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一则公告,披露了深圳市第六批失联商业保理企业名录,共600家。这是继今年3月5日 、7月7日公布了首批和第二批疑似失联企业名录之后,监管机构再一次向外界公布深圳商业保理企业失联情况。
记者统计显示,三批疑似失联的企业数量共达5932家,而在2014-2015年间,深圳商业保理企业高达约7000家。短短的五年间,深圳商业保理企业从7000家的规模骤降至1000家,降幅超过80%,其降速不亚于当年的P2P。深圳商业保理行业发生了什么?存续企业的发展空间还有多少?
大批商业保理公司疑似“失联”今年3月5日,深圳一次性公布5238家疑似“失联”商业保理公司名单,而此次公布的疑似“失联”名单也占据全国现存商业保理公司总数的四成以上。今年7月7日,深圳再次公布第二批94家疑似“失联”企业,8月28日,公布第六批600家疑似“失联”企业。
2019年10月31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了《关于加强商业保理企业监督管理的通知》(业内称“205号文”),为了防范商业保理企业经营风险和外溢风险,文件对集中度、关联交易、不良资产分类、拨备计提、杠杆比例等作出规范。为了分类处置存量商业保理企业,205号文要求按照经营风险情况、违法违规情形,将商业保理企业划分为正常经营、非正常经营和违法违规经营三类,稳妥有序对存量企业实施分类处置。此外,文件还要求,各金融监管局要推动成立商业保理行业清理规范工作领导小组,在2020年6月末前完成存量商业保理企业清理规范工作,并向银保监会报告。而在去年11月5日,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处长付正丽在2019年国际保理和供应链金融大会上表示,下一步,银保监会将抓紧制定《商业保理企业监督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商业保理企业市场准入、退出、业务经营和监督管理规则。
据记者了解,此前中国的商业保理行业一直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注册门槛较低,且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监管,在银保监会之前,商业保理的监管一直归属商务部。在类金融加速出清的背景下,商业保理也开始成为监管的焦点。
“205号文是深圳商业保理企业大规模‘失联’的导火索,有些来自信托、资管计划的资金被禁止流入商业保理了,有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公司就更加难以为继。”大中华保理业务总监陈淑靖对记者表示。记者从多位业内人士处得到印证,当前疑似”失联”的商业保理企业很多都不是正儿八经做应收帐款交易的,只想借此名义去从事其他类金融业务。“现在监管来了,这些空壳公司便主动撤出,免得被监管查,还有一些确实是风控不到位,只好清退。”前海结算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少贤表示。
全国7成商业保理企业在深圳所谓商业保理业务,是供应商将其基于真实交易的应收账款转让给商业保理企业,由商业保理企业向其提供保理融资、销售分户(分类)账管理、应收账款催收及非商业性坏账担保等服务。
“这个行业发展初期的投机风很重,很多人都没想清楚怎么做就进来了。”2012年6月,商务部同意在天津滨海新区、上海浦东新区开展商业保理试点;同年12月,同意港澳投资者在广州市、深圳市试点设立商业保理企业。作为较早一批进入商业保理的从业人员,陈淑靖在商业保理行业已经干了6年,见证了国内商业保理从兴盛走向冷寂。
在陈淑靖看来,当年设立商业保理公司的有三类主体:一类是只想炒作概念,没有想好怎么做的人;再一类是想借壳钻法律空子,从事其他类金融业务;最后一类是,真正想长期从事商业保理业务的人。为何有空子可钻?据记者了解,国内商业保理始发于天津,但壮大在深圳,原因是当年前海作为金融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窗口,放宽了对商业保理的审批,让这个行业率先在深圳前海发展起来。“当年商业保理是按商事主体去申请的,没有前置审批,意味着只要是个人股东投入这个业务都没有什么障碍。”冯少贤说。
除了给予宽松的政策环境外,深圳还具备商业保理发展的丰沃土壤。冯少贤介绍,深圳有众多的中小企业,以及全国80%的供应链企业,这就决定了深圳拥有庞大的应收账款管理和融资的市场需求,这是商业保理发展的根基。
