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的“国富论”

（图片来源：IC Photo）

【文化的江山】

刘刚/文

范蠡下海

范蠡下海，初始并非经商，而是为了兴越灭吴之大计。

他在吴淞江入海口，率军民“围田”，就是军垦围海造田，古时候叫军屯，耕战合一，生产粮食备战。因此，有人称他是有史以来开发上海浦东第一人，除了史前马桥人，范蠡应该比楚国公子春申君来的早。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灭掉越国统一长江流域，前248年春申君向楚考烈王请求将他分封到江东，治理吴国故地。来到江东，春申君还在上海大力治水，疏通河道，筑堤修坝，据说上海的“申”即由此而来，而黄浦江也是由纪念春申君而来，因为春申君姓黄名歇。所以春申君是范蠡的后继者。

范蠡再次下海，是吴国北伐，与晋国争霸，越国趁吴不备偷袭之。范蠡率水师，从长江口起航，沿海北上，进入淮河流域，阻击吴军主力，断其回援归路，吴王夫差国破身死。

范蠡第三次下海，是在越王灭吴以后，挥师北渡淮河，兵临齐、晋之地，号令中国，句践称霸，范蠡称上将军。范蠡深知，盛名之下，难以持久，况且句践为人，可与之共患难，不可同处安，于是辞别勾践，收拾轻宝珠玉等细软，浮海入齐，耕于海畔，向商人转变。

范蠡的行动轨迹，是由楚入越，又由越入齐。齐国最先有姜太公，后有如管仲效法齐太公，以“轻重法”治理齐国，助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而范蠡用“计然术”助勾践兴越国，又经商发家。如果说，春秋时期，管仲是从夷文化的代表，那么，范蠡从越又从夷，代表了夷越文化。

夷越文化，是海洋文化，也是商业文化。为经商而下海，并非始于范蠡，但被载入史册的，范蠡当为第一人，正因范蠡的模范效应，“下海”一词，方才成为了经商的别名。《史记·货殖列传》说，“计然之策”有七条，范蠡只给越国用了五条，就称霸了，而范蠡“既已施于国”，亦欲“用之家”，自称“鸱夷子皮”，以“计然术”通江达海，十九年中，“三致千金”。

“计然术”，可以说是2500年前中国的《国富论》，虽被国家用于商战，但其根本却在市场，国体与个体，用之两便，既能富国强兵，亦能发家致富。

“计然七策”：第一，知天时，据岁星占年，预知经济周期，所谓“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穰”指丰盛。根据经济周期，安排好国家用度需求。

第二，以粮价为纲，调控市场，给粮价一个浮盈空间，“二十病农，九十病末”，“病农”——损害农民利益，就没有人去从事农业生产，“病末”——损害商人利益，就没有商人去购买农产品。合理的空间是“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用“三八原则”调控粮价，“平粜齐物”，则“关市不乏”，是一种市场化的治理国家之道。也就是价格与商品之间的平衡，才能保证市场的繁荣。

第三，币之轻重，以粮价为准，就如同石油美元一般，搞粮食货币，国家储备，要“务完物”，多备粮食，还要“无息币”，不要让货币休息，要让货币都流通起来，进入实体经济。

第四，贸易之道，要以下取之，“无敢居贵”，以低价位使货畅其流。

第五，物之贵贱，要看供求关系，遵从价值规律，“论其有馀不足”。

第六，贵贱之变，以“极”为关键，为转折点，“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在“上极”与“下极”之间，有一个获利区域，执此两极，使利益最大化之。

第七，让资金周转于贵贱两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贵卖时，不要惜物，要“贵出如粪土”，盖因物已“贵极”，再上升的行动力开始消失，故以“粪土”视之。贱买则相反，物已贱极，购之非物，所取者，是看它蓬勃的盈利能力，故以宝贝视之，所以说“贱取如珠玉”。

以此七策，用于国际贸易，能在润物细无声中损人之国。用于商战，则是用货币为刀枪伤敌之兵。可惜没有“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这一条，尚未能找到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范蠡计然考

有说计然是人名，为濮上人，博学无所不通，尤善计算，曾经游历南越，范蠡师事之。有说计然为书名，作者就是范蠡，东晋人蔡谟说，“计然者，范蠡所著书篇名耳，非人也”，之所以称之为“计然”，意指“所计而然也”，即按计施行必皆灵验。又说，越国贤佐辅臣们，并无计然其人，如果说越国用计然之策而称霸，为何“书籍不见其名，史迁不述其传乎”？蔡谟显然没有注意到，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已将范蠡、计然二人，列名于第三、第四等。

