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揪出南京大屠杀凶手的人，走了。
文中图片来源 网络
作者 | 简七七
9月7日，世界最后一位全程亲历东京审判的见证者，高文彬先生去世。
时光荏苒，当年参加东京审判的法官，检察官，和相关的工作人员一个个离开。
梅汝璈先生1973年于北京逝世，享年68岁；
向哲浚先生1987年于上海逝世，享年95岁；
倪征燠先生2003年9月3日于北京逝世，享年97岁……
东京审判这段历史，虽然在教科书中没有占用太大篇幅，但对于当时的身心满是伤疤的中国人而言，正需要这场审判的结果，安抚地下的亡魂。
日本在中国留下的滔天罪行，应该被揭露，应该被惩罚，应该向中国道歉，有太多的应该……
而在上世纪中叶，弱国无外交的魔咒，时刻萦绕着中国的法检代表团。
他们身后是四万万五千同胞的正义，面对的是狡猾的日本战犯和西方势力的轻视。
对于包括高文彬在内的，中国法检代表团来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此次东京之旅，必定充满坎坷。
01
1945年9月2日，日本方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正式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与此同时，日本知道战争清算即将来临，利用两周的“空白期”，将所有的证据一把火全部烧毁，下达的命令是“一张纸片也不能留下”，甚至包括所有能找到的士兵和将领们的私人日记。
这造成在东京审判中，找不到任何一份日本帝国的会议报告，也找不到日本最高战争指挥委员会的任何一份笔录。
日本战犯对于这场战后罪行的清算，本就是有备而来，毫无悔改之心。
中国的法检代表团到达东京后，才知道面对的是怎样一群诡辩之徒。
由于远东国际法庭是按照英美法系来审判，所以对战犯进行无罪推论，想要给他们定罪，只能中国自己拿出证据。
战时条件受限，也没有保留证据的意识，本以为南京大屠杀的惨烈，举世皆知，但到了法庭上，日本战犯们却口径一致说自己无罪。
为了更好取证，中国代表团中的检察官向哲浚陪同国际检察局局长季南，回到中国，用两周时间带着大量的证人证言再次前往东京。
“当时太恐怖了，日军进城后，屠杀马上就开始了。日本军人要么单独行动，要么30多人一起，每个人都好像掌握着生杀大权。”
“我看到一群人被拖出去，被乱枪打死。”
“有一个怀孕四个月的19岁姑娘，在美国学校被人发现，因为反抗日本兵的强暴，她的下腹被刺伤，伤口最终导致她流产了。”
“在校园里，一栋楼里就有30个女学生被强奸。”
他们在南京犯下的暴行罄竹难书，连在法庭旁听的日本市民都十分震惊，战犯却总在找借口脱罪。
南京屠杀的最大凶手松井石根称自己在距离南京200公里外的地方养病，对士兵们的暴行并不知情，还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兄弟间”的友好。
松井石根的律师，更是把日本的侵略战争，说成是对中国的爱，并非源于仇恨。
为了逃脱罪行，律师团真的是用尽招数。
由十一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国际法庭，只负责审判28位甲级战犯。
日本方给这28位战犯，配了一百多名律师，在开庭前，又以对英美法系不熟悉为由，增加了四十多名美国律师。
近一百五十名律师，为这些战犯“尽心尽力”， 和检察团唇枪舌战。
02
证据，还是证据，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铁一样的证据才能让日本战犯血债血偿。
被告能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他们找来的证人更是谎话连篇，试图帮他们开脱。
前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嚣张地宣称，要和中国检察团大战三百回合。他找来15个证人帮他作证，律师山田半藏众目睽睽之下，颠倒黑白。
气得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在法庭上，直接打断正在发言的山田半藏，把他挤到一边，告诉现场所有人日本对于中国的东北侵略，是蓄谋已久。
