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体式和内容的变化，要求表现方法也要作相应的变革。柳永为适应慢词长调体式的需要和市民大众欣赏趣味的需求，创造性地运用了铺叙和白描的手法。
公元1115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北方建立金国，于会宁府建都立国。同年灭亡辽国迫使辽国皇室西迁至中亚地区；金国灭亡辽国之后，金太宗借由燕云十六州的平州之变为由宣布毁约，于1125年发动灭宋之战挥军南下大举进犯北宋王朝；靖康二年四月即公元1127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以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共三千余人北上金国，东京城中公私积蓄被金人洗劫一空，这一时期被历史学家称之为靖康之耻，南宋著名的爱国名将岳飞怀着极为悲愤的心情在他的作品《满江红》中抒发了“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这样一段对于亡国之恨的哀叹。北宋灭亡之后，宋钦宗的弟弟康王赵构于1127年在南方建立了南宋王朝，在岳飞与韩世忠等多位著名爱国将领对金兵入侵的奋力抵抗之下逐渐稳定了政权；岳飞被宋高宗和秦桧为主的主和派代表害死之后，通过绍兴议和在秦岭淮河一带形成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由于战火连天，山河破碎，南宋初年的一批文人在经历过靖康之耻的民族劫难刺激之下，怀着极为悲愤的心情，用写诗的表现形式来抒发自己个人内心终生不渝的爱国情怀，陆游和辛弃疾就是其中之一。
陆游出生于靖康之乱的第二年，随其父陆宰离开中原南归。陆游一生著作丰富，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等数十个文集存世，存诗9000多首，是我国现有存诗最多的诗人。陆游具有多方面文学才能，尤以诗的成就为最。自言“六十年间万首诗”，今尚存九千三百余首。其中许多诗篇抒写了抗金杀敌的豪情和对敌人、卖国贼的仇恨，风格雄奇奔放，沉郁悲壮，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在生前即有“小李白”之称，不仅成为南宋一代诗坛领袖，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是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 为南宋诗人之一。词作量不如诗篇巨大，但和诗同样贯穿了气吞残虏的爱国主义精神。陆游的著作有《放翁词》一卷，《渭南词》二卷。他的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等一直被人民广为传诵。他始终坚持抗金，在仕途上不断受到当权派的排斥打击。中年入蜀抗金，长期的军事生活丰富了他的文学内容，作品吐露出万丈光芒，成为杰出诗人。“气吞残虏”。生当北宋灭亡之际，少年时即深受家庭中爱国思想的熏陶。绍兴中应礼部试，为秦桧所黜。高宗即位，赐进士出身。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入闽任宁德县主簿．据《宁德县志》卷三《宦绩》中记载：“陆游，字务观，即放翁也┅┅绍兴二十八年任邑薄，有善政，百姓爱戴”。在宁德的南漈山上建有陆游塑像．曾任镇江隆兴通判．乾道六年（1170）入蜀，任夔州通判。乾道八年，入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府，投身军旅生活。后官至宝章阁待制。 陆游在政治上，主张坚决抗战，充实军备，要求赋税之事宜先富室，征税事宜覆大商，一直受到投降集团的压制。晚年退居家乡，但收复中原的信念始终不渝。一生创作诗歌很多，今存九千多首，内容极为丰富。抒发政治抱负，反映人民疾苦，批判当时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风格雄浑豪放，表现出渴望恢复国家统一的强烈爱国热情。《关山月》、《书愤》、《农家叹》、《示儿》等篇均为后世所传诵。抒写日常生活，也多清新之作。亦工词，杨慎谓其纤丽处似秦观，雄慨处似苏轼。但有些诗词流露出消极情绪。他初婚唐氏，《钗头凤》等，都真挚动人。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在母亲压迫下离异，其痛苦之情倾吐在部分诗词中，如《沈园》。陆游的诗歌艺术创作，继承了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等人的优良传统，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卓越诗人 。他的主要著作有《渭南文集》，《剑南诗稿》，《放翁词》，《南唐书》，《老学庵笔记》。陆游书名为诗名所掩，陆游亦工书翰，精行草和楷书。他自称草书学张颠（张旭），行书学杨风（凝式）。他的书法简札，信手拈来，飘逸潇洒，秀润挺拔，晚年笔力遒健奔放。朱熹称其笔札精妙，遒严飘逸，意致高远。遗留书作不多，书论有《论学二王书》。