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三四之“计然乃范蠡著书篇名非人名辨”中，认同蔡谟的观点，还说，他从《史记·货殖列传》中，能确认“蔡氏《计然》乃书名，非人名之说，确不可易”。他一再强调，“自班氏《古今人表》计然列第四等，后人乃始以计然为人名，非书名矣”，且认定，《货殖列传》所引的《计然》中言论，大抵多是农事，以及财币贸易等，而且即便这些言论也多是中原一带自李悝、白圭以后的人所语。范蠡活跃于春秋之世，又居越国，怎能有这样的主张？所以钱穆认为“《汉志·范蠡》二篇，殆亦出后人假托也”。

钱穆对先秦诸子之学统，考辨甚深，各家脉络条理，无不分明，但他也有短板，对于诸子思想本身的研究过于依赖考据，而且由于史观的局限，难以有真切的体验。短板，碰到了范蠡的头上，他的思想便在此搁浅。他居然怀疑春秋吴越文化是思想发达的文化，连个“大抵言农事，言财币贸易”的主张，也要等到战国时代的中原人来表达，他仍沿袭中原中心论的思维惯性。

考据过度，思想没跟上，是《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一书的缺点。所以，钱穆没能看出李悝的“尽地力之教”与范蠡的“计然术”的不同，前者以国家为本位，后者以市场为本位；前属于重农主义的基本国策，后趋于重商主义的贸易原则；他们一为内陆型耕战文化，一为沿海型商战文化，明显有所不同，岂能混为一谈？有了思想隔阂，钱穆对“计然”是人名还是书名，就纠缠不清了。

本文认为，“计然”是人名，也是书名。想象一下，如果范蠡向越王建言，面对一个失败君王的自尊心，他会采取什么方式？他会用自己的口吻来指教勾践吗？当然不会。他会说，我的老师“计然”如何如何说，而“计然”其人，其实也就是他本人，以“计然”作为代言人，他说的话就更容易被倾听，君臣之间，对此应该心知肚明。

因此，我们可以说，范蠡为皮，计然为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无论作为人名，还是作为书名，“计然”都只是范蠡投映在君臣关系中的一个神秘身影，有了范蠡，“计然”才成为一个历史性的话题，若无范蠡其人其事，“计然”又从何谈起？

太史公在《货殖列传》中，仅把“计然”和范蠡放在一起，没有说“计然”究竟是人还是书，故见人者，谓之人名，见书者，谓之书名。班固见人，故列“计然”于《古今人表》，钱穆见书，以《汉志》范蠡二篇为“计然”，又因其论及财货农事，如战国李悝、白圭语，便以为非春秋末越人所能言，确定为后人所作。就这样，钱穆不仅否定“计然”为人名，且将书名“计然”也与范蠡脱钩了，考证至此，难免堕入历史虚无主义。

计然术，是夷越文化的一种，与李悝变法那一套有点貌合的样子，但实质上却神离，如果一定要说有影响，那也应该是前辈范蠡对后来的李悝有影响，而不能反过来，后来者可以居上，却不能逆行，从后面跑到前面去说后面的人影响了前面。

于是，钱穆换个说法，说范蠡人在李悝之前，书在李悝之后，据书而言，不是范蠡影响了李悝，而是李悝影响了范蠡，以此断定《汉志》“范蠡二篇”，其中包括《计然》，并非范蠡本人作品，而是后人所托，这是考据学里的老套路，钱穆未能免俗。

沿此套路考证下去，先将“计然”作为人名考没了，再将史载范蠡所作之书与范蠡本人脱钩，若再考证下去，范蠡本人是否存在都会出问题，至少在这里，我们没看到钱穆自诩的“对于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所见不是对历史的重建，而是对历史的拆迁。

说“计然术”受李悝变法影响，显然说不通，但若说“计然”受了管仲“轻重术”的影响，倒有可能。也有人说《管子》一书，尤其“轻重篇”，皆成书于汉代，出自汉人之手，此说与钱穆考证“计然”如出一辙，如果照此说法下去，说到底，先秦诸子及其书都会被说成是假的，都是那些未署名的汉人造假出来的，考据就这样谋杀历史。

管仲比范蠡要早，说范蠡受管仲影响，本来也说得过去，但如果将与他们相关的文本，都当做汉人的作品来讲，那就无分先后，“历史性”也就随之而消失了。

范蠡之真谛

先秦诸子所有传世文本，无不过了汉人一手，几乎都留下了汉人的遗迹。仅此遗迹，就认为是汉人的作品，则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不仅误读了先秦诸子，而且误解了汉人，汉人全面整理了先秦诸子的文本，原是对诸子之学的一次确认和传承。