但板垣征四郎仍然嘴硬，坚持说九一八事件是中国军队先进攻，而挑起的偶然事件。
检察官再追问，他就绕圈圈，不谈正题。
控诉日本侵占东北，最好的证人莫过于末代皇帝本人溥仪。毕竟溥仪在伪满洲国，当了十二年的傀儡皇帝。
但抗日战争结束后，溥仪正准备坐飞机逃跑，却被苏联伞兵拦截，关在赤塔监狱。
向哲浚建议将溥仪引渡到东京，而溥仪本人接受到的信息是要审判他。溥仪躲在苏联，不想来东京，只想自保。最后用强制手段才把溥仪弄到东京。
中国的法检团给溥仪做工作，谈心，好不容易才说服溥仪上法庭作证。到了法庭上，对方律师团直戳溥仪心病。
“你知道中国政府打算以与日本合作的罪名来审判你吗？”
溥仪当时真的怕了。
虽然在法庭上，他讲述了日本特务头头土肥原贤二在天津的所作所为，也指控了板垣征四郎在东北犯下的恶行。
但在溥仪出版的自传《我的前半生》里，他为那一次的作证感到遗憾后悔。有些事他在法庭上没说，在掩盖自己罪行的同时，也让一些历史事实无法昭告天下。
在东京审判中， 证据没有办法穷尽，证人的证词到底说了几分，中国法检团根本无法深究。
他们只能用最大努力，给国人一个交代。
03
在法庭上，中国法检团不仅要和被告席上的战犯对抗，还要和同为战胜国的盟友们博弈。
某些国家更关心自己的利益，对于别国的悲痛却轻轻揭过。
日军的随军医生保坂晃，曾亲眼见证淞沪之战后，日军从上海到南京行军途中，在常州犯下的烧杀抢掠等种种罪行。
保坂晃把这些写成日记，日本战败后，他受良心谴责，把日记本交给美国当局，希望可以调查这起战争罪行。
日记本在东京审判中，根本没有出现，几十年之后，在美国国家档案馆被发现。
东京审判历时两年零七个月，期间开庭818次，判决书长达1213页。
而对于要怎么处罚罪孽深重的28名甲级战犯，来自十一个国家的法官，有不同的看法，对是否进行死刑，进行辩论。
其中印度法官帕尔的观点，令人诧异。
他竟然认为这些甲级战犯全部无罪，甚至否定整个东京审判，觉得这场审判本就荒谬。他把九一八事变，太平洋事变合理化为日本要解放亚洲。
帕尔甚至写出数十万字的意见书，为日本甲级战犯进行无罪辩护。
幸好，最后的判决书由法官中的多数人决定。
东京审判的结果如下：
“ 1、日军入侵并占领南京是事先预谋的。
2、在日军占领后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20多万人。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
3、日军在占领南京期间对南京进行了强奸、抢劫、毁房屋等非战争行为。”
7名主犯被处绞刑，16人判处无期徒刑，东乡茂德判处20年徒刑 ，重光葵判处7年徒刑。
有两位甲级战犯在审判过程中去世，一位战犯精神失常送往医院救治。
04
东京审判结束了，但对于乙级和丙级日本战犯的审判，继续在南京法庭进行。
高文彬先生曾在《东京日日新闻》上看到一篇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新闻中的主角是日本两名军官，他们用军刀撑地，对着镜头面带微笑。
那两把军刀，在一场竞赛中，刺杀了两百多名中国人。
他们以此为骄傲，把中国人的性命当成游戏。
这两位元凶在日本战败后，悄悄回到日本，在乡间过上了“平淡”的生活。搜查了半年之久，再见到他们时，昔日沾满鲜血杀红眼的刽子手，站在街边，做着小生意，和常人无异。
但曾经做过的事，不会因为他们忘了，中国就忘了。
两人最终被带到南京的雨花台刑场，处以枪决。
如果高文彬先生没有看到那篇新闻，凶手是不是就要一直逍遥法外。
高文彬先生晚年，多次呼吁建立“东京审判纪念馆”。
铭记这段历史的意义，不是仇恨。
而是中国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中国，正是从这些历史中走过来的。
昨日，今天，明天，对于中国都同样重要，这是接力棒，勿忘前路，为后来者开路。
正如东京审判中，中国法官梅汝璈所说：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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