传世之作有《苦寒帖》、《怀成都诗帖》等。他的作品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悲愤激昂，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恢复丧失的疆土，解放沦陷的人民；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贴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他的学生称赞他说：“论诗何止高南渡，草檄相看了北征”；一个宋代遗老表扬他说：“前辈评宋渡南后诗，以陆务观拟杜，意在寤寐不忘中原，与拜鹃心事实同”。这两个跟他时代接近的人注重他作品的第一方面。然而，除了在明代中叶他很受冷淡以外，陆游全靠那第二方面去打动後世好几百年的读者，像清初杨大鹤的选本，方文、汪琬、王苹、徐釚、冯廷櫆、王霖等的摹仿，像“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里香菱的摘句，像旧社会裹无数客堂、书房和花园中挂的陆游诗联都是例证。就此造成了陆游是个“老清客”的印象。当然也有批评家反对这种一偏之见，说“忠愤”的诗才是陆游集里的骨干和主脑，那些流连光景的“和粹”的诗只算次要。可是，这个偏向要到清朝末年才矫正过来；谈者痛心国势的衰弱，愤恨帝国主义的压迫，对陆游第一方面的作品有了极亲切的体会，作了极热烈的赞扬，例如：“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呜；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这几句话彷佛是前面所引两个宋人的意见的口声，而且恰像山谷裹的回声一样，比原来的声音洪大震荡得多了。“扫胡尘”、“靖国艰”的诗歌在北宋初年就出现过，像路振的“伐棘篇”。靖康之变以後，宋人的爱国作品增加了数目，前面也选了一些。不过，陈与义、吕本中、汪藻、杨万里等人在这方面跟陆游显然不同。他们只表达了对国事的忧愤或希望，并没有投身在灾难里、把生命和力量都交给国家去支配的壮志和弘愿；只束手无策地叹息或者伸手求助地呼吁，并没有说自己也要来动手，要“从戎”，要“上马击贼”，能够“慷慨欲忘身”或者“敢爱不赀身”，愿意“拥马横戈”。“手枭逆贼清旧京”。这就是陆游的特点，他不但写爱国、忧国的情绪，并且声明救国、卫国的胆量和决心。譬如刘子翚的诗里说：“中兴将士材无双……胡儿胡儿莫窥江！”“低头拔胡箭，却向胡军射……男儿取封侯，赴敌如饥渴”，语气已经算比较雄壮了，然而讲的是别人，是那些“将士”和“男儿”──正像李白、王维等等的“从军行”讲的是别人，尽管刘子翚对他的诗中人有更真切的现实感，抱更迫切的希望。试看陆游的一个例：“鸭绿桑乾尽汉天，传烽自合过祁连；功名在子何殊我，惟恨无人快着鞭！”尽管他把自己搁後，口吻已经很含蓄温和，然而明明在这一场英雄事业里准备有自己的份儿的。这是“诗经”“秦风”里“无衣”的意境，是李牧“闻庆州赵纵使君中箭身死长句”的意境，也是和陆游年辈相接的岳飞在“满江红”词里表现的意境；在北宋像苏舜钦和郭祥正时诗里，在南北宋之交像韩驹的诗里，也偶然流露过这种“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谁知我亦轻生者”的气魄和心情，可是从没有人像陆游那样把它发挥得淋漓酣畅。这也正是杜甫缺少的境界，所以说陆游“与拜鹃心事实同”还不算很确切，还没有认识他别开生面的地方。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雁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血液沸腾起来，而且这股热潮冲出了他的白天清醒生活的边界，还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这也是在傍人的诗集里找不到的。1.作为一名杰出的诗人，陆游一生创作诗歌9300余首。这些诗中大多数都是与抗击侵略者的有关的。或者描写火热的军中生活，“失衣卧枕戈，睡觉身满霜”，或者寄托自己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和自己空抱一腔报国热情的愁闷心情。 2.陆游的诗歌不仅始终贯注着炽烈的爱国热情，而且同情当时人民的疾苦。忧国和忧民的思想在他的作品里交织在一起。他在《太息》、《秋获歌》等诗篇里，揭露了官僚和豪强对下层人民的剥削，同时又真切地写出了下层人民勤劳、善良的优秀品质。中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中国有一首家喻户晓的古诗--《示儿》。诗中这样写道，“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首诗是一位父亲对儿子的临终嘱咐。诗中表达了一个即将去逝的老人至死都不忘因为外族的入侵而山河破碎的祖国，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祖国光复的那一天，不要忘记告诉他胜利的好消息。从这首诗中，人们可以感觉到一位老诗人在人生的弥留之际强烈的爱国之心。在南渡之初，正直的士大夫大多怀有抗金复国的理想。然而随着绍兴议和的签订，南宋小朝廷的投降路线渐占上风，很多士人渐趋消极。而陆游即便是在收复中原毫无希望之时，依然坚持夙愿，大声疾呼抗敌复国，真不愧是南宋爱国诗人最杰出的代表。
