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里柯+德拉克洛瓦 — 路易·菲利普 — 孔德
虽然，近年来很多黑格尔研究者希望把黑格尔和浪漫主义切割开，但是，事实上，黑格尔受到了浪漫主义的很大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浪漫主义；他被誉为“最后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也将作为本文的最后一位思想家出场。
黑格尔
黑格尔曾经颇有深意地称拿破仑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而黑格尔认为自己是“哲学界的世界精神”，或者说，“哲学界的拿破仑”。
从很多方面来看，黑格尔是对的：
黑格尔和拿破仑一样极度自负，这种自负既造就了他们，也挫败了他们；
黑格尔和拿破仑一样好战且善战——黑格尔踏进了哲学界的每一个重要战场，他没有放过哲学上的任何一个重要争论（无愧于“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位集大成者”称号），而且，黑格尔在哲学思辨和论战中表现出极其高超的战斗力——和拿破仑一样，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越拿破仑；
黑格尔和拿破仑一样成功地回应了时代的挑战，当他们与自己的时代合拍时，他们登上了各自的巅峰，而当时代加速向前时，他们先后快速陨落；
黑格尔和拿破仑一样为后人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思想资源——马克思哲学体系的逐步完善，与马克思对黑格尔理解的逐步深入是同步的，青年马克思曾经激烈地批判黑格尔，而当老年马克思彻底掌握黑格尔哲学的精髓之后，他在《资本论》中大大方方地写道，“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另外，存在主义、实用主义、现象学和分析哲学，“实际上都脱胎于对黑格尔理论的反动”；因此，如果我们想理解西方文化，那就不能绕开黑格尔——只有理解了黑格尔理论，才能深入到20世纪最主要的哲学争论和思想运动的内部，理解它们是在对什么问题或观点做出回应，否则，我们就始终只是浮在表面。
最后，黑格尔和拿破仑一样，都是既极度理性又非常浪漫的人——超群出众的理性是他们克敌制胜建功立业的法宝，而浪漫则深入他们的骨髓：拿破仑一直致力于建立亚历山大式的无疆界的“世界帝国”，黑格尔则认为，他本人才是“世界精神”的真正的代言人（超越了“马背上”的那位代言人），通过他的哲学，“世界精神”向人类显现了自身，至此，人类思想达到了巅峰；人类剩下需要做的，就是让黑格尔所揭示出来的“世界精神”，在伦理、政治、宗教、文化、历史等各个领域中“实现自身”。
德国浪漫主义者是德国启蒙运动的“孩子”；这些“孩子”们进入思想“青春期”之后，展开了对德国启蒙运动最猛烈地批判，批判的火力尤其集中在启蒙运动对理性的推崇上。黑格尔在早期也是浪漫派中的一员，后来，他脱离、超越并批评浪漫主义者，致力于调和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
“在经历过18世纪90年代对德国启蒙运动的所有批判之后，黑格尔的成熟哲学首先和主要是一种营救和修复理性权威的尝试。其目标是既容纳又超越这些批判，既保存它们的正当要求，又取消它们的过度自负。黑格尔的重大成就是把德国启蒙运动和一些浪漫主义的潮流综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浪漫化的理性主义或理性化的浪漫主义。”（《黑格尔》弗雷德里克·拜塞尔）
黑格尔的结论，并不是其哲学体系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毕竟，它们一方面受累于黑格尔的过度自负（很显然，黑格尔在取消他人的过度自负时，不知不觉地代之以自己的过度自负），另一方面又受限于19世纪初期的自然科学水平（如果黑格尔哲学成形于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之后，那么可以断言，黑格尔哲学肯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但那样马克思就来不及从黑格尔那里汲取思想资源了）。
黑格尔哲学最有价值的部分，其实是思辨的“案例教学”，或者说，“战例教学”——黑格尔以当时知识界的自然科学共识为装备，投入到最重要最激烈的哲学论战中，在那里，他展现出极高的天赋和才华，令人惊叹的创造力，对智慧的无以伦比的热爱与激情，以及一种德意志人特有的纯粹和乐观。
19世纪初，实证科学和自然哲学之间还没有出现明确的区分；“有机的自然”这一概念被认为是当时的“规范科学”、最好的科学世界观、最有解释力的理论，代表了自然科学的最新进展。与“有机的自然”相对立的，是已经出现了一百多年的“机械论”；“机械论”在笛卡尔哲学和牛顿经典物理的体系中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在解释引力、磁性、电、化学、生物学现象和人文科学方面遭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
黑格尔拒绝了“机械论”，采取了“有机世界观”的立场——他相信，宇宙是一个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个体不可与整体分离，正如整体不能与个体分离一样（即“整体论”）；宇宙这个有机体，和其他生命体一样，一直以“有机发展”的方式发展着（即“有机发展”概念）。“黑格尔的所有思想，本质上都是从一种有机的世界图景，一种把宇宙当作一个简单而巨大的、活的有机体的观点，扩展开去的。”（《黑格尔》弗雷德里克·拜塞尔）
黑格尔“有机世界观”所蕴含的“整体论”和“有机发展”，将在后续的论战中成为非常有用的武器，但在投入战斗之前，这些武器还进一步需要升级；武器升级的资源，一部分来自于古典哲学，一部分来自基督教传统，还有一部分来自近代和当时的哲学家们的思想与论战。
