内蒂以《群众与权力》《迷惘》与自传三部曲《获救之舌》《耳中火炬》《眼睛游戏》闻名，然而在其创作生涯中具有同等重要位置的笔记一直没有完整出版。《人的疆域》全书含四部笔记：《人的疆域》《钟表的秘密心脏》《苍蝇的痛苦》《汉普斯特德补遗》，由Carl Hanser Verlag授权，三位青年德语译者从原文全文翻译，中文世界首次出版。
今天这篇是《人的疆域》三位译者的访谈录。内容部分首发于新京报书评周刊。以下为全文。
首发于新京报书评周刊
01
李佳川 ：之前只在学习德语文学史的时候听说过卡内蒂，接受出版社试译的时候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他的作品。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任务，决定接受这份工作的时候我正好搬家去了维也纳。卡内蒂自传第一部《获救之舌》中有一段是卡内蒂在维也纳生活的回忆，看到自己的足迹与他的回忆重叠在一起，冥冥之中感觉是卡内蒂选择了我，把我带到这个地方和他的作品中，像一个向导一样带我看他的时代和世界。正如他在笔记中所言：“译者会深入一个已知的领域。他周围的一切都已经修葺完备了，他从不孤独。他就像在一个公园里散步，或走在一个道路清晰的田野。他翻译的句子就像他在路上遇到的人，跟他打招呼。路标很清楚，他永远不会迷路。”由于笔记体的缘故，每天的工作都像是卡内蒂带着我去看一片新的人文风景。所以我决定啃这个硬骨头，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初衷和怀着这样的敬意，无论中间遇到什么困难，都非常有动力去攻克。
胡烨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朋友介绍了这个翻译卡内蒂笔记的机会。笔记、断片一直是吸引我的体裁，恰好我目前的研究也与这个有一点点关系。
02 “卡内蒂的德语风格”：他的笔记形式与卡夫卡日记类似，二人德语风格的差别？以及《人的疆域》翻译后有很多口语化的表述，是卡内蒂原文的风格吗？卡内蒂是在一个多语言的环境下成长的，这是否影响了他的德语风格？
季冲 ：其实，卡内蒂的笔记与卡夫卡日记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两者都是为记录功能服务的，但毕竟属于两种文体。最直观来说，卡夫卡的日记是依照日期来记录的，根据其记录内容可以追溯卡夫卡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以及获悉他经历这些事件所产生的感受。而卡内蒂的笔记则只是笔记，虽然我们可以把不同的笔记归到相应的年份上，也不否认作者在笔记中对自身生活中的事件有着小篇幅的记录，但它归根结底并不是一个生活的记录。它记录的更多的是零散想法、感悟、思考，拥有着碎片性、突发性和不连贯性。
最为一位作家，卡夫卡的日记中自然也少不了他对于思考、构思等方面所做想法的记录。但日记为其提供的，是一个可以梳理想法、思索自己思考方式的场所，所以记录的，更多的是一个思考的过程。我们可以在卡夫卡的日记中沿着卡夫卡的思维一起行进，可以窥见他对思考本身进行反思的过程。简言之，在卡夫卡的日记中，我们看得到他头脑中思考的路径，感受到他在感受上的变化。
卡夫卡
相反，卡内蒂的笔记中呈现出的，更多的是当时思考出的最终结果，而且是反映在语言层面上的成型结果。大部分的情况下，他较少记录他的思考缘起哪里、过程如何、有无转折，以及在何处得到突破，如何过渡到语言上。他所呈现出的，在我个人看来，首先是先声夺人的语言表达。语言简练而有力，成熟又精致。其中词语不需更替，也不可挪改。光是字面上就漂亮无比。其次，其思想的深度在语言层面上就穿透而出，但若是想探究其背后做过的思考，真的需要绞尽脑汁。
卡夫卡的日记与卡内蒂的笔记会有这样的不同，还要谈一谈这两位大家的日记/笔记与其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我们都知道，除了写作，卡夫卡是有着自身的职业的：卡夫卡供职于一家保险公司，只能用业余时间来进行写作。所以，他的日记本就不仅仅是记录他生活、思考、感受的场所，往往也是他进行文学创作的第一现场——是他的作品诞生的地方。例如，我们所知的《判决》就是卡夫卡于1912年9月22日到9月23日的凌晨，在他的日记本上一夜写就的。
