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长的《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是针对美印打压中企的回击吗？

随着美印等国越来越多地滥用“国家安全”概念打击中国企业，中国提出的《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建立全球数据安全方面的“多边机制”，虽说不一定是在针锋相对，但也意义重大！

文：本刊记者 史亚娟 责任编辑：李靖 本期“管理百家”特邀观察家： 杨歌（星瀚资本创始合伙人） 王世渝（富国富民（北京）资本董事长） 申冠生（赛迪顾问信息通信研究中心副总经理）
3年前，《经济学人》杂志以激动人心的口吻描述道： “数据之于本世纪，就像石油之于上世纪——它是发展和改变的动力”。 正如20世纪围绕石油所爆发的数次战争一样，《经济学人》大胆预言：“未来的很多战争，都将围绕‘谁应该拥有数据和从数据中获利’展开。”
随着全球的数字化转型，人们也渐渐意识到：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已不再是一个经济门类，而就是“经济”本身。数据，已经成为各国博弈的新领域。但遗憾的是，面对这一全新课题，无论是各国法律法规，还是公用性国际规则，均缺乏成型的经验和智慧。
终于，中国选择在这一难题上率先打开僵局。
9月8日，外交部长王毅在全球数字治理国际研讨会上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以下简称《安全倡议》）。“为了应对新问题新挑战，中国将建设性地参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平台的数据安全讨论，致力于为加强全球数字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希望发起《安全倡议》后，各方能积极参与。”王毅如是提议。

对于中国此举，部分外媒报道认为：中国在当前美方推出“清洁网络”计划后宣布这一倡议，为的就是制衡美国呼吁其他国家保护本国网络并排斥中企的企图……但无论外界如何揣测， 建立一个能够反映大部分国家愿望的全新全球规则和标准，已迫在眉睫。
在世界互联网治理模式巨变的背景下，中国能否提供一种具有价值感召力的国际规则？建立这一“规则”将经过怎样的路径？带着疑问，《中外管理》采访了部分数字经济领域的学者和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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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延伸
《中外管理》：怎么理解“数字主权”概念？是否与现实中的国家主权一脉相承？
王世渝： “数字主权”可理解为：一个国家在现实物理世界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在数字经济世界中也一样要受到尊重和认可。
或者要在一个国家的领土范围之内，让虚拟数字世界和现实物理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趋于一致。否则将造成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脱节，国家主权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了。
只要一国制定了自己的一套“数字主权”政策，在这个政策之下，世界各国的互联网企业，不管是法国的、日本的，还是美国的、中国的，只要认可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并愿意接受互联网监管部门的审核，就可以来做商业市场的开发。

《中外管理》：中国这次提出《安全倡议》，对于世界各国建立“数字主权”，将发挥哪些作用？
申冠生： “数字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延伸， 在当今互联网IPV4的网络协议下，全球13台主根服务器有10台部署在美国，这客观上造成了全球多数国家的数据安全管理权，必须受制于美国等少数国家。
而本次《安全倡议》提出“反对滥用信息技术对他国大规模监控”，有助于保障各国法律法规在网域空间的可行性和合法性，也利于建立管理跨境数据的统一标准，促进各国“数字主权”的重建。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打着“反恐”的旗号，长期对国内民众和他国公民实施监控，并要求互联网公司提供数据，监控对象甚至涉及到了数百名外国领导人。中国此时提出《安全倡议》，团结多数国家共同建立一套全球通用的网络数据安全标准，就是要对美国危害全球网络安全的行为形成一种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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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倡议》并不是中国针对美国打压中企的一次回击
《中外管理》：《安全倡议》提出后，也引发了众多外媒的关注。如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在中美关系紧张之际，这是中国为了对抗“清洁网络”计划而发起的一个新倡议。8月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刚刚宣布推出“清洁网络”计划，旨在将中国的运营商、应用商店、应用程序、网络云和网络电缆排除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使用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之外。这次倡议是否可理解为中国针对美国以“安全”名义打压中国企业的回击？
王世渝： 《安全倡议》不是中国针对美国打压中企的一次回击。在5G万物互联时代，数字技术越来越发达。尤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数字的能力和数据的数量都得到了全面提高，数字技术对经济的影响和渗透也越来越深。 正因为数字世界已足够庞大，所以我们不能再任由它混乱下去，必须建立一个有关数字世界的全新秩序。 各国共同形成一套数据全球性交易的价值体系。而数据安全，就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一项。
所以，中国这次提出《安全倡议》，并不指向任何一个国家，建立数字安全早已是一个全球性共识。现在已经到了必须推动这件事的时候。

