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跟大家聊过汉使。别的朝代的使节大多是跑到域外去畅谈友好、推动和平，唯有汉朝的使节不一样——劝（wei）说（xie）你乖乖听话的都是最温柔的汉使，比如张骞、苏武；忽（le）悠（ling）你乖乖投降的都是最善良的汉使，比如终军、涉何；动不动就转行当刺客的汉使也不少见，比如著名的傅介子；当然更猛的是像班超、常惠这样一手持节、一手拎刀的汉使，坐则嘴炮无敌，立则杀人如宰鸡，这样的汉使就问谁敢不服？
当然在某些时候，汉使就是去送死的——要是汉使不死，你让战争狂人刘彻有啥借口去杀人灭国、开疆拓土（详见汉使是宣言书、是播种机，更是敢死队和特种兵）？
其实在汉朝、尤其是西汉那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里，打破人们的常规认识、让后人不知道该说啥好的不光有汉使，还有酷吏。
酷吏，在我们以往的印象中就是一群变态。他们往往打着维护法律、正义的旗号，却以极其暴虐残酷的手段摧残人犯的身体和精神，尤其以花样百出又灭绝人性的审讯手段闻名。而且这个群体中的成员或私德有亏、或人品不佳、或利欲熏心，但大多心理变态，以他人的极端痛苦为自身愉悦的来源，简直不能称之为人。
酷吏这个群体在历朝历代都不少见，但尤以西汉为最。而且如果拨开那些屁股坐在儒家立场上的史书所抹下的脏水，我们会发现汉朝的酷吏们不但是大一统帝制的拥趸、法律的维护者，还是正义的化身，甚至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劫富济贫的先行者。
说白了，其实西汉的酷吏，大多就是法家。
酷吏是在汉初皇室与勋贵集团争夺权力的背景下，被皇室推向斗争第一线的打手。
作为我国唯二的草根出身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者，汉高帝刘邦无疑比明太祖朱元璋倒霉得多。毕竟一旦遇到什么难以解决的麻烦，老朱只要翻开史书看看过去1500年里他的那些前辈同行是怎么处理的，大致也就能有了一定的章法。可老刘咋办？嬴政初建帝制不过20来年，而且“暴秦”的恶名臭不可闻，他要是敢照搬肯定会被吐沫星子淹死；至于先秦时期的形势与汉朝截然不同，也缺乏参考价值。
估计最终老刘也没啥好主意，只能放任自流、爱咋地咋地，没想到还得到个信奉黄老，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美名。其实刘邦这么做是非常不负责的，尤其是他即位时已经55岁了，又在位不满8年就驾崩，给他的江山和子孙留下了一个乱摊子。
事实上老刘在生前也意识到了危险，所以他杀掉了韩信、彭越、英布、臧荼等异姓王，并逼着大臣们立下“白马之盟”——“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第九》）可问题是承诺要是有用，那还要军队和警察干什么？
帝制最大的问题在于将所有的权力集于一人之身（哪怕是名义上的），而权力的诱惑又是无限的，所以独揽大权的皇帝很容易成为无数追逐权力者共同攻击的目标。在皇权强大时，这些人可能会满足于通过依附皇帝来分享部分权力，可一旦皇权虚弱了，他们又会毫不犹豫的张开血盆大口，妄图蚕食甚至吞食皇帝手中的权力。
所以皇权与臣权的斗争几乎贯穿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史。站在权力巅峰的皇帝虽然是孤家寡人，但也经常不得不假手于外力。而外力的来源无外乎于以下几股势力，即宗室、外戚、阉宦以及从臣子中分化过来投靠皇帝的文官或武将。
刘邦分封刘氏诸王藩镇地方，其用意就是利用宗室的力量压制臣权，而事实证明这是一记昏招和败笔（同样是草根出身的朱元璋也这么干过）——在复辟分封制的汉、晋、明等王朝中，给皇权带来最大伤害的恰恰就是这些宗室“屏藩”，什么七王之乱、八王之乱、靖难之役的，欺负皇帝最狠的、给自家江山带来最大危害的，几乎都是这些宗室。
至于阉宦此时还没有登场的机会，毕竟内侍必须使用阉人的规矩还是汉光武帝刘秀定下的，而阉宦逐渐取得皇帝的信任并足以影响朝政还是东汉末年的事情。在两汉始终发挥重要的影响力的亲皇权势力是外戚，比如大名鼎鼎的卫霍以及后来层出不穷的各种只能由外戚担任的大将军。
刘邦出身草莽，最终能够成事并称为天下至尊，最大的支持力量是一群他的同乡兼“老兄弟”，即后来的丰沛集团。其代表人物如萧何、曹参、王陵、周勃、审食其、灌婴、申屠嘉、卢绾、樊哙等人论名气、功劳可能不是最大的，但论对刘邦的忠心却是从来无人能够质疑的。所以像韩信、张良这样的“外人”后来的结局可能不太好，但老刘的这些“乡党”们却大都得以善终。