而卡内蒂之所以写这笔记，则是出自他作为一个专职作家的考量。卡内蒂一生都奉献给了文学。不像卡夫卡，卡内蒂并没有一份用来维持生计的职业。开创笔记的起因是，当时的卡内蒂因为《群众与权力》紧张的写作工作，禁止自己从事其他的纯文学创作。而这个对自身下达的禁令却也给了热爱文学创作的卡内蒂带来了一种窒息感。于是《人的疆域》（Die Provinz des Menschen）等几部笔记就应运而生了，成为了他在《群众与权力》写作压力之下，进行文学抒发或释放的窗口。而当卡内蒂于1959年结束了《群众与权力》写作工作后，按理说，这部笔记最初的使命也算完成了。但是，写笔记的这一习惯却成为了卡内蒂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于是，卡内蒂便继续在笔记中，以跳跃、不连贯的形式记录着他的生命、他的思考。
03
《人的疆域》翻译后有很多口语化的表述，是卡内蒂原文的风格吗？卡内蒂是在一个多语言的环境下成长的，这是否影响了他的德语风格？
李佳川 ：这本书是卡内蒂的笔记，最开始是写给自己看的，里边也记录了很多他自己对自己作品的反思，比如，他介绍了自己在准备《群众与权利》写作时的心路历程，因此这本书更像是卡内蒂与自己的对话，从这个层面来讲，我认为相对于他的其它作品，《人的疆域》是更口语化的。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思考，我们要如何阅读作家的笔记？比如，是将其作为虚构，还是非虚构作品来阅读？笔记和自传有什么区别？
这三本笔记贯穿了他几十年的人生，而且没有一个整体的架构，所以整体德语风格也要分情况来看。比如我在读德语原文时，发现卡内蒂很喜欢用不定代词“man”作主语，这个词和英语的“男人”和“人类”不同，在德语中，这个词大多用来描述一种客观情况，并不强调主语。我通常选择译成“人们”，翻译的时候我和季冲讨论了，我发现她倾向于译成“我们”。这两个小词的选择其实塑造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作者和读者的权力关系，用“人们”，是把卡内蒂推到一个相对高的位置，一个冷眼旁观的姿态；而“我们”是卡内蒂自己作为人类群体中的一员，站在群体之中对全人类进行反思。我想，原文德语风格如何，和译者对文本的理解有关。
除此以外，卡内蒂也会活用德语，德语中有很多合成词，他用这个规则玩了很多文字游戏，比如他写道，“他发明了一个新的何蒙库鲁兹，即Befehlsstachel（命令的刺）。这是个好词，但是一个词本身什么都做不了，人们必须围绕在它周围，观察它的行动 （译者注：何蒙库鲁兹是中世纪欧洲的炼金术师创造出的人造人，此处指合成词，将 Befehl 命令与Stachel刺 合成一个词）。”这就是卡内蒂对语言的态度，他成长和生活在多语言环境，这在他的思维方式和身份认知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让他能活用语言，而不是被其禁锢。
在他的自传《获救之舌》里，卡内蒂也经常回忆起在保加利亚的童年时光，语言是大家经常讨论的话题，在他生活的城市里就有七八种语言：“那幼年时代的所有时间，都是在西班牙语或者保加利亚与环境中发生的，后来，对我俩说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却都变成了德语事件。”“六十多年中，我不断从中汲取营养——但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同我当时不熟悉的文字连结在一起的。”
相对于对话语的警惕，我认为卡内蒂对语言的态度是很温柔的，语言是他的水，为他提供养分，给他的思想一个自由遨游的世界，用不同的语言可以表达不同的思维，他写道，“人们一定要掌握这么几种语言：一个用来与母亲交流，以后不会再讲的语言；一个用来阅读，但不能用来写作的语言 ；一个用来祷告，但完全不需要理解的语言；一个用来计算，以及处理钱财的语言；一个用来写作（除了写信）的语言；一个在旅行中用的语言，也可以用它来写信。”
对于一个长期漂泊的人，可能语言就是思想的避难所，正如诺贝尔文学奖给他的获奖词说的那样，“这位萍踪不定的世界作家有自己的故乡，这就是德语”。
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
季冲：卡内蒂是一个优秀的语言观察者。他观察的不仅仅是每一种语言本身的特点与结构，他在意的更多是每一个词语带给他的冲击与感受，是话语在情境中的力量和效应。他对于语言的体会，是建立在自己对语言的深刻感受与观察之上的。