杨歌： 近期中国在与美国沟通过程中，美国对中企的一系列做法的确不光彩，不管是对于TikTok的收购，还是对华为芯片断供，美国都有失大国水准。
针对以上舆论，美国第一时间做了反击，拿出当年谷歌、Facebook在中国发展受阻来说事。美国一项内部调查显示：Facebook当初退出中国市场，是受到中国政府的态度和影响所致，是中国限制了Facebook在华的整体商业布局。随后，中国外交部回应称：当初谷歌、Facebook在中国的运营，中国确有相关法律对其进行约定，但两家企业离开中国完全出于自愿，而非受到某种政治因素影响而被迫出局。
从中美双方的“口水战”就能看出：两国在思考本国企业海外拓展等敏感问题时，总是不可避免地带上各自的立场。而两国究竟秉持什么样的倾向，是当下中美博弈难以调和的关键所在。 所以，今天我们再去讨论涉及中美博弈的“数据安全”问题时，一定要努力剥离掉立场，这是让问题得以顺利沟通的前提。若双方都带着某种立场去讨论，就把这次事件定性为了一次政治外交事件了，而非关于未来技术或商业发展的一次有价值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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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各国无序试探，世界亟需一套“数字世界的全新秩序”
《中外管理》：为何会在这个时间点提出《安全倡议》，《环球时报》认为是：虽然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迅猛，但全球规则的建立却未能及时跟进。
但数据安全是个可以有多种定义的开放概念。鉴于数字经济对人类整体经济活动有很强的渗透性，容易造成误读。如何理性分析“数字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申冠生： 数字经济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流动性远超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如今，数字空间的规则缺失，现在已经在客观上制约了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 相比各国在无序状态下的相互试探，明确网络管辖权的界限，建立普世的网络安全标准，才更利于降低沟通成本，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

王世渝： 数字经济全球化或数字经济驱动的全球化，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全网络的问题，全球化本来就是通过网络把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只是，在网络世界中，如果不建立一个相应的标准，不做安全控制，风险将是非常大的。网络世界若没了秩序，一样是非常危险的。
以曾经火热的区块链为例——区块链就是通过互联网上一个加密账本、一个不可篡改的系统，创建每个人带密码的账本，然后就可以超越国家和意识形态了。但是，若按区块链的这个思想，只要建立一套去中心化的网络世界，就会冲击到现实世界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秩序，所以，区块链就不可避免会影响到各国主权问题，这就是区块链在虚拟中出现的与现实世界的矛盾。
由此看来：即便在一个虚拟的数字世界，也要首先服从现实世界已制定的规则。尤其在有了数字支付、数字货币后，在各种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线下世界时，数字的价值变得越来越大，关于数字技术的安全性，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各国争相站出来制定规则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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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力巨大，但时间已经不多
《中外管理》：《安全倡议》就是着眼于为全球数字安全准则提供一个蓝本，走出一条“互信共治之路”。王毅外长提出的这条“互信共治之路”，将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
杨歌： 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数据公约组织，再对数据的开发、使用及安全性做一个公平、公正的约定，和王毅外长强调的“互信共治”，其实内涵相似。
只是，这个目标的实现并不容易，这就是 数字安全问题中的“囚徒困境”——在建立数据公约过程中，若有一方不够信任其他各方，这个平台就很难建立起来。

打个比方：四个人手上各拿一把刀，假使这四个人分别是美国、中国、俄罗斯和中东。其中一个人说：“现在我们和解，大家都把刀放下”，但谁来第一个放下呢？这就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因为假如第一个放下后，剩下三个人没有放，那么第一个人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现在建立数据公约组织时遇到的问题就是：每一国都希望自己对数据更有感知力、影响力，都想突破数据“脱敏”（为了让数据的处理尽量不针对某一个个人、企业、国家，而进行的剥离过程。）的防线而看到更多细节，这就决定了未来该组织的建立，困难重重。
美国当代政治思想家亨廷顿塞缪尔·亨廷顿写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说：“联合国最大的问题是在国际政治上，始终处于无政府状态。即：政府只是在一个国家的内部主张公正并展开监督管理。在全球各国之间一直缺少这么一个类似政府组织的角色。这导致一直没有国家能够充当起数字公约组织的“监督管理员”角色，因为每个“管理员”都是有国别的、有立场的。
所以，建立数字公约组织将是漫长的过程。但是， 留给我们讨论的时间也不多了，“数据安全问题”如果不能在20年内形成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的话，国际之间的矛盾将大到不可调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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