可惜刘邦忽略了两个问题——其一是丰沛乡党忠于刘邦，但不意味着他们会继续忠于刘邦的接班人；其二是在刘邦称帝建国后，这帮曾替他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兄弟在身份、地位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同样出身草莽、曾一无所有所以浴血奋战以求建功立业的丰沛乡党，已经一跃而跻身为汉朝新的权贵集团，建立起了庞大的家族、拥有了更加庞大的利益。再让他们舍家为国、不惜代价的替老刘家卖命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了。
所以刘邦一死，继位的汉惠帝刘盈只是个刚满16岁的黄口孺子，在那些老臣宿将中毫无威望和影响力。即便是对临朝称制的太后吕雉也经常阳奉阴违，尤其是在刘盈早逝后，吕雉与以丰沛集团为首的勋贵集团爆发了尖锐的矛盾。而就在此时，一个特殊的群体被皇室推向权力斗争的第一线，那就是酷吏。
西汉的酷吏最早出现于吕后当政期间，发展于文景之时，在武帝时达到鼎盛。东汉时也有酷吏，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不如西汉，功用也不同（主要是对付权阉），更不如西汉的前辈同行刚猛。
汉初的酷吏其实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酷”。
西汉第一个被公认为酷吏的家伙叫侯封，他人生的巅峰时刻都出现在吕后当政期间。史书上说他“刻轹宗室，侵辱功臣”（《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第六十二》），但具体干过啥坏事却语焉不详，这是为啥？答案可能从西汉第二个被扣上酷吏这顶大帽子的晁错身上找到。
相对于名声不彰的侯封，晁错算得上大名鼎鼎。起码在中学历史课上提到七王之乱时，都少不了要提上一嘴那个著名的口号“清君侧，诛晁错”嘛。可是相比武周酷吏周兴、来俊臣等发明了“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见即承”等骇人听闻的残酷刑罚，搞出了“请君入瓮”这样著名的典故，甚至理论联系实际弄出来一部酷吏宝典《告密罗织经》，晁错到底干了啥缺德事也被整成了酷吏？
晁错的仕途历经文帝、景帝两代，但主要是在汉景帝刘启在位期间受到重用，官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他的主要政治主张是对外以移民实边、主动出击等办法反击匈奴，对内则主张革新法令以及削藩。尤其是对于削藩，晁错的态度极其坚决，特别是对藩国中实力最强、野心也最大的吴王刘濞深恶痛绝，不断谏言刘启必须对其采取措施：
“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书·卷三十五·荆燕吴传第五》）
晁错力主削藩，其实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不仅招致诸藩的痛恨，权贵如宰相申屠嘉、外戚窦婴、吴相袁盎等都与之结怨，连晁错的父亲都因此服毒自尽。可是晁错仍然强力推动刘启下达了削藩令，由此引发了七国之乱。面对宗室的大规模叛乱，朝中的权贵群起弹劾，刘启承受不了压力，只好牺牲晁错，将其腰斩于市。
由此可见，晁错被扣上个酷吏的帽子，并非是因为他滥杀无辜或是执法严酷，更不是个变态，仅仅是因为他主张以强硬的手段削藩和限制权贵的特权，所以引起了这些人的敌视和怨恨，这才将其强行推进酷吏的行列——毕竟晁错已经死了，而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而从另一个著名的酷吏郅都身上，我们可以以一斑窥全豹，了解西汉酷吏的基本特征。
首先，汉初的酷吏都执着的相信法令、秩序并忠于帝王。
有一次郅都随汉景帝刘启游上林苑，宫人贾姬如厕时遭到野猪袭击，刘启让郅都赶紧去救人，但后者不为所动。刘启想亲自去，郅都却持剑跪地劝阻道：
“亡一姬复一姬进，天下所少宁贾姬等乎？陛下纵自轻，柰宗庙太后何！” （《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在郅都看来，他身为中郎将的职责是保卫皇帝，而贾姬是皇帝的私人，不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同时，阻止皇帝以身犯险、因私废公更在他的权限范围之内——要知道以郅都的脾气，他手里拎着的那把剑可不是摆设。
其次，汉初的酷吏看似嫉恶如仇，处处与权贵豪强作对，其实是执法不阿，一视同仁。
郅都当济南太守时，采取以暴制暴的办法与当地的豪强地主正面硬刚。刚到任就将以瞷氏为首的几大家族统统屠灭，吓得当地300多家横行不法、“二千石莫能制”的大姓宗族“皆股栗”，从此变得老老实实，济南于是大治。