卡内蒂从小到大经历的不同的语言环境，这为他体会语言、体会话语带来了丰富的机会。在他眼中，每一种语言都是值得尊重的，每一句话语也都是拥有着生命力的。从他的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卡内蒂对很多语言，包括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英语、德语等等都是有着独特的体会和特殊的感情的。他在与每一种语言的接触中，在不同的情境、不同的语境，感受着它们，并在感受中与之建立独特的情感纽带。
对于希伯来文的理解与感受，是基于幼年记诵希伯来语祷文的经历之上的，当时使用语言的场合，以及诵而不通的状态，造就了他对于这门语言的印象；与希腊语联系在一起的，则是一种遗憾之感，卡内蒂屡屡回忆希腊神话中人物的名字对他幼年带来的震撼，却感叹求学时期没能坚持学习希腊语；对于英文的热忱，则来源于小时候看到父亲学习这门语言时所表现出的痴迷，因而自己也对其产生了一种信任感；对于德语，卡内蒂则怀有一份爱与无奈，爱是因为自己犹太人的出身，以及跟随母亲学习这门语言时产生的成就感，无奈是这个战乱时代对德语的滥用；同样，对于瑞士德语的感受也是来自切身经历，战火纷飞的年代中的这样一门和平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听起来却极凶悍好斗，毫不温和。
卡内蒂无法只在一门语言中思考。他思想的深刻与丰富需要同时唤起不同的语言。而因为德语对于他来说，是一门可以总是让他可以感受到另一门语言的语言，所以他爱德语，并且选择以德语作为他创作的语言。但在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以德语为写作与思考的主要语言，但其中也处处可见其他各种语言的身影，更时时刻刻都显示着他对于各种语言，以及语言本身的无比尊重与热爱。
04 你觉得《人的疆域》这本书的预期读者是哪些群体？
胡烨 ：这样的笔记形式对读者的宽容度是很高的。卡内蒂并不将笔记当做单线的倾诉方式，而一种交互性的体裁，因为它永远是“未完成的”，留出了一部分空白让读者来完成，就像作者本人说的，缺失的才是重要的，读者应当呈现为本书的补充。这是一部流动的作品，既是作者本人思考的流露，也是照亮读者本人的一面镜子，这种通过文字实现主体间沟通交流的方式，是卡内蒂所看重的。因而这本书人人都可以阅读，人人都可以得到启发，人人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05 阅读卡内蒂二战前后的笔记，可以看见他对于战争、人性的诸多思考，在你看来，卡内蒂一生不断的流亡与放逐，和自己所亲历的战争与苦难是如何成为卡内蒂思考、创作的资源的？
胡烨 ：卡内蒂出生于保加利亚，在童年时代迁居英国曼彻斯特，父亲逝世后又随母亲搬迁到维也纳，其后又在苏黎世、柏林、巴黎、伦敦等地生活。和那个时代其他有经历流亡的作家一样，在他的作品中总是可以看到多语言和跨越“边界”的尝试。在他的德语作品中，我们常常可以读到他引用的外文句子，写作内容也往往涉及广泛，既有希腊悲剧也有中国儒家、道家经典，既有关于澳洲原住民信仰风俗的描写也有非洲族群的奇闻异事。另一方面，可以说正是“归属感”的缺失让他的作品更能关注个体的人本身，从而对整个人类的境遇有更敏感的认识，他的重要概念其实都避不开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这对矛盾，而透过群体的人去看待极权、战争和屠杀，呼唤个体的多样的人，则是他作品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06 卡内蒂写道：“在希腊人透明、强劲和无害的狂风中，你要学会坚定地独立思考。”在书中的许多段落都可以看到卡内蒂对于欧洲传统希腊思想的批判，但同时也对于中国古典哲学充满认同。那么卡内蒂对传统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他又是如何通过整合自己的欧洲传统与异域传统达成一种完整性？
李佳川 ：我认为卡内蒂批判的不是传统思想，而是人们对权力的态度，这权力可能来自历史、话语、知识。他经常强调要对所有看上去“离所应当”的事情保持清醒的头脑，比如，他写道：“科学赶在人们有勇气废黜它之前，迅速让自己变成宗教，然后尽快肃清人类，如此，知识将真的变成权力，无耻地接受狂热的崇拜。”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强调罗马帝国对后世的影响，罗马帝国的等级制度，奴隶制度，对掠夺和战争的狂热等等，他说我们现在的世界是一个“被罗马带入歧途的世界”。
