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4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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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至80%

农业间的关系，这是因为这两者是国家生产的基本要素，对于这两者的相互关系没有能获得一个清楚的概念以前，对于商业的真正职能和地位是无法获得正确理解的。商业当然也是生产性的，流行学派也是这样说的，但与工农业的生产性，情况完全不同。后两者实际生产着商品，而商业只是在工业与农业之间，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促成商品的交换。由此可见，商业必须按照工业和农业的利益与要求而被调整，而不是相反。

经验，尤其是俄国和美国的经验，一再证明，农业国的工业品市场是处于优势工业国的自由竞争势力之下的，工业品的输入价值，往往会大大超过农业品的输出价值，因此有时会突然发生贵金属大量外流现象，从而使农业国经济，尤其是当国内交易以纸币为主时，陷入混乱状态，造成全国性的灾害。

追求垄断地位这一观念，构成了工业本质的一个部分。这就使保护政策不是不足取，而是有了必要。因为这样的竞争活动如果只是限于国内市场，是足以促使价格降低，促使生产技术改进，从而提高国家繁荣程度的；如果压力是来自国外的雄厚势力，受到排挤的是本国工业，那么同样性质的竞争活动，就会使本国工业发生停顿状态而趋于崩溃。工业生产除了资本上的限制与销售手段上的限制以外，它的发展是没有限制的，自从有了机器，由此受到了极大的支持与促进以后，情况就更加是如此。世界上有那么一个国家，它的工业已经继续发展了一个世纪，累积了庞大的资本，商业势力扩展到了全世界，它的大规模信用机构发挥力量时能够压低工业品价格，从而鼓励商人扩大输出，靠了这样的机构，它控制了金融市场；工业生产既可以作无限度的发展，这就使这个国家可以向其他一切国家的工业家宣战，从事于工业的毁灭性战争。在这样情况下，别的国家就不可能仅仅由于在农业上的进步，“在自然趋势下”（那是亚当 . 斯密说的）建设大规模的工业和工厂；就是由于战争所造成的商业停滞而建立起来的那些工业，也不可能“在自然趋势下”使自己得以长期保持。为什么一个孩子同一个壮汉角力时没有获胜希望，甚至无法试图作有效抵抗，同这里的道理是一样的。构成英国工商业优势地位的工业，与别的国家那些新生的或半成长的工业相比，具有数不清的有利条件。英国工业能够获得人数最多、工资最低而又有技巧、有经验的工人，能够获得头等的技术人员和监工、最完美而代价又最低的机器，买进卖出时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当购入原料或售出成品时能利用代价最低的运输工具；它的工业家与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往来时，能够按最低利率获得比较扩大的信用关系；它有高人一等的商业经验、商业关系、策略、计划，有高人一等的工具和建筑物，这些都是只有经过好几代的经营，才能累积起来，建立起来的；它有广大的国内市场，还有同这一点可以媲美的是，它有同样广大的殖民地市场。因此，英国工业家在任何情况下要大力推销大量工业品时，在这一点上总觉得是有把握的，他们事业的继续存在是有保障的，他们如果对某一国外市场要加以控制时，尽可以用赊销办法，期限可以长至数年，他们在这方面所拥有的手段是丰富的，神通是广大的。我们如果把这些优点，一个一个地屈指算一算，再想一想，就很容易明白，要在自由贸易下，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自然趋势”的作用，同这样一个伟大的力量从事竞争，简直是愚不可及。拿我们这方面的情形来说，首先工人和技术人员还有待训练，机器工业和适当的运输工具还在建设中；这里的工业家即使在国内市场也还没有站稳脚步，更不用说什么出口市场；这里的工业家所能获得的信贷，即使在最幸运的情况下，数额也是极小的；这里的人对于市场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即使一天也没有把握，由于英国的商业恐慌或银行措施，随时可能有大量的国外商品会涌入国内市场，这些商品的价格可能还在所用原料的价值之下，因此也许会使我们自己的工业一连好几年不能获得进展。