辛弃疾是位智勇双全的大英雄，也天生一副英雄相貌：肤硕体胖，红颊青眼，目光有棱，精神壮健如虎。因生长于金人占领区，自幼就决心为民族复仇雪耻、收复失地。高宗绍兴三十一年，济南人耿京聚众数十万反抗金朝暴虐统治，时年22岁的辛弃疾也乘机揭竿而起，拉起两千人的队伍奔耿京部下，为掌书记，并劝耿京与南宋取得联系。次年正月，受耿京的委派，辛弃疾等人赴健康面见宋高宗。在完成使命返回山东途中，辛弃疾等人获知耿京被降敌叛将张安国杀害，便立即率领五十名骑兵直奔济州有五百万之众的金兵营地将张安国生擒绑缚于马上，疾驰送到健康处死。这一壮举充分表现出辛弃疾非凡的气魄与胆识。辛弃疾深谋远虑，智略超群。２６岁时向孝宗上奏《美芹十论》，３１岁进献《九议》，从审势、察情、观衅、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详战等方面，指陈任人用兵之道，谋划复国中兴的大计，切实详明。３３岁时即预言金朝“六十年必亡，虏亡则中国之忧方大”（周密《浩然斋意抄》），也体现出辛弃疾的远见卓祝。他还具有随机应变的实干才能，４１岁在湖南创建雄镇一方的飞虎军，虽困难重重，但事皆立力，时人比之为“隆中诸葛”（刘宰《贺辛等制弃疾知镇江》）。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的辛弃疾，南归后本来希望尽展其雄才将略，挥拥万夫，横戈杀敌，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然而，自隆兴元年（１１６３）符离之役失败后，南宋王朝一战丧胆，甘心向金朝俯首称臣，纳贡求和，使得英雄志士请缨无路，报国无门。而身为“归正人” 的辛弃疾，更受到歧视而不被信任。他２３岁南归之初，只被任命为小小的江阴佥判，六年后官职虽逐步升迁，但都是在地方任职，而且每任时间都不长，从２９岁到４２岁，１３年间调换１４任官职，使他无法在职任上有大的建树和作为。辛弃疾积极进取的精神、抗战复国的政治主张本来就与当时只求苟安的政治环境相冲突；而他“昂昂千里，泛泛不作水中凫”（《水调歌头》）的傲岸不屈、刚正独立的个性更使他常常遭人忌恨谗害和排挤，因此他一生“三仕三已”（《哨遍》）。４２岁的壮年，即被弹劾罢职，闲居八年后，朝廷准备北伐，辛弃疾怀着建功立业的希望再度出山，可并未得到重用，二年后带着“谁念英雄老矣，不道功名蕞尔，决策尚悠悠”（《水调歌头》）的绝望心情，６６岁的老英雄又回到铅山故居，６８岁时含恨而逝。辛弃疾既有词人的气质，又有军人的豪情，他的人生理想本来是做统兵将领，在战场上博取功名，“把诗书马上，笑驱锋镝”（《满江红》）。但由于历史的错位，“雕弓挂壁无用”，“长剑铗，欲生苔”（《水调歌头》），只得“笔作剑锋长”（《水调歌头·席上为叶仲洽赋》），转而在词坛上开疆拓土，将本该用以建树“弓刀事业”（《破阵子》）的雄才来建立词史上的丰碑。辛弃疾写词，有着自觉而明确的创作主张，即弘扬苏轼的传统，把词当作抒怀言志的“陶写之具”，用词来表现自我的行藏出处和精神世界。他在《鹧鸪天》词中明确宣称：“人无同处面如心。不妨旧事从头记，要写行藏入笑林。”他也实现了自我的创作主张，空前绝后地把自我一生的人生经历、生命体验和精神个性完整地表现在词作中。与虎啸风生、豪气纵横的英雄气质相适应，辛弃疾崇尚、追求雄豪壮大之美，“有心雄泰华，无意巧玲珑”（《临江仙》），即生动形象地表达出他的审美理想。情怀的雄豪激烈，意象的雄奇飞动，境界的雄伟壮阔，语言的雄健刚劲，构成了稼轩词独特的艺术个性和主导风格。辛弃疾的词鲜明独特的意象往往体现出诗人的个性风格，而意象群的流变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诗歌史的变迁。相对而言，唐五代词的意象主要来源于闺房绣户和青楼酒馆，至柳永、张先、王安石、苏轼而一变，他们开始创造出与文士日常生活、官场生活相关的意象和自然山水意象。至南渡词又一变，此时词中开始出现与民族苦难、社会现实生活相关的意象。稼轩词所创造的战争和军事活动的意象，又使词的意象群出现了一次大的转换。本是行伍出身的辛弃疾，有着在战场上横戈杀敌的战斗体验。他既熟悉军事生活，又时刻期待着重上沙场，再建武功。因此，当他“笔作剑锋长”时，刀、枪、剑、戟、弓、箭、戈、甲、铁马、旌旗、将军、奇兵等军事意象就自然而然呈现于笔端，诸如“千骑弓刀”、“倚天万里须长剑”、“嵯峨剑戟”、“却笑将军三羽箭”、“边头猛将干戈”、“红旗铁马响春冰”和“斩将更搴旗”等军事意象频繁出现，构成了词史上罕见的军事景观。而下面这类词作：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摩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