他对中国古典哲学的态度是非常客观的，卡内蒂思想的完整性，正是因为他站在很高的位置、不带偏见地去观察人类，所以才能对各文化传统进行客观的批判，卡内蒂的笔记中，“自己的”和“异域的”对立的痕迹很少，他认同中国古典哲学，是因为他认为这个哲学本身是优美而先进的。他没有为了整合而整合，当他有了更宽的视野，自然就有了一个整体的认识。
卡内蒂的视角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尤其是面对很多领域被西方话语主导的情形，我们如何处理中国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是不是我们也能够像卡内蒂一样，往后退一步，先客观地认识自己的文化，看清其在纵向的历史和横向的世界中的位置，以同样客观的态度去理解和认识其他文化，这样会不会让文化的“整合”变得更容易？
季冲 ：卡内蒂对非常之多的文化传统都具有深刻了解。欧洲的古典传统自然不必提，是早年教育中的必修课。尽管欧洲古典传统自小便开始渗透进卡内蒂的阅读与思考中，活着我们可以说，他是活在这个传统里的，但是，阅读卡内蒂笔记，我们却时时刻刻可以看到，卡内蒂对希腊拉丁文化除了有着身处其中的深入了解和热忱，同时，与之伴随的还有一股冷静的清醒。其实，对于自己所受的影响保持清醒、对于所做的思考保持自知，是卡内蒂对自己一以贯之的要求。他允许影响发生在自己身上，允许思考建立在传统的影响之上，但他同时也做到了清醒地去认识所发生的影响，带着反思的距离对自己的思考进行审视。
事实上，卡内蒂对东方文化和东亚的传统不乏了解。卡内蒂一生旅居欧洲多个国家，但却从来没有到过亚洲。而他的笔记中却屡屡出现对中国文化的见解，也不时有日本文学的记录。比如，道家的某些思想，他常常会信手捏来；对轮回说与灵魂转世说的思考也渗透进笔记的方方面面，能做到灵活化用。这自然都是他阅读广博的结果。相较于自身所处环境之中的欧洲古典传统，对于中国古老的文化他竟做出认同的姿态，甚至表示说，中国是他精神上的家乡。这说明了，卡内蒂不仅仅对于各路思想保持清醒自知的态度，同时也广纳来源于其他文化的思想传统，来充实自己思想的架构。
其中有趣的是，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想，都给卡内蒂对于死亡的思考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框架。卡内蒂对死亡的憎恨，是他贯穿一生的一个主题。到了晚年时，对于生与死的思考，在笔记中更是占据了不小的篇幅。希腊神话，基督教思想，道家传统，转世轮回说，等等等等，这些来源不同的思想与传统，都融进了卡内蒂思想，在他对死亡的思考方面做出了贡献。
07 整本书充满了卡内蒂对于死亡的执念，和对于永生的探讨，在你看来，死亡这一话题为什么占据了卡内蒂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
胡烨 ：卡内蒂对死亡和永生的探讨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首先，他童年的经历和父亲的早逝是直接造成他与死亡敌对立场的直接原因。而他作为一个犹太人生活在那个年代，经历了战争、流亡和大屠杀，死亡的阴影笼罩在他头上，死亡根本是他回避不了的问题。
相比于个体肉体的生死，他在作品中更关注的是社会层面的对死亡的主动和被动的经验——一方面是人对死亡的被动接受，另一方面是主动去造成他人的死亡。他仇视死亡，拒绝将死亡当做理所应当的事，并常常在作品中表达坚决对抗死亡的决心。
卡内蒂探讨死亡，还因为死亡与他对权力和群众问题的探索息息相关，因为死亡便是权力的外在形式。作为逃离死亡的手段，永生或是变形这些存在于神话传说之中的人的异能，打开了人之存在除了被迫接受死亡而所能到达的另一个自由场域。
李佳川 ：无论是对死亡还是对永生的讨论，归根到底都是对人类生命维度的讨论。卡内蒂启发我们去思考，人类文明中的伦理道德，有多大程度是建立在人必死这个事实上的？人类对死亡这一事件的已知，和这个事件之后的未知，这二者强大的反差让人对死亡这个事件充满恐惧，对永生产生渴望。卡内蒂对死亡的态度是尊重的，但仅仅是尊重其为一个既定事实，而不是贯穿一生的恐惧，他更是反对利用这种恐惧来支配人们的权力。卡内蒂见证了各种形式的死亡，首先是父亲的早亡和身边亲友的离去，其次是二战期间犹太人的遭遇，以及战争给全人类带来的灾难。尽管如此，他依旧与死亡的平视，而对死的这样的态度，是否正体现出卡内蒂对生命和爱的珍视呢？
