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三明治和故事星球组织了第一届“少年破茧”写作计划。
在许佳、钱佳楠、周轶君、李梓新等八位导师的指导下，20多位少年完成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篇长篇非虚构作品。
今天我们发布第二篇，文章来自平和双语学校的高三学生张山。她聊了陈升，也谈到对“乡”与“家”的认识。
前些日子大听陈升。他在大陆被封杀，我就上台湾的音乐网站去搜，为此费了点功夫。后来在网易云的电台里找到一些他的歌。但是没有放松警惕，赶紧先都下载下来。一位老师因此很惊奇地对我说，我以为你们这个年纪的孩子都不认识他的。
“菟湿花”
我第一次听陈升的专辑是《南机场人》。《南机场人》里最打动我的歌叫《菟丝花》，里面有这么几句话：“你写了一封长信给你的父亲，也不知道要寄去哪里……哪里会有人没有家，你又不是天生爱流浪。”陈升用他很“乡土”的口音把“菟丝花”唱成“菟湿花”。
我从十四五岁开始不太喜欢听流行歌曲了。上个月和朋友去KTV，因为没听过榜单居首的歌曲而被戏称“老土”，我也就嘿嘿一笑。喜欢的歌是《北京一夜》和《鹿港小镇》，电影有《活着》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陆同学总结说，所以你是喜欢这种家乡的意识。我们坐在出租车里，一个铁皮的移动鱼缸。
我很诚实地跟陆同学说，因为出生在上海的我没什么家乡的意识，所以更喜欢。在KTV唱到“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在霓虹灯下长大的人。陈升的眷村和南机场和我没有半点关系，我是彻头彻尾的都市少年，地铁和摩登商场的孩子。可是地铁和摩登商场没有让我魂牵梦绕，写不出“风中绵绵的乡愁”，而恰恰是和我没有关系的眷村故事把我打动了。
我的很多朋友对此却没有同感。比如说上周我邀请我的同桌一起听《南机场人》，被她无情拒绝。我说这张专辑里的歌讲了很多家乡的概念，很动情。她说她不感兴趣。我问她，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呢？她想了想，说她也不知道，可是把“菟丝花”唱成“菟湿花”的歌手总归不大洋气。
乡
“新店溪旁的垂柳”，“中华路尽头的矮楼”，“飞向彼方”的投机者，“故国八万呎上空飞行”的军人。在《南机场人》里总能见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和物，不变的似乎是那种台湾式独特的思乡情怀。但又是复杂的，“每个人都罹患著思乡病，却辱骂着城市......我们送走了故国也送走了斑驳”。我不懂那治不好的思乡病。
在我们这个年纪的同伴谈话间鲜少听到“乡”这个字。没有听过什么人说想要“归乡”。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组词但是很难定义的字。从“家乡”到“故乡”，我依旧没有太明白其背后所代表的东西。于是我问同桌：“‘乡’的反义词是什么？”她说：“是‘城’。但是我觉得都市的‘都’更好。就是那种很繁华很发达的感觉，但是比‘城’更高冷。”
洋气和高冷被看作是“乡”的对立面，这点在我看来其实是不无道理的。我曾经经历过这么一个场景，很有意思：我坐着出租车在小区门口被拦下来。保安凑过头来；司机摇下车窗；保安问去哪儿；司机说送客人；保安让开；司机关上车窗。这是非常连贯的一气呵成的动作。在这个动作收尾前，一个骑自行车的买菜人也被拦下来。保安凑过头来；保安问去哪儿；骑车人说回家；保安问买了什么菜；骑车人说包菜。多出来的这两句话其实是很有意蕴的。
司机把我送到公寓楼下，我掏出交通卡，刷卡，开门下车关门。按电梯，电梯门开，电梯门关。掏钥匙，打开第一扇门，打开第二扇门，再把它们一一关上。换拖鞋，回到自己的房间——开门关门。这样五扇门，把任何亲密关系和可能的线性交集精致地切断。
有一次跟外婆乘电梯的时候碰见一位老先生，外婆对老先生喊“李老师好”，我赶紧慌慌张张地说“您好”。李老先生呵呵笑，说：“这是你孙女吗？倒是第一次见。”我跟外婆说，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位李爷爷，外婆显得很惊讶。李老师已经在这边住三四年了。但是以我的生活规律，倒也的确可能是第一次见。以我上述的生活路径，能够碰到邻居是小概率事件。
“以前我们家住在弄堂里，邻居家的小孩子在院里玩，阿公买菜回来。炖肉汤时可以看到，晒衣服时可以看到，倒尿壶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外婆说，“搬走的时候还有点舍不得。”
我说：“看不到李老先生，我不会舍不得。”
家
