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管理信息化发展战略规划框架2020-2022_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成果公报 | 吴砥: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指数构建及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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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一般课题“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指数构建及应用研究”(BCA180091)的成果。

7af2416e31c994a2d9f74322c715e571.png一、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指数研究的重要性

准确评估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有利于保障教育信息化持续快速发展,这是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进程中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特别是面向区域的评估结果可以为下一阶段制定战略规划和科学调配资源提供重要的依据。[1]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在2014年和2016年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教育信息化工作专项督导检查并发布评估报告。《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明确提出“完善和发展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的评估类指标等系列标准规范”[2]。《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指出“制订针对区域、学校信息化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估办法,将相关评估纳入教育督导工作”[3]。《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也强调,“要全面开展面向区域教育信息化的督导评估和第三方评测”[4]。科学评估成为了解各地区和各级各类学校发展教育信息化的效率、效果和效益的手段,数据驱动下的科学决策成为有效推动教育信息化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驱动力。[5]

指数作为一种量化评估方法,能够反映社会经济的动态或计划完成情况,[6]相比于单一指标评估,更能准确反映事物差异及集中趋势,有效捕捉数据的变化特征,是评估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的有效工具。指数最早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发展领域,主要用于审核或报告社会政策的完成及达标情况,对政策实施过程和效果可形成积极的影响。[7]按照所反映现象的范围不同,指数可分为个体指数和综合指数。[8]个体指数是反映个别现象数量变动的相对数,综合指数则可以综合反映复杂现象总体数量变动情况,同时比单一指标更容易理解。当多个指标按数学模型汇聚成一个单一数值时,就会形成综合指数。本文所构建的教育信息化指数是一个综合指数,反映不同时间或空间条件下教育信息化变动方向和变动程度,能准确判断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阶段、精准定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通过科学评估手段提升我国教育信息化管理效能。

本课题遵循指数理论及相关构建流程,以开展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精准评估为目标,关注当前教育信息化的现实发展问题,从宏观层面设计出一套科学合理、普适性强的教育信息化发展指标体系和指数模型,旨在及时跟踪国家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任务完成情况,精准评估我国各省教育信息化发展现状,定位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全国和省域教育信息化发展政策制定和资源配置的优化提供支持。

7af2416e31c994a2d9f74322c715e571.png二、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指数研究成果丰硕

(一)在理论层面,构建了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指数

教育信息化是教育发展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相关学者正积极开展对教育信息化发展指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韩国学者Aoki等人采用线性加权模型测算了中小学校的教育信息化的综合指数,[9]Solar构建了一个教育信息化评估模型用于评估发展中国家公立学校信息化的发展现状。[10]我国此类研究目前主要聚焦评估指标和方法两个方面。评估指标方面,王珠珠等人构建了中小学教学信息化建设与应用评价体系[11],吴砥等人提出一套宏观通用的教育信息化核心指标体系。[12]评估方法方面,卢春等人采用综合指数法对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进行评估,[13]丁金龙应用逐层计算的方法测算出教育信息化的总体指数,[14]徐显龙运用生产函数方法计算教育信息化就绪指数对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进行评测,[15]宋亦芳基于国家信息化发展指数测算公式计算出了城市社区教育信息化发展指数。[16]