卡内蒂写道，“死，对人来说已经变味了。人类从死亡中获取太多力量，他们将死亡加之所有生物上。但死亡和爱有种美学的联系。爱的罪恶在于，它让死亡拥有很高的价值，然而最困难的一点是，我们永远无法给爱降罪。”和对死亡的态度不同，卡内蒂对爱推崇至极，这有可能和犹太教有关。犹太教中的爱有两种，首先是人和神之间的爱，其次是人和人之间的爱。这种爱是具有普世关怀的，也是能把人和人之间的情感联络在一起的。因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卡内蒂见证了二十世纪初人类的灾难后，更加坚信爱的力量。
08 卡内蒂为什么对于神话、宗教、信仰如此痴迷？卡内蒂对于神话的态度是怎样的？
李佳川 ：卡内蒂对神话的启蒙毫无疑问源于他父亲和母亲的的影响。他父亲在他七岁的时候去世，他和父亲共处的时光中，有一个让卡内蒂非常难忘的回忆，就是父亲送他的一套儿童读物，“它支配了我此后的全部生活”。十岁时，他的母亲送他斯威布的《希腊神话的传说》，他们在晚间阅读戏剧史，母亲也会经常和他解释里边出现的神话人物。因此，神话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卡内蒂的世界观。他在笔记中写道，“我会把神话当作现代性的心理模型去读；为了满足我对神话的如饥似渴，我做了有科学依据的实验，我会关注那个神话扎根的民族，然后把神话和这个民族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但对我来说，我还是在研究神话本身。”
在他的童年时期，神话是他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工具，后来则成为了他研究社会形态的一个模型，因为在卡内蒂看来，神话是非常宝贵的资源，来帮助人们认识更真实的人性和文明。
卡内蒂童年时居住的地方，摄：Elear
胡烨 ：确实，卡内蒂喜爱在写作时引用神话、谈论神话，希腊神话、奥维德的《变形记》以及吉尔伽美什史诗都是卡内蒂经常引用的作品，他还常常把一些少数民族的寓言传说、古老的祭祀仪式和宗教信仰记录在自己的作品中。
总的来说，卡内蒂对神话的态度与列维·斯特劳斯试图把概念和结构运用到神话研究中不同，后者认为，仅仅去从个体的角度，把神话当做个人的神话，是不可行的也是不科学的，研究者应当对神话的各个要素进行归类，用科学的方法去探寻神话中的普遍结构和原则，以便更好地将神话当做体系来把握。这种机械化甚至有些冰冷的对待神话的态度为卡内蒂所拒绝。将神话系统化、去个体化的做法在卡内蒂看来，会使神话支离破碎，只剩下干枯的结构，而忽略掉神话之中最重要的部分。他更看重的是人对神话的直接经验，让对神话的“见证者”进行直接的言说，借神话重建语言本身作为主体间进行交流的能力和构建意义的能力，以神话所伴随的感性和想象力去对抗冰冷麻木的“技术野兽”。
09 同济大学副教授张克芸认为，卡内蒂创作的核心思想是“变形”。这一概念也多次在书中出现，卡内蒂收集了世界各地的变形故事，例如在《汉普斯德特补遗》书中记录了中国的“画皮”故事，如何理解卡内蒂所言“变形”的具体内涵？卡内蒂所说的变形，与卡夫卡《变形记》中的变形，以及其他小说家的变形相比，有什么特殊含义？
胡烨 ：卡内蒂的变形和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所描写的变形其实是颇为相似的，两者的变形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理解为通过形体上和力量上的变小而摆脱权力束缚所做的尝试，通过成为动物，人获得了另一种形态，通过这种形态我们获得了重新塑造个体和世界关系的可能性。《变形记》中的变形更多强调的是异化，从肉体形态的异化来揭露现代个体的脆弱和人与外部世界的扭曲关系。卡内蒂的变形则还体现了一种回复人的原始生命力的愿望。
张克芸老师对卡内蒂的“变形”概念已经做了一个相当详细的分析了，她提出，出现在各种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属于人的变形能力，在卡内蒂看来是人之为人的重要财富，表达了人对另一个生命形态和纬度的渴望，而与之相对的是机械时代僵化的单一的社会人、职业人，呼吁变形即是呼吁符合人类天性的完整的人。这是很有道理的，而在此基础上也许还可以有一点补充：变形往往发生在人和其他物种之间，从进化论来讲，人本身就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这样的变形打开了一条人和其他不同物种（尤其是动物）之间可能的通道，这条通道质疑了人作为高于动物的存在而拥有的向动物（或者说是阶层化以后成为相对于人的那部分弱者）施暴的权力的合理性：向动物施暴即向自身施暴，人本身既是权力的载体和条件，又是被施加权力的对象。