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高楼。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髇血污，风雨佛貍愁。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水调歌头》上片）密集的军事意象群，连续成雄豪壮阔的审美境界，更能体现辛词的个性特色，也反映出两宋词史的又一重大变化，即男子汉气概的激扬，词中女性柔婉美最终让位于血性男子的力度美和崇高美。王国维曾说：“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人间词话》）辛弃疾以其特有的眼光观物，任何普通的景物都能幻化、创造成军事意象。在他军人的意念中，静止的青山能变成奔腾飞驰的战马，林间的松树也幻化成等待检阅的勇武士兵：“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小桥横截，缺月初弓。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沁园春》）抒情意象的军事化，是稼轩词所独具的艺术特色。稼轩词不仅转换了意象群，而且更新了表现手法，在苏轼“以诗为词”的基础上，进而“以文为词”，将古文辞赋中常用的章法和议论、对话等手法移植于词。《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即采用辞赋的结构方式，“尽是集许多怨事，全与李太白《拟恨赋》手段相似”（宋陈模《怀古录》卷中），章法独特绝妙。《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模仿汉赋中《解嘲》、《答客难》之宾主问答体，让人与酒杯对话，已是别出心裁；而词中的议论，纵横奔放，又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幽默感，馀味无穷。用《天问》体写的《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连用七个问句以探询月中奥秘，奇特浪漫，理趣盎然。表现方法的革新，带来了词境的新变。以文为词，既是方法的革新，也是语言的变革。前人作词，除从现实生活中提炼语言外，主要从前代诗赋中叹取语汇，而稼轩则独创性地用经史子等散文中的语汇入词，不仅赋予古代语言以新的生命活力，而且空前地扩大和丰富了词的语汇。宋末刘辰翁曾高度评价过稼轩词变革语言之功：“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也。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漫，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辛稼轩词序》）经史散文中的语言，他信手拈来，皆如己出。如《贺新郎》：
甚矣吾衰张。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馀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一樽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首句和结尾四句，都从经史中化出，而自饶新意。他用散文化的句法，并不违反词的格律规范，仍协律可歌。名作《西江月》（醉里且贪欢笑）的句式，虽多是散文化，音韵节奏却依旧自然流畅，活泼传神。在词史上，辛弃疾创造和使用的语言最为丰富多彩；雅俗并收，古今融合，骈散兼行，随意挥洒，而精当巧妙。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所说：“稼轩词龙腾虎掷，任古书中理语、瘦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天姿是何敻异！”稼轩词真正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语不可用，合乎规范而又极尽自由的艺术境界。内容的博大精深，表现方式的千变万化，语言的不主故常，构成了稼轩词多样化的艺术风格。雄深雅健，悲壮沉郁，俊爽流利，飘逸闲适，秾纤婉丽，都兼收并蓄，其中最能体现他个性风格的则是刚柔相济和亦庄亦谐两种词风。写豪气，而以深婉之笔出之；抒柔情，而渗透着英雄的豪气。悲壮中有婉转，豪气中有缠绵，柔情中有刚劲，是稼轩词风的独特外，也是辛派后劲不可企及之外。前引《摸鱼儿》就是摧刚为柔，表面是伤春惜春的柔情，实则深含不屈不挠的刚健豪气，艺术上“姿态飞动，极沉郁顿挫之致”。起句三字，“从千回万转后倒折出来，真是有力如虎”（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再看晚年所作的《永遇乐 ·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外。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和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此词虽题为“怀古”，但处处针对现实而发。情怀悲愤激烈，却含蓄吐出，极尽沉郁跌宕之致。辛词风格的多样化，还表现在嘻笑怒骂，皆成佳篇；亦庄亦谐，俱臻妙境。北宋神宗、哲宗（１０６８～１１００）两朝，曾盛行过滑稽谐谑词，但包括苏轼在内，整个北宋的谐谑词，都是滑稽调笑，少有严肃的深意。稼轩本富有幽默感，遂利用这一度流行的谐谑词并加以改造，来宣泄人生的苦闷和对社会种种丑行的不满，从此谐谑词具有了严肃的主题和深刻的思想内蕴。如《卜算子》（千古李将军）写贤愚的颠倒错位，《千年调》（厄酒向人时）表现官场上圆滑而不失庄重，严峻而不乏幽默，是辛词的又一风格特色。在两宋词史上，辛弃疾的作品数量最多，成就、地位也最高。就内容境界、表现方法和语言的丰富性、深刻性、创造性和开拓性而言，辛词都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刘克庄即说辛词“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辛透轩集序》）。他独创出“稼轩体”，确立了豪放一派，影响十分深远。
