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这些大咖谈得很实、很犀利、很中肯
9月21日，“进无止境·纪念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暨企业精神高峰论坛”在平安金融中心柏悦酒店举办。据悉，本次论坛由高端企业家社群平台正和岛联合中信出版集团、中国平安集团主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深圳市原市长李子彬，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管清友，智纲智库创始人王志纲，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与中国平安董秘兼品牌总监盛瑞生坐道特区企业精神，探寻再度刷新深圳奇迹的基因密码。
以下为证券时报记者节选的部分论坛嘉宾观点：
李子彬：创新与包容，是深圳和深圳企业精神的核心
回顾40年发展道路与成果，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深圳市原市长李子彬表示，深圳经济特区可以自豪地担当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范例”等称号。
李子彬回忆，从1995年开始，深圳市政府便审时度势、进行产业升级，将科技创新定位为“经济发展第一推动力”，高新技术产业定位为“经济发展第一增长点”，并由一把手亲自抓。正是受益于深圳市长期坚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创业环境，深圳成长出华为、腾讯、大疆无人机、中国平安、招商银行等一大批享誉中外的跨国集团，并培育出“改革、开放、创新、包容”、“敢闯敢试、改革先行、开放窗口、勇于创新、包容共享”等城市文化精神。
周其仁：这才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
当前，外部形势叠加疫情影响，中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透过现象看本质，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提出，挑战背后更深刻的问题是“中国过去40余年的成本优势正逐渐失去，而独到性优势尚缺”。
周其仁表示， 4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后，以很低的成本，加入了全球竞争，今天这个格局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在我们上头有很硬的天花板，就是发达国家，虽然它们矛盾重重，面临经济增长的很多新问题。但是他们手里有全世界市场都需要的关键的产品、关键的要素。
举两个例子，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年，美国华尔街给全球经济烧了这么大的洞。但是2008年美国有一家公司叫苹果，它的产品往全球消费者销售，重新定义了智能手机。今年受疫情的影响，美国经济也面临很大的困难。但是有一家美国公司的电动汽车，也是引起全球，包括中国消费者的热烈追捧，可能会重新定义汽车这个行业。这种独到性优势，在全球竞争当中始终高高在上，我想每一位在座的都有感受。就是有些东西其他地方没有供应，这是我们头上的一块天花板。
在我们的底下跟40年前也有很多变化，40年前比中国穷的国家有很多，但通常不会出产在全世界市场有竞争力的产品，今天的情况不同，越南、印度开放比中国晚，人均收入比中国低，但是它已经形成了竞争力、在全球吸引投资、吸引产业方面非常有吸引力。现在去很多发达国家的超市、Mall里面看，印度、越南、马来西亚的产品比例越来越大，中国的比例反而在减少。所以中国经济发展几十年后面临这么一个局面，后面有追兵，成本比你还低。往上走，独到性优势还非常薄弱，这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我们中国经济多少年来是出口导向，有大量的低成本的生产要素，结合外来的资本、技术、世界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市场对我们开放，我们就形成了大量的出口。然后大量的出口就形成了顺差，投资环境改善，外国资本进入中国。中国的外汇储备节节上升，从90年代早期的时候几百亿美元的储备，变成了几万亿美元储备。美元储备在中国不能用，我们必须去购买美国资产，其中很大一块要买美国政府的债，买美国企业的金融产品，还有很大一块是美国政府在联邦的债。这个钱就构成了我们的外债，要进入美国的金融市场。美国的金融市场由于资本供应非常充沛，所以它的利息长期以来一直非常低，可以刺激消费，就有逆差，有大量的进口产品，然后大量的对外投资。
回顾过去的国际经济，虽然美国有巨额的逆差，我们有巨额的顺差，但加在一起经济一圈一圈转，好得很。但也等于美国把很多工作甩在了境外，这对美国自己的就业平衡和收入都很大的麻烦，所以它的经济问题会集中表现为国际政治问题。
简单地说，世界上一个穷经济，一个富经济，人均资本多就是富经济。人均资本少就要靠自然的力量，收入非常低；人均资本多，生产效率高，收入也就高。如果中间有壁垒，它过富日子，我们过穷日子，可以几十年这么过下来。二战之后，1978年前的全球，大概就是这个局面。中国的改革开放把这个壁垒撤掉了，撤掉以后，资本打通，劳动力某种程度也打通了，劳动力虽然不能大规模地移民，但是劳动力生产的产品可以出口，等于把劳动力含在产品里面运过去。这个打通以后，全球的分配情况都面临一个新的挑战。
什么挑战呢？等于是发达国家劳动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工人和工人之间的竞争激烈，其中最激烈的就是发达国家的工人，因为它的工资已经非常高了，过去不会受到中国工人、印度工人的冲击，现在全球化以后，你的产品跟它一竞争，它的产品卖不动，这当然影响它的收入和就业。所以这个经济体内部的收入分配，某种程度不兼容。这种局面全球化，总体来说提高了全球的生产力，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更大一点，但也有受损害的利益集团，就是发达国家的劳动力。
比如手机，美国发明的，但是由中国的富士康代工。所以它可以拿到发明者的红利，资本为发明提供的收入，这个它可以拿到。但是美国有相当一部分的蓝领工人、白领工人，在全球化当中是受到冲击的。国内也一样，国内整体来说实施开放对我们有帮助，但是越靠沿海好处越大。因为资本从沿海来的，离开资本、离开技术远一点，就要差一点，这是我们对国内的看法。所以全球化确实是推动了全世界经济的增长，但对不同的利益集团也有不同的影响。这些问题会反应到意识形态、观念和政策上。