国外教育信息化评估框架方面,英国教育通讯和技术署发布了学校信息化自我评估框架(The Self-Review Framework,简称SRF),[17]美国的教育技术CEO论坛发布了针对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应用与发展状况评估的STaR量表。[18]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文件中也提出了相关评估内容,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教育信息化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和要求。参考国内外教育信息化评估框架与模型,综合教育信息化关键因素层级关系,本课题构建了包含五大维度和四大层次的指数评估框架(见图 1)。框架构建依据宏观通用性原则,提取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共性内容形成五大维度,分别是基础设施、数字教育资源、教学应用、管理信息化和机制保障。包括学校多媒体教室比例、师生信息化终端数等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学校校本资源库、网络学习空间等数字教育资源建设情况,网络空间应用、教师晒课等教学应用现状,管理数据应用、学校网络安全系统等学校管理信息化情况,以及信息化经费投入、教师信息化培训等机制保障建设情况。四大层次为参与人员、资源环境、应用服务和综合评价。参与人员层主要包括学校领导、行政管理人员、信息化专职人员、教师和学生等主体,他们的应用能力、信息素养和协同能力都影响着学校信息化的应用水平。资源环境层是指服务于教育教学的信息化支撑环境,既包括硬件环境,也包含覆盖教学、管理的信息系统和资源平台,它们共同构成完整的学校信息化教学环境。应用服务层主要包含信息技术辅助的各项教学教务环节,如数字校园管理、校务管理、教师研修、课堂教学等,相关内容为提升教学效率效果、实现校园管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支撑。综合评价层主要关注基础教育教学、教研、管理和服务四个核心业务,各参与主体在学校信息化环境支撑下有效应用各类数字资源和平台,服务于各教育教学环节,最终实现学校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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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采用“研究—验证—修正”的思路构建教育信息化发展指数模型,在构建各类教育信息化应用基本评估指标的基础上,设计了衡量区域或学校教育信息化可持续发展的动态评估指标,并根据区域或学校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发展目标新增了个性化评估指标。综合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的优势,采用基于博弈论的组合赋权法确定各个指标权重。分别计算各指标主观权重[α1]以及对应的客观权重[α2],采用博弈论的方法在可能的向量集([α1],[α2])中找到最满意的权重向量[u*],使该综合权重与各主、客观权重的偏差极小化,尽可能保留更多主、客观权重的信息。第[i]个纬度下第[j]个指标的权重表示为[Wij]。该方法有效避免了单一权重系数夸大权重系数大的因素和掩盖权重系数小的因素的缺点,一方面兼顾教育信息化专家经验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也保证了评估对象各指标的客观性及权重随时间渐变的特性。[19]通过组合赋权法得到的指标权重介于主观和客观赋权法之间,是主客观权重的优化组合。

教育信息化发展指数可以综合、概括评价与比较国家或地区的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和发展进程,也能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进程和变化情况。本研究首先对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各指标的量纲,然后采用线性加权模型进行指数计算。具体计算公式为:

[EDI=i=1nWij=1mWijZij]

在公式中,EDI表示教育信息化发展指数数值,[n]为教育信息化发展指数的分类个数,[m]为教育信息化发展指数第[i]类指数的指标个数,[Wi]为第[i]类指数在总指数中的权重,且[∑ni=1Wi=1],[Wij]为第[j]项指标在第[i]类指数中的权重,且[∑ni=1∑mj=1Wij=1],[Zij]为第[i]类指数中第[j]项指标无量纲化后的值。指标无量纲化处理采取对数方式,避免省际指标数据变化过大造成各纬度指数突变。

(二)在实践层面,对中部5省14市进行实证研究

本课题基于构建的教育信息化评估框架及指标体系,对我国中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进行对比与评估,测算得到中部五省(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十四市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情况,以期为全面提升中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提供参考,助力缩小中部地区基础教育数字鸿沟。调研采用信息化“无纸”调研方式,共回收有效问卷8947份。

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五省地处我国中部,基础教育发展水平承东启西。中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一方面要借鉴东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路径,减少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的“误区”和“盲点”;另一方面也要作为西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案例模板,加快西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进程,缩小东、中、西部地区“教育鸿沟”,逐步实现东、中、西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均衡发展。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五省作为我国中部地区教育大省,具有较明显的人口优势和区位优势。

调研结果显示,从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指数来看,中部五省发展指数从低至高依次是河南、江西、湖南、安徽和湖北。河南、江西和湖南三省各市间差异性相对较大。从数字资源指数来看,中部五省十四市数字资源整体差异较大。从信息化教学应用指数来看,中部五省十四市信息化教学应用指数整体差异不大。从基础设施指数来看,首末位城市间的基础设施指数倍差达到2.11。从教育管理信息化指数来看,中部五省十四市教育管理信息化整体差异较大,呈现跳跃式分布。从机制保障指数来看,中部五省十四市机制保障整体差异不大。