南宋末年，北方的游牧民族蒙古族乞颜部落在首领成吉思汗的率领下突然兴起；在统一蒙古草原分散部落之后，便开始对外扩张像蝗虫一样蔓延至世界各地。公元1268年，在灭亡金国与西夏国之后，忽必烈继承了蒙古汗国的王位改国号为元并发起了灭宋之战。公元1274年元军攻下了襄阳，宋将吕文焕投降，随后中书丞相史泽天和枢密院史伯颜率军顺汉水南下长江，目标健康。丁家洲之战后，元军迅速攻陷临安，谢太后与宋恭帝投降元军。然而，宋朝的命脉仍然没有因此而断绝，宋末大臣陆秀夫等拥立七岁的宋瑞宗在福州即位，文天祥、张世杰与陈宜中等大臣持续在江西、福建与广东等地坚持抗元。
文天祥是南宋末年一位著名的大臣，也是当时最著名的一位有着民族气节的爱国诗人。他与陆秀夫、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历任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刑部郎官、江西提督、尚书左司郎官、湖南提刑、知赣州等职务。1276年他在被派往元军军营中谈判过程中被扣留，之后脱险经高邮嵇庄到泰县塘湾由南通南归。两年之后，在抗元的过程中被汉奸张弘范俘虏。俘虏之后，他拒绝元朝的诱降并在狱中写下了《指南后录》第三卷、《正气歌》等气壮山河的不朽名作，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过零丁洋》成为了流传至今的千古绝唱：
幸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首诗充分的体现了一位爱国者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明确了文天祥誓死效忠南宋绝不向外族投降的意志和决心。尤其是那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简直是惊天地 泣鬼神，至今都成为了广为流传的千古名句。后来，元世祖忽必烈见文天祥实在不愿意归降，便将他押解到菜市口刑场处以死刑，死时年仅四十七岁。文天祥英勇就义之后，走投无路的南宋残余势力终于在1279年随着崖山海战失败及陆秀夫背着刚满八岁的小皇帝跳海自尽之后彻底覆灭。整个大宋王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在中国的历史上，划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在两宋时期，中国除了在诗词创作上上十分发达之外，在音乐和书画等其他方面的艺术成就也是相当的发达。两宋时期，重文轻武，国家积弱，靖康之后，更是失去长江以北的半壁河山，偏安于江南一隅，但是文化艺术却极为发达，无论诗文书画、音乐舞蹈，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宋代大都市极为繁华，不仅是北宋的都城汴梁和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就是其他的大都市，如成都、建康、扬州等也都繁华异常，处处舞榭歌台、笙歌嘹亮。统治阶级纵情声色犬马的享受，过着日日游宴、夜夜笙歌的纸醉金迷的生活，工商业的日益发达，使市民阶层的队伍不断扩大，因此整个社会对文化娱乐，尤其是对音乐歌舞、戏曲百戏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首先是歌唱性更强的词在宋代成为主流。
和诗歌相比，词与音乐的关系更为密切。从理论上讲，有不可歌之诗，却无不可歌之词。词的兴起，本来就是因为四、五、七言的诗歌因为形式过于整齐划一不能适应日渐多姿的音乐。因而出现的一种句式长短不一、体制或大或小的新的歌诗形式，形成不同的词牌。词在宋代的普及程度远远超过诗之于唐。作为宋代的代表文学，几乎所有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乃至一些草莽英雄、庶民百姓都能倚声填词，词的创作对他们来讲，只有好不好的区别，没有能不能的问题。如果说诗是可歌可不歌的，那么，词就是一定要歌的，就连被某些人批评的苏轼的豪放词，也适合“关西大汉”，执“铜琵琶铁绰板”而歌。当然，并不是每一首词都曾经被演唱，就像后代的杂剧和南戏，并不是所有的剧本都在舞台上搬演过一样。宋代都市的繁荣，也使得市民阶层得以壮大。他们所喜爱的，是流行于勾栏瓦肆，甚至露天场所的民间歌舞说唱、戏曲杂耍一类的市民音乐。宋代的勾栏瓦肆(又叫“瓦舍”)是大城市里娱乐场所集中的地方。