我躺在下铺，我的好朋友小林躺在上铺，在黑暗里我问她，“是我们这个阶层的孩子对家没有归属感，还是都这样？”她犹豫了一下，说：“或许都是这样。”
“家”这个字眼对年轻人们来说，就比“乡”要熟悉得多——尽管“家乡”时常是连在一起说。“我上完中午的课就回家。”我骄傲地跟我那群住宿舍的朋友说，她们露出羡艳的表情，是夸张的，但也是真实的。这时候我就感觉一阵小小的优越；我是可以“回家”的人。
但是这两个字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就比较难讲。在我看来，仅仅是脱离出学校的被规训与教化的生活，脱掉西装，躺在床上看视频。用两个字总结一下的话是“舒服”。
“家怎么能只是‘舒服’？”小林说。我听到她在黑暗里不太舒适地翻身，被子发出窸窣的声音。但是当我反问她“那应该是什么”的时候，她又迟迟给不出一个答案。最后她说，“应该是和家人间那种亲密的——紧密的——好吧亲密的联系。”然后又承认，“但我也不太能感觉到。”
这不是我第一次从朋友口中听到这样的话，甚至我也不感到惊讶，我觉得习惯了。几乎能感觉到一种罪恶的窃喜：并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当身边的人和我一起漂浮在半空中，就出现了一种“我们不需要落脚点”的错觉。但是这种错觉是转瞬即逝的。高中这两年我闲下来时就常常思考，为什么我们的脑子里有更多的内容，却愈发感觉自己生活在半空中。
“因为没有交流，”我猜测，“离得太远了，喊话都听不到，也不想听。”
我认识的家人里，母亲的家族不大，几乎都迁居到上海，家族间各有成就，偶尔联系，过节或会一道出门旅行。父亲身后则是很大的一家子人，族谱上都难撑下；因为是农民出身，就必须“多生几个崽，盼着哪天能出息”。结果我父亲出息了，到陆家嘴的落地玻璃后面签文件；几个叔伯带着他们的几个崽，继续盼着有一个能出息。他们中有些和爷奶留在老家——尘泥散漫的天和没有边际的田——有些来沪打工，实质上是相似的。我看许三观走在卖血的路上，脑海里就浮现出爷奶叔伯身后，尘泥散漫的天和没有边际的田。
这感觉像是电影里的场面，那样的天和田地，不像是我去过的。就好比我们在课上读许三观卖血的故事，可我们从未卖过血。
和远方亲戚们的割裂让我们在偶尔聚会的时候也无话可说。我有三个堂姐，一个堂妹，两个堂弟。在饭局上他们是一大家子人，带着我似懂非懂的、充满尘泥味道的口音，说田里的老黑狗的事情。我远远坐着。手机屏幕亮起来，老师给我们发消息：“Plz note that your ia ddl is approaching.”一串电码似的字符。为了基本的饭局礼貌，我把消息划掉，没有回复。
“你去和爷爷奶奶讲话呀，”父亲皱眉，“你去和姐姐妹妹讲话呀。”
“我讲什么？”
“讲你学校的事情呀！妹妹马上也要上高中了。”
我对父亲笑笑，站起身来问服务员“卫生间在哪里”。我应对这种无法交流的局面的方法是逃走。不太大方，但是有效。父亲坚信在学习“the lawn is green like a big carpet”（“lawn”和“carpet”被荧光笔划出写了注解）的堂妹和“ia ddl is approaching”的我之间，可以出现有效的交流。但是我还没有尝试就放弃了。在我心目中，这样的交流是在两头都被切断的。就好比我是一个被信息和知识吹涨起来的气球，而那根把我拴在地上的线被切断。
打开包厢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正好目光和堂妹对上。她畏缩了一下，很快把眼光转开，挥挥手叫服务员“姐姐麻烦一下”。
“省道是我回家的路”
好巧不巧，我和小林临时计划去唱KTV，找到一家团购打折的店。进去随手一搜——竟然有陈升的歌。我一边惊呼，一边点了一溜的歌。播放的第一首是《61号省道》。我拿着话筒，看着提词唱：“省道的尽头是没有人的小村，村里有我深深爱着的人……省道是我回家的路。”
小林看看题词，又看看我。我又想起昨夜那场无疾而终的对话。
“去美国以后就没得KTV唱了。”我说。
这也许是我和小林在去美国念大学之前最后一次唱KTV。我的朋友中这个年纪，家里稍有些资产，父母受过良好教育的年青人，都要留洋读书去。在过上“burger and coke”的生活前，他们不约而同地决定抓紧体验国内的乐趣。有些朋友说“不想去美国读书”，后面跟着一句“美国没有KTV/大排档/美团外卖”。但字句间又隐隐透着一些不安。
“其实我还是想要出国。出国没有拘束，没有限制。”小林说。“但是看学长学姐在社交网络上又时常说想回家。”他们口中的“回家”或许就不再是“舒服”。但是具体是什么，我们还没有体会到。
我意识到我身边的朋友有一种微妙的、共通的不快乐。“孤独”、“不安”、“没有归属感”是他们网络私人动态中反复提及的字眼，且不仅限于那些已经四处漂泊求学的学生。对于仍然在国内念书的年轻人们，这依旧是一个看似很轻却很重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