其实西汉的官府一直是这样对待百姓的，郅都只是一视同仁而已。
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郅都被调入京中担任中尉，掌管京畿治安。当时在京中敢于犯法的都是皇亲和权贵，郅都执法不阿，无论何人犯法一律依法惩治。话说儒家一向讲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第一》），郅都只是将过去千百年来只用在平头百姓身上的刑罚施加于权贵，就令其莫名惊诧，视之为严刑酷法、是不人道的，由此郅都自然就成了酷吏。
最后，汉初的酷吏经常被皇帝当成一次性的消耗品，下场通常都很糟糕。
刘启在位期间曾经历了一场废太子风波，最终的结果是原太子刘荣被废为临江王，原胶东郡王刘彻被立为太子。
在郅都的眼中只认皇帝，哪怕作为皇帝预备役的太子他也毫不通融，更何况是个前太子？所以在刘荣受审期间，郅都只将其当作普通的犯人，责讯甚严，最终间接导致心理承受能力极差的刘荣自杀。这下可把刘荣的奶奶窦太后惹火了，就准备往死里收拾郅都，不过刘启却不同意。对于郅都这个忠心耿耿的臣子，他还是要保护的，否则以后还有谁替他卖命？
于是刘启偷偷把郅都派到雁门防备匈奴。郅都不但是个优秀的执法官，还是个优秀的将领，他一到雁门便使匈奴人望风而逃，不敢南窥（当然对史书中这种夸张又无实据的说法，我是怀疑的）。不过纸里终究包不住火，郅都的行踪还是被窦太后发觉了。怒火中烧的窦太后强硬的要求刘启处死郅都，而后者为了避免与母亲关系破裂，也只能答应了这个无理的要求。
西汉的酷吏大多数都被皇帝挡在身前，充当与宗室、权贵斗争的敢死队。问题是这个活儿太得罪人，一旦激起众怒不可收拾，皇帝自然会像扔掉一块脏了的破抹布一样，将他们抛弃掉，几乎无一例外。
汉武一朝，是酷吏的“黄金时代”。
有人曾总结出汉朝十大酷吏，即侯封、郅都、张汤、赵禹、宁成、义纵、减宣、杜周、周阳由、王温舒。其实这个排行榜没啥稀奇，基本上全盘照搬了太史公的《酷吏列传》，而我们知道一部《史记》终结于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所以并不能代表汉朝酷吏的全貌。
不过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上述这10位著名酷吏中除了侯封和郅都以外，基本上都是在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得到重用并成名的。而汉武一朝，堪称是酷吏的黄金时代。
刘彻喜欢用酷吏，这是有历史渊源的。
刘邦死后，宗室、权贵势力大涨，时常威胁皇权，因此吕后开始启用酷吏当打手进行对抗。不过吕后死后，权贵对其进行了血腥的报复，不但诛灭了吕氏全族，还杀掉了吕后一手拥立的皇帝刘弘。不过国不可一日无君，最后他们又选中了看起来老实巴交的代王刘恒，是为汉文帝。
所以后来被推崇为一代明君的刘恒，面对嚣张跋扈的宗室、权贵势力其实一直腰杆不硬，只能采取调和、妥协的办法拖延矛盾的爆发。汉景帝刘启即位以后，皇权与宗室、权贵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他即便想拖延也拖延不下去了，最终只好重用晁错以削藩。结果爆发了七王之乱，晁错成了替罪羊。
史书上说若无文景40余年之积，何来汉武挥戈一击——这说的主要是对匈奴的反击作战，但若是将战场由域外换到国内、将目标由匈奴人换成宗室和权贵，这种说法也说得过去。
差别也是有的，对外刘彻依靠的是卫青、霍去病等外戚，而对内替刘彻大打出手的则是以张汤、赵禹等人为首的酷吏。
相较于父祖的不得已和软弱，刘彻则从不知妥协为何物，而且处理问题不在乎手段，只求目的。尤其是他用人不问出身、德行，只重能力，这就使得一些出身寒微甚至品行不端之人得到重用，并也因此广受诟病。
比如酷吏宁成出身小吏而且贪婪暴虐，义纵不但当过强盗还通过姐姐的关系得宠于王太后，杜周也出身小吏并通过巴结上官才得以上位，王温舒更曾有过杀人越货和当盗墓贼的黑历史。我国古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任官注重德才兼备，甚至倾向德重于才，哪怕有德无才也能凑合用，但人品（在隋唐之前还经常包括出身）不行的要坚决清除出官宦队伍。
而在其中能特立独行的君主还真不多，除了刘彻以外，最著名的恐怕就只有“唯才是举”的曹操了。
刘彻这么做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剪除宗室和权力的分裂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为此他简拔了大量出身寒门的子弟为官，以打破权贵对于官场的垄断。而像张汤、赵禹、杜周等人一方面要对皇帝知恩图报，另一方面他们天然就站在权贵的对立面，根本没有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因此无论出于主观意愿还是客观现实，他们都不得不冲在皇帝与宗室、权贵斗争的第一线，充当打手、成为酷吏。