瓦肆中搭有许多棚，棚内设若干勾栏，作为歌舞戏曲表演的场所。大的瓦肆，往往有几十座勾栏，这些勾栏大小不等，最大的甚至可以容纳数千人，而这样的勾栏瓦肆，一个城市就有许多处，可以想见其表演的盛况。勾栏瓦肆中的表演相当丰富。有说史书、杂剧、相扑、说经、小说、合生、踢瓶弄碗、杖头傀儡、悬丝傀儡、教飞禽、装神鬼、舞番乐、水傀儡、影戏、卖嘌唱、唱赚、说唱诸宫调、乔相扑、谈浑话、散耍、学乡谈等。除了勾栏瓦肆之外，酒肆、茶楼、歌馆、妓院都有不同形式的歌舞杂艺的表演。在酒肆茶楼表演的地位高一点，叫“赶趁人”。还有一种被称为“路歧人”的艺人在路边或广场表演的，叫“打野呵”，地位最低。宋代的说唱音乐很发达，和音乐关系密切的有小唱、嘌唱、叫声、唱赚、诸宫调、陶真、鼓子词及器乐演奏等。此外涯词、商谜、讲史、小说、说经、弹唱因缘、唱《拨不断》、吟叫、连厢等，其中都有合乐歌唱的部分。戏剧是一种综合艺术，它包含了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的因素，具有很强的观赏性，但是它在中国出现较晚，到宋代，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戏剧出现。宋代的戏曲，主要是流行于中原(包括临安一带)的杂剧和流行于南方温州一带的南戏。宋代出现了一些新的乐器，一些旧的乐器也得到进一步改善，新的吹管乐器主要有：拱宸管、官笛、羌笛、小孤笛、鹧鸪、扈圣、七星、横箫、竖箫、倍四、银字中管、中管倍五等。新的弦乐器主要有：锹琴、葫芦琴、渤海琴、双韵等。唐代出现的奚琴和轧筝都是用竹片做弓，音色想来不会太优美。北宋时期，用马尾做弓的拉弦乐器——马尾胡琴终于出现了，它是随着少数民族俘虏一起传入中原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在此基础上，弦乐器逐渐发展出一个以马尾做弓的庞大的拉弦乐器家族。在绘画方面，两宋时期的绘画已经进入到彩墨争辉，情景交融的新时期；宋朝的绘画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民间绘画、宫廷绘画、文人士大夫绘画各自形成体系，彼此间又相互影响、吸收、渗透，构成了宋代绘画丰富多彩的面貌。宋代绘画进入手工业、商业行列，与更多的群众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在开封、临安的一些茶坊、酒楼、商店等地方经常用绘画装点门面以招揽顾客。画家们除了为贵族阶层搞些装饰和绘制一些壁画外，还要满足广大市民的需要，一些职业画家将作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供应不同层次买主的需要，汴京大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庙会，百货云集，其中就有售卖书籍和图画的摊点，在寺庙后廊还有专门为人画像的生意。街市上的纸画行业和岁终年画市场则主要供应给市民，随着印刷术的普及和雕版印书业的发展，有很多的图画被刻印出售，促进了版画的发展。北宋时吴兴籍画家杨威善画村田乐，遇到有来自开封的商贩买画就告诉他们，若拿到画院去卖，可以得高价。开封有画家因画婴孩出名而被叫做“杜孩儿”；有的擅长画宫室界画而被叫做“赵楼台”；画家刘宗道善画“照盆孩儿”，每创新稿必画出几百幅在市场上一次出售，以防别人仿制。南宋初年画家李唐流落临安，曾依靠在市场上卖画谋生；临安市场上出售有细画指扇，异色影花扇，梅竹扇面，张山人画山水等。由此，社会对绘画的需求和民间职业画家创作的活跃，是推动宋代绘画发展的重要因素。综上所述，两宋绘画是中国古代绘画高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所反映的广泛的现实生活内容，在古代绘画史上是及为突出的，运用多彩的优美的艺术形式，创造很多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元明清绘画中的风格样式及理论大多数可在宋代绘画中得到了根据，表现了中国绘画的成熟和高度的繁荣。在艺术技巧上，它有许多新的重要的创造，着重挖掘人物精神状貌及动人的情节，注重塑造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花鸟画，山水画追求优美动人的意境情趣，注意真实而巧妙的艺术表现，以努力进行形象提炼，说的直接一点宋代绘画的主要成就还是在写实方面，那时候的画家心态观其作品都显得沉稳，无丝毫娇柔造作之态。当然，这在今天也是很难得的，时代已经发展到了工业时代，画中的沉稳和宁静以及悠悠古意也正是繁忙的都市中人们内心所渴望的，所以近年来复古和造古的两宋绘画风特别流行。另外，文人士大夫绘画对绘画艺术的繁荣提高也有促进作用。他们在主观的表达和笔墨效果的探索上尤有贡献，宫廷绘画在整个社会绘画繁荣的基础上得到了高度的发展。
总的来看，两宋绘画已突破了宗教的羁绊，画家的视野获得了扩展，题材范围的扩大，表现手法，比之唐、五代向前迈了一大步，反映现实生活的风俗画、肖像画，描写古代事迹的历史画，描绘祖国壮丽河山而结构宏伟的山水画和工整艳丽的花鸟画，以及充分运用水墨，有很高概括性和抒情性的水墨写意画，都百花竞放，欣欣向荣形成中国古代时期绘画的高峰。