至于国内的变化，你看顺差加外资大进来，这是好事情，中国从来没有这么多外汇。不过进来一块美元，就要有6元人民币付出去，把美元买回来。谁付呢？央行付。央行的钱是基础货币，基础货币进了国内市场会转起来，资产价格就会有动向。如果这个屋子里面货币供应量大，商品资产少，价格一定会起来。价格连续起来，就会形成预期，大家觉得它还会涨，一不小心又是大蒜、又是粮食的，实际上是因为大量的货币进入国内循环，以及国内很多产品大量出口，这种失衡对国民经济形成了一个宏观环境。所以每一块的国家外汇储备，都会对应国内的人民币，好处就是不差钱。可这些钱进入了土地，进入了要素，你的成本就上去了。经济在不差钱的环境运转，就是你的成本在极速地提高。
问题来了，你的独到性没有上去，而成本大幅度上去了，这就是我看到的中国国民经济面临的最基本的挑战。所以经济增长速度，就从2008年到2010年发生了变化，从平均9%到10%的增长速度，一下子到了6.5%左右。即便疫情消失，我们要回到高速增长、中高速增长的难度都非常大。怎么对付这个问题呢？经济学教科书的成本永远都是一条线，什么意思呢？成本降降降，降到最优点以后，成本线一定会上去。经济增长、收入翻两番，倒过来就是成本，这就是经济。如果北京大学今天给我涨工资，每天我上同样一门课的成本就上升了，这就是经济循环。所以一定会面临成本线上去，上去的成本线怎么对付呢？有两个办法对付，也是2007年以来讨论突围的两个主要方向。
一个方向，用新的办法来组织生产，把成本项往右下方推，会找到一条还可以持续下降的曲线。无论是政府改变营商环境，还是企业优化环境，控制成本永远有潜力，也就是让你的成本优势持续时间长一些。
第二个方向，花更贵的钱，雇更厉害的劳动力，用更高的投资买更高的设备，开发新产品。所以这就是整个商业世界最重要的东西，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要么有本事生产别人不能不要的东西，要么就是成本比别人低，就靠这两个东西来立足。用我的语言，一个是独大性，一个是持续的成本优势，这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
针对当下的新形势，周其仁提出应该重新定义企业和企业家精神。“过去，从贫穷到富有是企业家精神，把产品做好是企业家精神，具有社会责任是企业家精神。今天和未来，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更应提升科技创新的‘独到性’，加强后发创新优势，从大量“看到了造”转变为“想到了造”，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大学、国家研究所和产业市场打成一片。” 因为讲到底，你手里有点独到性，才这个东西才有交换筹码。
管清友：我们正处在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
今年5月以来，“双循环”新发展模式被多次提及。著名经济学家、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深化市场、推进“双循环”的重要市场载体，也是未来中国发展的重要的发动机。
管清友认为我们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双循环”是今年说得最多的一个词，中国领导人在5月份正式提出这么一个新判断，就是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提出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无论我们如何去强调内外双循环，并不是所谓的闭关锁国，不是关上国门。但是也要清楚，国际大门确实越关越小了，它和过去40年面临的开放环境确实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同时我们国内的挑战也多了，这种挑战来自于疫情的冲击，当然也来自于经济减速。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测算，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二三十年，有的甚至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一般都会经历一个减速期。这个减速期平均算下来需要20年，中国的减速期从2009年开始算起，到现在大概10年时间，算下来还要经历10年时间。也就是我们面临外部环境的变化，所谓百年变局，同时短期疫情冲击，中长期处在一个减速器。从企业层面，产业升级，实现附加值的提升。从政府层面，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都是其中应有之意。未来十年面临的内外压力仍然比较大，中国的企业界恰恰在中国的内外压力之下，实现惊险的一跃。当然我们有自己的优势，这不赘述。
从外部环境来看，我们很难得出确定的判断，就是今天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会走向何方，美国对华政府的改变到底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多大影响。但是翻看过去的历史，很多事情有必然性，也有相当大的偶然性。我们看到在过去100多年里面，很多重大的事件节点，仔细去研究事件本身有很多偶发因素。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辛亥革命、日本全面侵华、小平同志南方谈话。这些事件的偶发因素非常之多，这提示我们在今天百年变局的背景下，特别是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既取决于它们，也取决于我们。
从经济数据上，拉长时间周期看，从经济总量占比的变化看，中美之间发生关系的质变是在中国经济总量占到美国三分之二的时候。而美国和日本之间关系，大概也是处在这么一个状态，也是日本的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的时候。这可能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一些人的判断，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无论从国际政治专家安全的维度，还是经济专家全球经济失衡，或者全球化运转的角度，似乎都说明中美之间的博弈恐怕很难避免。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其他朗普，中美的关系也到了一个质变的阶段，我们要认清这种形势。