刘彻重用酷吏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勒索钱财以充国用。
刘彻在位55年间就跟匈奴打了43年仗，不但将文景之积打了个一干二净，还几乎将国家财政打到破产，百姓不堪赋役压力，生活困苦不堪。可是按刘彻的脾气，哪怕打得倾家荡产，仗还得继续打下去，那么搜刮钱粮来弥补军费的窟窿就成了首要解决的问题。
为此，刘彻先后6次改革币制，终于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同时采纳了桑弘羊的意见实行盐铁官营以增加财政收入。可是钱粮还不够用咋办？那就打土豪、分田地呗，于是就轮到酷吏们登场表演了。
在汉武一朝，大规模的“反贪腐”运动始终延绵不绝，而重点整治目标就是那些位高权重同时又身家丰厚的宗室、权贵。张汤在审理三王谋反一案中，不断的深挖穷纠，连刘彻想放过严助和伍被等人都被他坚决反对，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尽可能的敛财——当然张汤可不是替自己捞钱，毕竟他的清廉有口皆碑，后来被杀时“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它赢”（《汉书·卷五十九·张汤传第二十九》）。而像王温舒、杜周等贪酷之辈在办案时大肆株连、制造冤狱无数，虽然自己没少贪，但打着的旗号都是替刘彻搞钱。事实上他们也真没少搞，否则饿着肚皮的汉军要么根本无法出战，即便出战也很难“威武”，即便卫霍再能打也没用。
汉朝的酷吏为啥名声那么差？因为他们大都是法家的坚定信徒。
由此可见，汉朝的酷吏们尽管私德有亏，但是他们对于国家和皇帝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说两汉的历史进程要是少了他们的参与，“强汉”可能未必有那么强，霸道如刘彻这样的皇帝腰杆子也未必有那么硬。
而且他们当中固然有像王温舒、杜周、宁成这样嗜杀、残暴，大肆株连、擅造冤狱的货真价实的酷吏，但也有像晁错、郅都、张汤、赵禹这样严格执法、不畏权贵、忠于君主的人物——与其视之为酷吏，不如称其为法家。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儒、道、法、墨在诸子学说中占据主流地位。但随着秦因商鞅变法而强大并最终一统天下，法家开始独大，哪怕秦因法令严苛导致二世而亡，但其在汉初的影响仍不可小视。比如在汉初标榜的崇尚黄老、无为而治的另一面，其实就是隐讳的表现出对于秦朝法家体系的继承。到了汉武帝时期虽然喊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但这更多是出于中央集权的需要，儒家远没有达到“独尊”的地位，法家仍在皇帝的心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比如刘彻治国理念的坚定奉行者、汉宣帝刘询就曾明确指出儒家治国根本不靠谱，儒法结合才是王道：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书·卷九·元帝纪第九》）
不过儒法相斗数百年，学术理念尖锐对立，想要他们共处甚至合作简直没有任何可能性。尤其是法家想要发挥作用，严重依赖于像秦孝公、始皇帝、汉武帝这样敢于斗争、性格霸气的君主。但自汉中期以后，老刘家的皇帝小的小、怂的怂，堪称一代不如一代，法家自然也跟着一蹶不振，最终被儒家彻底取代。
儒家彻底上位之后，自然不会替老冤家说啥好话，大多数时候都免不了要往他们身上泼泼脏水，哪怕是太史公也不能例外：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於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现代法治社会讲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事实上正是汉代所谓的“酷吏”的基本主张之一，也是上述引文中太史公抨击的。
前文说过历史由胜利者书写，也有人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反正不管怎么说，像张汤、晁错等这帮在权力以及学派斗争中失败的倒霉蛋，就这样连自家师门的招牌都被人摘掉了，最后就剩下了个酷吏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