汉人在学术整理上，“家法”、“师法”甚严，不可能伪造，也没必要伪造，他们之所以在诸子文本上留下学派传承的时代痕迹，或为有意，或为无意。有意，是汉人对学派建设的自觉参与，表明学派仍在发展中；无意，是在传承过程中的潜意识开显。

其实，诸子之作，均非一个人的作品，而是导师领衔，后学跟进的学派之作，每一代学人，或多或少，有意无意，都会留下点参与其中的痕迹，否则，如何能传承？这样理解了诸子与文本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取消考据学的文本隔离，直接与先秦诸子相叙。

“计然术”究其根柢，与《管子》“轻重篇”神似，称它为“越版轻重篇”不为过也。“轻重篇”出自《管子》，《管子》出自管仲，管子学派以管仲为宗师，如果“计然”有先师的话，那也是管仲和《管子》。《管子》86篇，即为汉刘向所编。

汉人重视“轻重术“，是关系到国家货币政策问题。将“轻重术”与管仲联系在一起，从太史公开始。此前，也有贾谊劝谏汉文帝关于货币政策尤其是铸币权问题，他提到了轻重术，但他没提管仲。他要说明铜应该由国家专营，以此来掌控钱之轻重，防止货币在流通过程中国家主权流失，提防市场经济中民间权利的兴起。

可这一套说辞竟然无用，汉文帝依然开放了民间自由铸钱。此次放民铸钱，钱的标准由官家确定：“钱重四铢，钱文半两”，民间可自由自铸钱币，货币供应量，由市场来调节，国家不干预，惟以“法钱法码”和“天平”为国之权衡。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货币的非国家化”实践。从公元前175年起，到公元前144年止，“使民放铸”了31年，所铸“四铢半两”钱，一直流通到公元前113年，期间，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汉书·食货志》这样描写了“文景之治”所取得的成果，说：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已然家丰人足，“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人人自爱而重犯法。

这样的成果，似乎为哈耶克所说的那句话——“只有铸币权真正掌握在私人机构手中，方能以良币驱逐劣币，实现个人自由”提供了一个恰当的历史注脚，这是在黄老思想主导下，用“轻重术”取得的第一个政治文明的美丽成果，开启了一代盛世。

太史公刚好赶上了“文景之治”的尾声，对之向往不已，对“轻重术”用于无为而治，带来自由化倾向，尤为神往，追根至春秋时代的管子，一而再地提起。《管子·轻重篇》是春秋时管子学派的作品，该学派以齐国为中心，分布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北有燕，南有吴、越，以管仲为先师，以稷下学宫为据点，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逐步发展起来的。齐国之于沿海一带，处于文化高地，其影响南方，先有孙子入吴，撰写兵书，后以轻重入越，转化为计然术，吴、越因计然术，继齐国而称王称霸。

吴国以兵法胜天下，故一胜而霸，一败而亡。越国则挟轻重之势争天下，用计然术而成霸业，而使轻重篇转化为计然术的人，应该是范蠡。故以范蠡为代表的计然学派，当可视为齐国管子学派在江南衍生的分支。但，轻重之于范蠡，与管仲有同也有不同，所同者，用于治理国家，二人以之均成霸业，有所不同者，管仲仅以治国，而范蠡则兼以治商发家。

范蠡之衡轻重，已然异于管仲。管仲之衡也，如一同心圆，只有一个中心，即国家中心，一个本位，即国家本位；而范蠡则如椭圆，有两中心、两本位，即国家、市场两中心，国体、个体双本位，范蠡不但以经济杠杆治国，还以个体经营发家。

所以，沿海政治文化比内地更为宽容，重农亦重商，从周又从夷，与两大中心文化板块——周秦文化和楚汉文化并行而异趋，形成了沿海夷越文化板块。即便秦汉大一统，沿海重商主义和从夷文化，也有自由表现。

汉文帝用轻重法“放民铸钱”，向民间开放铸币权，就是周秦之制、黄老之治、轻重之法互动的一个“民进国退”的自由成果，此举，发生在两千年前，直令当今所谓市场经济国家汗颜，试问今日之世界，有哪一个国家会放弃国家拥有的铸币利润而让与个人？

汉文帝这样做了，不仅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做出了有史以来王朝中国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当哈耶克提出“货币的非国家化”主张时，或以为搞乌托邦，要他从历史上找个例子出来，他找不出来，因为西方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例子。可西方没有中国有，两千年前就有了，只可惜哈耶克未谙中国史，不知道中国有个汉文帝。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6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