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余华是因为《活着》。我知道《活着》是因为张艺谋的电影。我曾以为写出如此文章的作者一定是位看透世事的耄耋老人。可他不是。我曾以为《活着》这部电影已足够残忍深刻，可看过他的原著才知道什么是沦肌浃髓。我以为余华的这部短篇作品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是作家对生活的一些感慨，可它却让人思考人生。
梁文道曾在《一千零一夜》里提到大众对余华早期作品充满血腥暴力，自《兄弟》之后突然转型的各种猜测。余华在本书第一篇《一个记忆回来了》里就毫不避讳地给予了“官方解释”。这仅仅是因为他做了个梦。梦里他还没被拉到刑场就遭枪毙，醒来时一身冷汗，感叹或许是在作品中杀人太多，于是开始慈悲为怀。这个解释是不是听着很荒诞？当然了，因为余华认为文学的价值不在于作者写作时想表达什么，而是经历和背景都不相同的读者能从这部作品中获得属于自己的理解。一部作品出版后往往会被读者再加工出千万个不同的版本，其中的许多含义和理解是作者本身也没想到的。所以余华说自己对由来已久的“转型”争议的解释虽然表面上属于正版，但不具有权威性，纯属他个人的见解：“因为一部小说出版以后，作者就失去了其特权，作者所有针对这部小说的发言，都只是某一个读者的发言”。
“有时候，人生和写作其实很简单，一个梦，让一个记忆回来了，然后一切都改变了。”
我们生活中所谓重大的具有转折性的决定，往往不是通过深思熟虑地考量与权衡做出的。能让人思考许久的决定也许重要却不重大。无论是人生还是社会，转变只在一瞬间。
前几日《圆桌派》中的话题是为什么现代人越来越焦虑。余华的这篇《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就足以解释这个问题。我们用四十年走完了其他国家四百年才能走完的路，我们的科技跟上了时代的脚步，甚至在某些方面成了先驱，可我们的心理却远远落后于科技，落后于时代对人类的要求。我们站在今天，回顾过去会看到巨大差距；我们站在这里抬头看富有阶层，向下看贫困人口，也会发现巨大差距。无论是今天和昨天比，还是今天和今天比，我们每时每刻都活在巨大的差距里。科技让我们享受到它的好处，媒体让我们意识到它的落差。在这样的极端生活里我们可以说是心理健康，也可以说都是病人。
我们讨论家庭价值观的沦丧，其实也是出自于现在与过去的巨大差距中。余华在《一个国家，两个世界》里写道，我们过去的集体主义压抑了个人思想，那时唯一能体现一点个人自由的就是家庭。无论在外怎么保持步调一致，家庭是唯一可以享有不同的地方。可如今社会束缚消失，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力。当自由可在社会生活中随意获取时，家庭的价值就不复存在，维系其中的道德也在社会认知的变化中变得无足轻重。
所以，其实不是现代人没有道德观念，而是功利主义至上的社会已淘汰了家庭存续的价值。这听起来真是绝望。
但余华在这本书中也多次展示了他生活中幽默的一面，他回忆那时文联与辽宁文学院的学生进行足球比赛。一群中年书生一上场就被年轻小伙子踢进去好几个球。于是他们灵机一动把史铁生搬到了守门员的位置，对方看着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谁也不好意思往球门的方向踢，怕砸着他。这时包括莫言在内的这群自以为球技高超的作家终于放心大胆地向对方球门进攻，可始终踢不进去。最终比分还是牢牢地锁定在几比零中。
他还调侃奥运会前国家大兴建设如同他楼上邻居无休止地大搞装修一样。由于媒体前期宣传北京将车水马龙一房难求，导致许多北京市民都不惜把原来的租户赶走而静待“人傻钱多的歪果仁”。更夸张的是某楼盘甚至放出比尔盖茨为了看奥运要租下自家空中四合院的消息，还得到了当时主流和非主流媒体的纷纷转载。最后一查出处是个售楼小姐说的。
正如我们今天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假新闻，有的被及时辟谣最后不了了之，有的被越传越神，越说越真甚至酿成不少人间惨剧。可无论被揭穿的还是被放任的，很少有人去追究发布假新闻的人的责任。当然，现在有转载超过500条需负法律责任这样的规定，但那似乎也只针对个人。真正经常造谣的，造大谣的往往是一些有公信力的媒体。快节奏的时代似乎没人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求证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大家都恨不得第一时间发布，生怕落后于人就失去了流量和点击率。当一个谣言被揭穿后，如果有人去追究那些曾经发布信息的媒体责任，他们往往会分辩自己只是个转载者而非源头，顶多是个“未及时核查”之过。正如余华与一个资深媒体人聊天探讨什么叫媒体？“譬如我的手指被烧伤，如果媒体报道了就是真的，没报道就是假的”。
发布假新闻这本是个极为恶劣的欺骗行为，可在中国就只被认为是忽悠。忽悠相较于欺骗可就低级多了，这里面含有炒作、娱乐等无需认真对待的性质。可忽悠在文娱界又被换了个说法，叫杠杆。正如我们经常听到好莱坞大制作大投资，光制作费就“亿来亿去”这样的宣传口径。通过杠杆，无名小卒也可在一夜之间麻雀变凤凰。当然，成功的到底是少数，可忽悠又不用交税。于是余华说：“杠杆在中国可以用一句俗语解释：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余华在生活中幽默，可一旦转回到文学有关的话题上又变得十分严肃。他在本书中认真探讨了作家和读者的关系。他认为一个人的成长经历会决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基本的图像会在这个时期深深地印刻在我们内心深处，长大之后无论我们是伟大还是平庸，成功还是失败，都只是对这些图像进行局部修剪，而非整体改变。所以一个伟大的作者应该怀着空白的心去写作，而伟大的读者也该怀着空白的心去阅读，这样才能获得想象的灵魂。因为想象力可以抹去所有边界，无论是阅读还是记忆，生活或是生死。伟大的文学其实是为自己的人生和感受画出一幅幅自画像，而读者通过阅读唤醒了自身相似的感受和记忆，从而在不断联想和感同身受中获得快乐。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安娜.卡列尼娜》里每个人物都是托尔斯泰。伟大作家的内心不是用于安放隐私而是安放无数人不同的命运。他一生写下的众多人物可能都是他自己。即便他死去，“我们应该从他身上看到还在的人”。
读书就是在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