绘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宋时期的政治形式、经济发展和社会的思想文化状况，使我们通过前人绘画的表现就能够间接的了解到当时社会的手工业、商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程度，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的参考资料。因此，两宋绘画在我们现实当中仍然具有着不可磨灭的现实意义。
宋朝灭亡之后，中国便进入到了元朝统治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又一个新的阶段。元朝文学最突出的成就是戏曲方面，后人常把“元曲”和“唐诗”、“宋词”并称。在元朝时期，诗、词、散文等文学样式则相对衰弱。元曲原本来自所谓的“番曲”、“胡乐”，首先在民间流传，被称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调”。随着元朝取代宋朝入驻中原，它先后在大都和临安为中心的南北广袤地区流传。元曲有着严密的格律定式，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数、平仄等有着固定的格式要求。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上和内容和艺术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时期，一般来说，元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两者都采用北曲为演唱形式。散曲是元代文学的载体。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杂剧，元曲也即“元代戏曲”。继唐诗、宋词之后蔚为一文学之盛的元曲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专权，社会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社会，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元曲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艺术魅力。元曲的兴起对于我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卓越的贡献，元曲一出现就同其他艺术之花一样，立即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是文人咏志抒怀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为反映元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崭新的艺术形式。元曲的组成，包括两类文体：一是包括小令、带过曲和套数的散曲；二是由套数组成的曲文，间杂以宾白和科范，专为舞台上演出的杂剧。“散曲”是和“剧曲”相对存在的。剧曲是用于表演的剧本，写各种角色的唱词、道白、动作等；散曲则只是用作清唱的歌词。从形式上看，散曲和词很相近，不过在语言上，词要典雅含蓄，而散曲要通俗活泼；在格律上，词要求得严格，而散曲就更自由些。散曲从体式分两类:“小令”和“散套”。小令又叫叶儿，体制短小，通常只是一支独立的曲子(少数包含二三支曲子)。散套则由多支曲子组成，而且要求始终用一个韵。散曲的曲牌也有各式各样的名称，如《叨叨令》、《刮地风》、《喜春来》、《山坡羊》、《红绣鞋》之类，这些名称多很俚俗，这也说明散曲比词更接近民歌。元曲以其作品揭露现实的深刻以及题材的广泛、语言的通俗、形式的活泼、风格的清新、描绘的生动、手法的多变，在中国古代文学艺苑中放射着璀璨夺目的异彩。元曲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复杂的原因。首先，先代的社会现实是元曲兴起的基础，元朝疆域辽阔，城市经济繁荣，宏大的剧场，活跃的书会和日夜不绝的观众，为元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次，元代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化，促进元曲的形成；再次，元曲是诗歌本身的内在规律及文学传统继承、发展的必然结果。 元曲兴起并代表这一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就其本身而言则是由于元曲确立并完善了体制形式，曲的体制具体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宫调：宫调是指中国古代音乐的调式，曲与宫调出于隋唐燕乐，南北曲常用的有五宫四调，通称九宫或南北九宫，包括有正宫、中吕宫、南吕宫、仙吕宫、黄钟宫（五宫）、大面调、双调、商调、越调（四调），曲的每一个宫调都有各自的风格，或伤悲或雄壮，或缠绵或沉重。元曲中的戏曲套数和散曲套数，是由两支以同一宫调的不同曲牌相联而成。