从国内形势来看，疫情加速了这种趋势，但是没有疫情这种趋势也在发生。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就是移动互联网化，移动互联网导致社会治理出现了一个难题，因为全世界有共同观点的人，可以很快地联合起来。从企业家的层面来看，我们要抓住商机。从政治家来看，我们要抓住社会的难题，因为持有相同观点的人很容易联合起来。所谓广场政治，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这是第一个趋势。
第二个趋势，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不仅仅指经济学家探讨的劳动力红利的消退，因为没有了劳动力红利，还有工程师红利。人口老龄化主要的趋势，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二波生育高峰期，大概60年代中后期70年代前期出生的人口，在未来五到十年整体步入老龄化。大概2.94亿，大概有3亿人口要整体步入老龄化。这对经济系统的冲击是不可逆的，而且结果不可预测。由于老龄化的趋势，要害不在于它是不是会发生，而在于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
第三个趋势，地产行业发展的逻辑发生了变化，而地产行业涉及到几十个行业。简而言之，我自己总结地产行业从过去20年，特别是过去10年，是一个金融业的发展逻辑，转变到了制造业的发展逻辑。这种逻辑的转化，影响到的行业非常多。
第四个趋势，贫富或者财富差距拉大。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特朗普当选总统，以及我们在中国看到的资产价格的上升，这会成为一个全球性难题。这个难题很难用传统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的财政手段解决，似乎很难找到和平的解决办法。特别是在全球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量化宽松以后，这种财富之间的差距几乎是不可逆的。我个人不同意美联储现任鲍尔主席说的，美国的财富差距和财政政策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因为宽松政策天生有利于富人。
第五个趋势，中国的宏观管理政策的逻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或者说与美国、日本相比，中国的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操作方式我认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日本、欧洲的中小银行叫有心无力，就是希望通过宽松政策刺激经济，但实际上发现空间越来越小了，能够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了。中国的货币当局叫有力无心，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不想这么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过去十几年里面经历过三轮大宽松，分别是2009年、2012年、2014年，2009年是4万亿，2012年是保7.5%，2014年是保7%。这三轮大宽松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结果就是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的财富差距以不可遏制的趋势在拉大，而且不可逆，这会造成社会内生性的冲突。
中国经济可能会越来越多的像日本30年代的运行状态，官方的说法叫经济步入中低速增长、新常态。我自己讲2017年我们进入到收缩型经济新常态，里面有几个特点。投资上泡沫的钱可能更难赚到了，快钱很难了。不像过去十年金融泡沫化过程当中，有很多人赚到了快钱。第二，收入增长变得极其艰难，一些特定的社会群体实际收入水平是下降的。第三，大家在生活工作上会越来越简洁。第四，从企业角度，除了我们需要创新外，企业需要提供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和服务。这一点我特别主张像日本企业学习，像优衣库。特别在日本失去的30年，优衣库从普通企业到了世界级企业。第五，大家培训和学习的时间更多了。如果实现双循环，如果重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非常重要的在于降低体制成本，提高运行效率。或者说，降低成本也是我们构建双循环新格局必然要做的事情。
我自己从三个维度去理解双循环。第一，物理空间。第二，动力机制。第三，体制机制的改革。从物理空间来讲，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粤港澳大湾区，都成为我们拓展市场、深化市场的市场载体。
从动力来讲，比较重要的是启动内需、统一市场。特别是统一市场，加入WTO之前，中国掀起过一轮学习WTO的贸易、金融、法律，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在外部环境发生重变，启动国内大循环，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在诸多方面能够统一标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是下一步体制机制改革要做的事情。
从体制机制改革领域来讲，竞争中性、监管统一，特别是要素市场化改革也是我们绕不过去的。其中涉及到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和数据。
管清友还表示无论是从经济总量等软实力，还是港口、机场吞吐量等硬件设施，粤港澳大湾区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相比都具备明显优势。但放眼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在人均GDP、创新能力等反映长远竞争力的维度上，与其他三大湾区还存有很大差距。“粤港澳大湾区需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升级产业结构，来实现后发式创新突围。而‘新基建’极可能成为中国版的新一代信息高速公路，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