也正因此,深圳成为全国商业保理的重镇。在2019年底召开的第四届中国商业保理融资合作洽谈会上,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刘平生透露,深圳商业保理公司达7637家,约占全国70%。
可预期的商业模式和高门槛的风控要求从商业模式来看,商业保理并非通过纯粹的民间借贷来赚取利差,而是基于真实存在的企业之间的交易行为,因此在冯少贤来看,商业保理的商业模式行得通,而且在风险控制上更有理有据。
据冯少贤介绍,商业保理的利率在15%左右,相比纯粹的民间借贷而言,商业保理有真实存在的应收账款、有基础交易、有买卖合同等,即使债务人不买单,商业保理的融资方也可以要求供应商回购这笔账款,债权还可以转让,而一般的民间借贷难以把握真实的借款去向,商业保理则多了几个维度去控制风险。
有了深圳丰沃的土壤,还有宽松的政策环境,也有可预测性的商业模式,按理来说,深圳的商业保理有足够的优势蓬勃发展,却又为何出现几千家失联的状况?“这个行业看似进入门槛很低,但实际对风控要求很高,不是那些当年盲目进入行业的P2P、小贷、融资租赁等类金融的公司都能做到的。”冯少贤说,“205号文”只是导火索,行业内生的发展逻辑问题才是关键。
陈淑靖也对记者表示,传统银行一直都存在商业保理业务,可是一直都做不大,“他们缺乏企业交易的数据,也需要专业的商业保理做辅助。”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宏观经济环境在近年出现了下行趋势。
“我入行的时候整个华南市场都是一片蓝海,当时经济处于上行通道,保理比较受中小企业的欢迎,因为中小企业的盈利足够覆盖保理的成本,坏账率也比较低,而且以自有资金投入的保理公司做了银行不愿意做的事情,又被市场需要和认可,建立起自己的先发优势和行业壁垒。”陈淑靖这样描述“爬坡”时期的商业保理。
然而,近两年国内宏观经济不景气,许多中小企业面临不同程度的经营困难,业务受到冲击,“去年下半年开始,整个国民经济都是往下走的,很多供应商都是围绕着固定资产投资做业务的,而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头就是房地产,去年下半年,国家开始对房地产实行窗口指导,供应商的收款变得很慢,商业保理就会受此牵连。”冯少贤说。
存量企业生存空间也遭受挤压对于商业保理在市场中的角色,业界认为其发挥了“锦上添花”和“补充”的作用。“其实政策一直想由银行来做这个业务,但是银行目前不擅长,需要商业保理提供数据支撑。”陈淑靖表示。而冯少贤也坦言,尽管商业保理的市场很大,对中小企业来说也很重要,但商业保理始终成不了主力军,只能是一个补充。
虽然“205号文”提出了对商业保理的监管出清办法,但同时也提出了不少扶持商业保理发展的措施。比如,“各金融监管局要推动出台风险补偿、奖励、贴息等政策,引导商业保理企业更好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鼓励和支持银行保险机构与监管名单内商业保理企业进行合作”等。
对于政策的态度,业内认为“支持多于打压”。“以前我们只是受民间协会的保护和自律,现在每个月都要向协会和金融监管部门报送数据,可以说对行业有了明确的指示,有了灯塔效应。”冯少贤说。但在他看来,政策扶持的力度仍然不够,“政策虽然开了个航道,但对于行业的信贷政策、税收政策、人才管理等,都需要一些细化的规则。”
对于存量商业保理公司,生存空间也遭受到了一定的挤压。8月20日,最高法发布了民间借贷的最新红线,将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调整至: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称“LPR”)4倍(现15.4%),较之前的24%、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有大幅度的下降。虽然商业保理不算纯粹的民间借贷,但也不可避变的被纳入其中。“15.4%对于商业保理来说是非常薄利的,这对依靠利差来生存的公司将是很严峻的考验,将会促使一批保理公司转型。”陈淑靖表示。
事实上,当前存量的保理公司生存状况也不是很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坏账和缺乏资金来源的困扰,新的利率红线无疑是雪上加霜。业内普遍认为,商业保理未来的发展路径可以有两条:一是不独立开发业务,而是和银行合作,但这对保理公司的实力也提出挑战,相对而言,有供应链资源、产业背景的保理公司会比较容易成为银行的合作对象;二是开发通道业务,做ABS/ABN,从而转嫁风险,但前提是需要降低收益预期。“虽然收益低,但拿到的资产更稳妥,行业才能可持续发展。”冯少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