无论如何，必须先有产品，然后才能加以消费，因此生产一般地必然在消费之前。但是就通常的国家的实际情况来说，消费却往往先于生产。工业国家有着大量资本的支持，而在生产上所受到的限制比纯农业国家为少，因此往往以未来的收获为依据而对后者预作支付，这样就使后者的消费先于生产，后者只是由于事前进行了消费，才随后从事生产。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上也有着同样情况，而范围更加扩大，工业家与农业经营者越是接近，则在消费刺激与消费手段方面，前者对后者所提供的就越大，后者在扩大生产方面所受到的鼓励也就越大。对生产与消费能给以最有力鼓励的，是国家的法律与行政制度。有些地区的情况是这样的，个人不可能通过正当的努力和成就从社会的一个阶级上升到另一个阶级，从社会的最低阶级上升到最高阶级；有钱的人怕露富，也不敢公开享受，惟恐他的财产受到危险或引起指责，说他自尊自大，或被人嫉视；做生意的人在社会上得不到荣誉，毫无光彩，国家行政、立法或司法方面也没有他的份；在工业、农业或商业方面有了卓越成就，也得不到社会的尊敬，不能由此博得任何荣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说，不论在生产或消费方面，最有力的动机并不存在。

凡是在专门技术与机器制造方面还没有获得高度发展的国家，对于一切复杂机器的输入应当允许免税，或只征收极轻的进口税，直到在机器生产上能与最先进国家并驾齐驱时为止。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机器工业是工业的工业，对国外机器输入征收关税，实际上就是限制国内工业的发展。机器工业对整个工业的发展既有这样重大的意义，因此一个国家在机器供应上下应当受战争所造成的机会与变动的支配，这一特种工业如果在温和的进口税下不能与竞争势力相抗，就有权向政府要求给以直接支持。如果这一工业获得了维持与发展，在战争开始时，对需要最迫切的一些工业用机器就可以进行供应，如果由于战争关系，使国际商业活动受到了较长期的间断，已存在的机器工业对新成立的同业就可以起示范作用。由此可见，从应付可能由战争引起的变局来看，国家对于这一工业至少应予以鼓励并予以直接支持。

在世袭君主政体以及国民力量集中的情况下导致了各民族的团结，由此大国蔚起；当这个时期，商业与航运，从而财富与海军力，象我们以前所已经指出的那样，大部分集中在由城市组成的共和邦或这些共和邦的联盟。这些大国的制度越是发展，就越加清楚地感到，必须把这些力量和财富的主要根源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起来。大国的君主们深信，要使这些力量和财富的根源得以发荣滋长，只有在城市自治自由下才能实现，他们就按照这个方针进行，给城市以自由行动权，鼓励建立行会，认为这类设施都足以与封建贵族的势力相对抗，而这些贵族是一直在企图独立，一直与国家统一的宗旨不相容的。

象这样将国家与政权一笔抹杀、将个人利己性格抬高到一切效力的创造者地位的论调，只有当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影响事物的力量而是已经实际存在的事物，即物质财富，或不如说是实际事物所具有的交换价值时，这种论调才能在表面上似乎可以言之成理，个人主义必须获得唯物主义的支持，这样才能把个人从国家、从国家的统一、从生产力在全国范围内的联合这些方面而来的力量有多么巨大这一点隐蔽起来。既然价值只是由个人生产的，既然国家不能创造价值，它的动作只应以唤起、保护与促进个人生产力为限，那么就必然要设法使人们相信一个光头秃脑的价值理论就是国家经济学。在这样的设想下，政治经济学的实质可以概括如次：财富就是对于具有交换价值的物品的占有；具有交换价值的物品是由个人劳动与天然力量及资本相结合时产生的。通过分工，劳动的生产力有了增长；资本是由于储蓄、由于生产超过消费而累积起来的。资本的总量愈大，分工、从而生产的能力也愈大。个人利益是对劳动与节约的最有效的刺激，因此最高明的治国方针是对私人工业不加干扰，所需要当心的只是司法制度的完善。因此要想凭着国家的法律措施，诱使人民自己来生产在国外可以用较低代价买到的任何商品，是一种愚蠢行动。象这样一个完整的学说体系，说明了财富的要素，把生产程序说得那样清楚，把原有各学派的错误揭露得那样透彻，在没有产生其他学说体系时，是不会不受到欢迎的。这一学说的缺点在于，它在实际上只是一种私人经济学说，所涉及的只是一国中或全人类中的个人，这种私人经济将在某种局势下自然形成，自然发展；这里所假定的某种局势是这样的，其间并没有各自界限分明的国家民族或国家利益，没有彼此分得清清楚楚的政治组织或文化阶段，也没有战争或国与国之间的仇恨。说来说去，这个学说不过是一个价值理论，不过是一个店老板或商人个人的理论；它并不是一种科学的学说，并没有说明，为了国家的文化、福利、权力、存续与独立自主的特殊利益，怎样使一个完整国家的生产力得以产生、增长并得以继续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