2、曲牌：俗称“曲子”，是对各种曲调的泛称，各有专名，如《点绛唇》、《山坡羊》等总数很多，元代北曲共335个，每一个曲牌都有一定的曲调、唱法，同时也规定了该曲的字数、句法、平仄等。据此可以填写新曲词，曲牌大都来自民间，一部分由词发展而来，故曲牌名也有和词牌名相同的，但是内容并不完全一致。此外，还有专供演奏的曲牌，但大多只有曲调而无曲词。
3、曲韵：元曲在押韵方面严守《中原音韵》十九部的要求而分平、上、去，用韵上有以下特点：平仄通押，不避重韵，一韵到底，借韵、暗韵、赘韵、失韵。
4、平仄：曲在用字的平仄上比诗词更严，而特别注重每首末句的平仄。
5、对仗：曲的对仗要求比较自由，可平仄相对，也可平声相对，即平声对平声，仄声对仄声。曲的对仗形式有“两字对”、“首尾对”、“衬字对”等十三种，在语言的运用和词序组合上有许多特点，主要表现在：有工对也有宽对，但宽对的现象更普遍；句中自为对；错综成对或倒字为对，如“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以俗语入对。 6、衬字：曲与词最显著的区别是有无衬字，有衬字的是曲，没有衬字的是词。所谓“衬字”指的是在曲律规定必须的字数之外所增加的字，它不受音韵、平仄、句式等曲律的限制，衬字一般用于句首。元曲作家中留有姓名、曲作的共二百二十多人，流传至今的作品有四千五百多首（套、部），其中小令三千八百多首（含带过曲），套数四百七十余套，杂剧一百六十余部（本）。 在众多作家中，对元曲的形成作出开创性贡献的是元好问，他生于金元战乱之际，是名冠金元两代诗坛的巨星。他的作品清润疏俊，迥出时作，对元曲创作起着启导统领、规范的作用。“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在元朝时期并称为“元曲四大家”，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位于“元曲四大家”之首的关汉卿。
关汉卿是金末元初杂剧作家，是中国古代戏曲创作的代表人物。属于元杂剧著作其中之一的《窦娥冤》便是他的代表作。《窦娥冤》是中国十大悲剧之一的传统剧目，是一出具有较高文化价值、广泛群众基础的名剧。它的悲剧剧情取材于“东海孝妇”的民间故事。《窦娥冤》中的剧情主要讲述楚州贫儒窦天章因无钱进京赶考，无奈之下将幼女窦娥卖给蔡婆家为童养媳。窦娥婚后丈夫去世，婆媳相依为命。蔡婆外出讨债时遇到流氓张驴儿父子，被其胁迫。张驴儿企图霸占窦娥，见她不从便想毒死蔡婆婆以要挟窦娥，不料误毙其父。张驴儿诬告窦娥杀人，官府严刑逼供婆媳二人，窦娥为救蔡婆自认杀人，被判斩刑。窦娥在临刑之时指天为誓，死后发誓血溅白练、六月飞雪、大旱三年，以明已冤，后来果然都应验。三年后窦天章任廉访使至楚州，见窦娥鬼魂出现，于是重审此案，为窦娥伸冤。作者运用丰富的想象和大胆的夸张，设计了三桩誓愿的超现实情节，运用了浪漫主义手法，显示正义抗争的强大力量，寄托了作者鲜明的爱憎，反映了人民伸张正义、惩治邪恶的愿望也反衬出社会的黑暗。这是本折也是全剧刻画主人公形象最着力的一笔，是作品艺术性的集中体现，使悲剧气氛更浓烈，人物形象更突出，故事情节更生动，主题思想更深刻，既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又充满奇异的浪漫色彩，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在封建社会，人民不仅在人身权利及政治经济上受压迫，而且在思想上受毒害。按当时观念，天地鬼神明察世上是非，主持人间公道。封建官吏为了愚民，也每每以青天自况。窦娥开始也受神权思想影响，相信“青天大老爷”能主持正义，赏善罚恶。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她觉醒过来，看清了“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的社会真相。在《滚绣球》一曲中，她猛烈地指责天地鬼神不分清浊，混淆是非，致使恶人横行，良善衔冤。窦娥对神权的大胆谴责，实质上是对封建统治的强烈控诉和根本否定。她那似岩浆迸射如山洪决堤般的愤激之词，反映了女主人公的觉醒意识和反抗精神，也折射出当时广大人民的反抗精神。窦娥临刑前的三桩誓愿，正是作家世界观矛盾的一种反映。一方面关汉卿关心民情，洞察现实，通过窦娥指斥天地、发下三桩誓愿应验等情节表明自己对封建官吏的憎恨，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反映人民仇视封建统治，要求变革现实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作者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剧作家，他尽管关心人民的疾苦，却不能意识到人民自身的力量；他虽然憎恶封建统治，却又找不到变革现实的出路，所以最终还是让天地动容清官平冤来解决问题，这也反映了作家的阶级局限和历史局限。当然，上天被窦娥感动，也说明窦娥冤大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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