李佳川 ：在卡内蒂生活的世界，关于变形的故事主要来源于希腊和罗马神话以及一些欧洲的民间传说，而这些变形故事中，变形的发生大都与巨大的情绪变化有关，最常见的是恐惧和欲望，比如达芙妮变成月桂树；有时，变形也是一种惩罚，比如美杜莎变成了蛇头女妖。“变形”在欧洲文化中是疼痛的和要付出的代价的。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主人公完全变成了一个甲虫的样子，除了思考能力以外，他失去了所有人类的能力，我认为这和欧洲神话传统中的变形是类似的。
但我们在卡内蒂的文本中看到的变形，和欧洲文学传统中的变形完全不同，卡内蒂的变形不是对外界事件的反应，或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他的变形是一种存在的状态，是主体内在状态的持续变化。比如，他在《人的疆域》中如此评价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他最诱人的一点在于， 所有人都可以以动物的样子出现。他们同时是人和动物，无论是蜜蜂还是鸟，他们以动物的样子出现，像人一样说话。”
10 卡内蒂将作家定义为“变形的守护者”，这一行为体现了卡内蒂对于作家怎样的期望？
胡烨 ：卡内蒂的变形表面上消解了人和动物之间的绝对界限，打开了不同形态的“人”的可能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他对社会多样性，或者说是人的多样性的期许。卡内蒂拒绝以至高的、处在人之上的规则去统摄人，而呼吁以多样的、复杂的人的本身作为尺度，去对抗机械化单一片面的工具的人，恢复人有血有肉的生命性特征。作家作为变形的守护者，首先要做的，就是能够看到作为变形载体的古代语言、神话、传说的价值，凭借着这些变形的直接见证去传播人所失去的变形的能力；同时作家也被赋予了这样的责任：恢复人之为人的变形潜能，解放现代社会功用化的人，展现人多样的生命维度。当然，作家本身也必须是变形的实践者，去成为个体，成为弱者，拥有不同形态，以此打开一条进入他者的途径。
李佳川 ：我认为卡内蒂的变形观非常具有《易经》和道家学说中变化的色彩。我们中国文化强调“变”，和西方文化中的变形不同，中国文化中的“变”是无时无刻的，所有事物都蕴含着变化的可能，有动就有变。卡内蒂对道家文化非常着迷，在《人的疆域》中他写道：“道家学说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承认和认可变形，和印度和欧洲追求的理想主义不同。道家追求现世的长生不老， 通过生命的多形态，我们能够实现长生不老。”
卡内蒂之所以强调这一具有中国色彩的“变”，我认为和他颠沛流离的人生历程有关。他从出生于保加利亚，后随家人搬至曼彻斯特，父亲去世后，他又和母亲辗转于维也纳和苏黎世，二战爆发后，作为犹太人的他逃亡到巴黎，后定居伦敦，入籍英国。他的一生都在“变”，不仅是生活环境在变，他的自我认知也在变，正如他对戏剧的评论一样，“戏剧舞台上不断上演着变形和祛魅，我们将这两者间的转换称之为情节的张力。”戏剧就是人生的缩影，卡内蒂的“变形”是贯穿他一生的主题，也是他看这个世界的角度，同时也是对人们能够接受变形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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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利亚斯卡内蒂的四部笔记合集，包括《人的疆域》《钟表的秘密心脏》《苍蝇的痛苦》《汉普斯特德补遗》，创作时间跨度从1942年直至1985年，是卡内蒂小说、政论、回忆录和戏剧作品的重要补充。卡内蒂一生经历流亡与漂泊，是20世纪欧洲苦难的缩影，他自青年时代起就将“笔记”作为一种严肃的文学创作体裁加以实践，在笔记中对自己的观察、记忆、灵感与哲思进行即时的记录。本书是持续半个世纪的独立省思过程的结晶，堪称这位文学大师的思想地图，展示了他思想发轫、成型与转化的脉络，和对20世纪历史的见证。
进入人的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