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6-16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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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治体为中心的王权概念，以及作为“道德、政治、奥秘之体”的国家的概念，都不能轻易地与另一个概念分开。这个概念是独立于（尽管同时）机体论和合众体原理而新创生的，那就是“作为祖国的国家”（ regnum as patria ），国家成为了政治效忠和准宗教情感的对象。“祖国”（ Patria ），在古代常常构成一个人的生死所维系的全部政治、宗教、伦理和道德价值总和，而到了中世纪早期，则成了一种几乎绝迹的政治单位。

在封建时代，领主与封臣之间的个人性纽带决定了政治生活，并压倒了绝大部分其他政治联系，因此，古老的“祖国”观念几乎完全消失或破碎了。这并不表示“祖国”这个词从中世纪拉丁语中完全消失。中世纪的诗人和学者从维吉尔、贺拉斯和其他古典作家那里汲取灵感。在这类中世纪作品中，“祖国”这个词频繁出现，不过，基本上无法适用于当时的实际生活条件，也不符合政治现实。

不过，有一点没有疑问，就是在美男子腓力时期的法国， patria 这个词的意思已经逐渐开始指整个王国。到了 [237] 这个时候，法国的领土性——或许我们甚至可以说民族性——君主制已经足够强大，足以更进一步，宣称自己为全体臣民的“共同的祖国”，并以祖国的名义要求额外的役务（ extraordinary services ）。

为你的祖国而战，如果力不能胜，甚至就要为她而死。死亡本身就是胜利，是一种拯救灵魂的方式。因为凡是为自己的弟兄而死的，就是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上帝，并且他毫无疑问地跟随了基督，基督就是为他的弟兄舍命 [ 约一 3 ： 16] 。因此，如果你们中的一个在这场战争中为死亡所胜，就让死亡成为他一切罪的补赎和赦免……

只是到了 12 世纪，“圣爱”（ caritas ）这项基督徒的美德才确定地带上了政治属性，相比之前所有时代，在这一时期它得到了更普遍的使用，并被用于在伦理和道德上圣化及正当化为政治性的“祖国”而献身的行动。没有一个人是仅仅为自己而生的；他也接受西塞罗的宗教： Patria mihi vita mea carior est ，“祖国对我来说比我的生命更宝贵”。除了这些零星的古代材料，根特的亨利把重点放在传统的基督教论证上。对他而言，为保卫祖国而死基本上也是一种出于爱的行动，并且，亨利也将最终的祝福授予“为祖国而死”，他——与蒙茅斯的杰弗里类似——也把一名公民为弟兄、为共同体牺牲，比作基督为了拯救人、拯救人类而作的终极牺牲。

由王朝的神圣性，讲道者就很容易进一步（ a fortiori ）推论，“神圣诸王”的事业无非就是正义本身的事业。如此，弗来芒人就是在为非正义事业而战，因为法国人是在为正义事业战斗——“我们为正义而战，他们为非正义”（ cum autem nos bellemus pro iustitia ， illi pro iniustitia ）。不过，几乎应该祝贺邪恶的弗来芒人，因为通过一场由圣徒国王领导的、针对他们的战争，他们就有很大的机会，这么说吧——从他们的不正义中“被解放出来”。被神圣的法国国王征服，好过被某种邪恶的生活哲学、甚或被罪恶本身征服——这个观念反映了经院哲学原理，很容易地将弗来芒人放在一种政治和道德的“异教徒”位置上，并把这场战场变成了为正义而发动的十字军。

为了整个身体的利益，一个手或一只脚——在国家中就是公民，必须要被切除，我们这样说并不过分，因为君主自己，国家奥秘之体的头，也有责任在国家要求的时候牺牲自己的生命。显然，恩典以及正义和法律维系了无法轻易撤销的永恒性，并且，它们在为新君主国构建延续性的过程中共同合作；因为，“依上帝的恩典”而设立的统治权的概念在王朝意识形态那里获得了新生，而一种“永不死亡”的正义的延续性则在王冠的延续性问题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不过，新式的、以政体为中心的统治权（ polity-centered rulership ）生长发达所依赖的不朽性或延续性，其价值被赋予了“永不死亡”的共体（ universitas ），赋予了一个不朽的人、政体或祖国的永久性，后者可以容易地与个体的国王相分离，但却与王朝、王位（ Crown ）以及王家尊荣（ Royal Dignity ）无法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