综上所述,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中部五省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位居全国中游水平,但省域间、省域内仍有较大差异,其内部影响因素主要包括:(1)数字资源整体差异较大,大部分学校未建有校本资源库,且资源与教材配套情况较差;(2)信息化教学应用重视程度逐步提高,但尚未引入至教育教学各环节中;(3)教育管理信息化尚处于起步阶段,教育管理信息化普及与应用情况有待加强;(4)省会城市和副省域中心城市的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远高于一般地市,省域内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差异明显。

(三)在政策层面,形成了系列政策建议和发展报告

在我国推进信息时代教育变革、构建适应信息化社会的教育体制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准确掌握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基本状况,精准反映教育信息化规划的落实情况,以此为基础准确理解后续教育信息化工作的思路和重点。同时,为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及《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工作部署,课题组基于构建的教育信息化发展指数及指标体系,连续六年开展了覆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全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状况调研,编制出版了系列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发展报告全面介绍了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年度发展情况,从教育发展视角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教育管理各方面的信息化发展状况和教育信息化的公共支撑环境、人才队伍建设和体制机制建设等核心内容进行了系统阐述,为探索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的创新发展,真正实现信息技术支持下教育发展水平的全面提升奠定基础,是记录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路径、评估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文献。

同时,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充分发挥教育统计工作对教育管理、科学决策和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指导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科学开展教育事业发展监测与评价工作,教育部于2015年发布《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修订版,课题组编制的教育信息化相关指标被采纳其中,对精准衡量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促进科学决策和指导后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课题组以研究构建的教育信息化发展指数模型为基础,开展了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测算,完成的省域教育信息化发展阶段评价及其综合指数排名、评估报告被教育部采纳,在2017、2018、2019年的全国教育信息化年度工作会议上发布,对精准定位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提供了数据参照,也为全国各地方教育信息化发展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决策支持。

7af2416e31c994a2d9f74322c715e571.png三、对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大基础教育信息化数字资源建设力度,合理调整信息化资源配置

数字资源建设是促进基础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20]随着“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等活动的不断推进,我国基础教育数字资源快速增长,面对规模庞大、内容繁杂、质量参差不齐的资源集合,一是要加大数字资源建设资金投入力度,实现优质数字资源与学科全面配套,通过促进教师对配套学科数字资源的课堂常态化应用,提升各学科数字资源的建设水平;二是各级教育行政单位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数字资源筛选评估标准,通过择优去冗,对现有资源进行深入整理,建立优质的国家和地方数字资源管理平台;三是学校要建立个性化的校本资源库,并购买优质资源充实其资源库内容,将购置的优质数字资源引入日常课堂教学,实现数字资源的常态化、普遍性应用。

(二)建立信息化教学应用推进机制,促进教育教学融合创新

近年来,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逐步从重视信息技术教学应用转向重视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创新,这不仅是缩小区域间“教育鸿沟”的重要手段,也是提升教育质量、促进创新人才培养的必然选择。一是通过创新“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应用模式,拓展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广度和深度,鼓励学生利用网络开展预习、作业、自测和拓展阅读等学习活动,并逐步实现对学生日常学习情况的大数据采集和分析,优化教学模式;二是从促进信息技术与教学过程融合和信息技术与教学内容融合两方面入手,建立信息化教学应用推进机制,将信息技术从课堂教学引入日常教育教学各环节,使师生利用信息技术学习、教学和教研成为常态;三是积极发展网上创客空间、创业平台和创新能力训练中心等新模式、新方法,促进信息技术与教学的全面、深度融合,提高创新人才培养能力。

(三)提升教育管理平台建设与应用水平,推动教育治理现代化

加快推进教育管理信息化是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迫切需求,国家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有效利用是促进教育管理信息化的突破点。一是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基础数据库和核心信息系统的覆盖面和应用水平,形成教育管理信息化多方参与、分层实施的推进机制;二是基于大数据技术,实现教育基础数据采集和更新从“通知式”“强制式”到“伴随式”“服务式”转变,实现教育政务管理信息化和学校校务管理信息化的有效衔接;三是利用信息化管理系统实时采集生成性数据,帮助学校完成管理流程再造,全面提高学校教育管理效率,逐步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四是推动个性化学校管理信息化系统的建设和应用,逐步将信息化手段引入教育管理各环节,全面提高信息化技术与设备在教育管理等领域的应用率。

(四)发挥中心城市带头作用,实现区域基础教育信息化均衡发展

一是合理调整区域内基础教育信息化投入模式:一方面减少优势地区的信息化基础设施投入力度,从提升信息化设施、资源利用率入手,基于“以用促建”的方式全面提高优势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加大对弱势地区信息化资源的政策倾斜,从优质数字资源建设、经费投入以及信息化师资培训等多方面入手,帮助弱势地区实现信息化在教育教学中的“课堂用、普遍用、经常用”。二是发扬省会城市或副省域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以省会城市或副省域中心城市为信息化扩散点,对其周边城市形成信息化扩散带,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实现区域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大规模提升。三是发挥弱势地区的后发优势,通过借鉴优势地区发展模式,总结本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改变弱势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中的“路径依赖”,促进基础教育信息化均衡发展。

[注释]

[1] 吴砥,余丽芹,李枞枞,等.教育信息化评估:研究、实践与反思[J].电化教育研究,2018,(4).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的通知[EB/OL].(2012-03-13)[2019-11-03].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3342/201203/133322.html.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的通知[EB/OL].(2016-06-07)[2019-11-01].http://www.moe.edu.cn/srcsite/A16/s3342/201606/t20160622_269367.html.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2.0 行动计划》的通知[EB/OL].(2018-04-18)[2019-04-18].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804/t20180425_334188.html.

[5] 杨宗凯,杨浩,吴砥.论信息技术与当代教育的深度融合[J].教育研究,2014,(3).

[6] 张知几.统计指数[M].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7:1.

[7] Shek,D. T. L. & Wu,F. K. Y.The social indicators movement:Progress,paradigms,puzzles,promise and potential research directions[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18,135(3):975-990.

[8] 徐国祥.统计指数理论及应用[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5.

[9] Aoki,H.,Kim,J. M. & Lee,W. G.Propagation & level:Factors influencing in the ICT composite index at the school level[J].Computers & Education,2013,60(1):310-324.

[10] Solar,M.,Sabattin,J.,& Parada,V.A maturity model for assessing the use of ICT in school education[J].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2013,16(1):206-218.

[11] 王珠珠,刘雍潜,黄荣怀,等.《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应用状况的调查研究》报告(下)[J].中国电化教育,2005,(11).

[12] 吴砥,尉小荣,卢春,等.教育信息化发展指标体系研究[J].开放教育研究,2014,(1).

[13] 卢春,吴砥,周文婷.苏州教育信息化发展指数研究[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4,(18).

[14] 丁金龙,谭春辉.教育信息化水平测评方法研究[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15] 徐显龙,孙妍妍,吴永和.教育信息化就绪指数研究[J].开放教育研究,2016,(5).

[16] 宋亦芳.城市社区教育信息化发展指数研制与探索[J].职教论坛,2018,(9).

[17] British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Agency.The Self-review framework[DB/OL].[2009-11-01].http://becta.org.uk/schools/self review.

[18] CEO Forum on Education & Technology.The School Technology and Readiness Report:From Pillars to Progress[R].America:CEO Forum on Education & Technology,1997.

[19] Wang,Y,Qian L. A PPI-MVM model for identifying poverty-stricken villages:A case study from qianjiang district in Chongqing,China[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17,130(2):497-522.

[20] 卢春,李枞枞,等.面向区县层面的教育信息化绩效评估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东部S市为例[J].中国电化教育,2015,(3).

(责任编辑:张蕾)

论文来源于《教育科学研究》2020年第11期

2697cbdd4790505e382575ffde056323.png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成果公报

“课题成果公报”专栏由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与《教育科学研究》共同创办,主要介绍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优秀成果。专栏的开设旨在立足和服务于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及时反映全国教育科学研究课题成果的最新进展,加强学界前沿的沟通和交流,促进教育科研的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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