让我们从近代和当时的思想论战开始，顺便了解黑格尔所面对的哲学战场，和时代问题。
青年黑格尔成长于欧洲哲学界“烽火连天”的时代，有五大主要战场，分别概述如下：
1. 启蒙运动所极力推崇的理性的基础，真的很坚实吗？
理性的支持者，来自两大阵营：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虽然两大阵营之间也有分歧（前者认为基础在于经验，后者认为基础在于“第一性原理”），但是，他们都支持理性的权威地位，也都相信理性的基础很坚实——在这方面，经验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是盟友；康德最伟大的成就在于调和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因此，可以算是他们的“盟主”。
启蒙运动的批判者则认为，无论是经验，还是“第一性原理”，其实都不那么可靠——它们要么“是琐碎而无结果的”，要么“是可拒绝的，因而易受怀疑论的质疑”；康德的“二律背反”大量存在（即，观点对立的双方都能找到同等强有力的经验、直觉、概念、体系和解释）；哲学，毕竟不同于数学，不能像欧几里得《几何原本》那样从公理和概念出发推导出完整的体系；“哲学的方法是分析的，它从日常会话提供的概念出发，并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它的普遍原理。”——因此，理性的基础，其实并不坚实。
经过激烈的论战，一些思想家不得不承认理性的基础确实不那么坚实，他们选择了“后撤”，并向“盟主”康德靠拢（即所谓的“认识论的再康德化”），即，理性的基础，“将仅仅被构想为调节性的理想，被构想为我们能够接近但决不能通过无限的努力来达到的目标。”
2. 斯宾诺莎的“泛神论”，难道不比“一神论”与“自然神论”更有价值和解释力吗？
斯宾诺莎哲学中的几何学方法，已经被康德的批判所否定；但是，斯宾诺莎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却似乎被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所证实了。更重要的是，在论战中，斯宾诺莎的“泛神论”被戏剧性地复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新一代思想家（比如，谢林就曾经宣称，“我已经变成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了！”）。
“泛神论”的两大对手，分别是传统的基督教“一神论”和许多启蒙思想家所推崇的“自然神论”。
启蒙运动和自然科学对基督教“神迹”和圣经的激烈批判让“一神论”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天主教和新教都尚未找到很有效的应对方法。而在以休谟为代表的怀疑主义的猛烈攻击下，“自然神论”（即，神，作为自然的“第一因”，给了自然，这个巨大的机械系统，所需要的最初始的第一推动之后，就隐退到宇宙之外，既不再干预自然，也不再干预任何人类事务）也岌岌可危。
人类，作为一种天然具有宗教性的社会动物，对于“神”，有本能的需求。在“一神论”和“自然神论”退出各自领地之后，科学和意识形态被捧上神坛之前，“泛神论”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事实上，正如亨利希·海涅所说，“泛神论一直以来就是德国的秘密宗教，是德国文化背景中的信仰”——两百多年来，德国宗教激进改革者认为，路德宗投靠了君主，背弃了理想，他们反而觉得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于我心有戚戚焉。浪漫主义者首先在斯宾诺莎哲学中看到了“宗教理性化的意图”——“神，即自然”，意味着宗教和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同一个，因此，调和了宗教与科学之间的激烈矛盾，“当浪漫主义者在18世纪90年代末拥抱斯宾诺莎主义的时候，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不知不觉地继承了激进改革者的传统”，同时，也找到了安放信仰的“圣所”。
3. 理性主义，是否最终必然走向“虚无主义”？
康德哲学中包含着“怀疑论”的观点——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去证明超乎我们感官之外的存在；而当理性的批判发挥到极限，不仅外部世界的存在是可疑的，甚至连怀疑者自己的存在都是可疑的。这就是“虚无主义”。
从康德的“物自体不可知论”，到费希特的完全任意的“自我的设定”，明显在滑向“虚无主义”的深渊。哲学界没有找到对这种质疑的有效回应。
4. 历史主义，会不会带来“相对主义”？
在哈曼和赫尔德等人对启蒙思想家的历史观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历史主义在德国兴起：“启蒙者认为理性的原则是普遍和公正的，是所有时间和地点的、作为智性存在者的人所共同具有的。但历史主义者警告我们说，这些原则仅仅表面上是普遍而永恒的。一旦我们把它们放到它们的背景中来看它们是如何在历史上兴起的，它们就将表明自身是特殊时期特殊文化的产物；它们仅仅表达它们时代的自我意识。由于对某些原则之普遍性的信仰，哲学家和启蒙者患上了健忘症。他们看不到这些原则的起源，以及它们兴起背后的条件，并由此将他们时代的观念一般化，仿佛它们是全人类的观念一样。”（《黑格尔》弗雷德里克·拜塞尔）
历史主义蕴含着“相对主义”（即，没有通用的价值尺度，没有客观的是非标准，没有绝对，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取决于特定的民族、文化、情境、环境和历史）；“相对主义”，过分强调相对，而彻底否认绝对，为诡辩术和混淆是非者打开方便之门。
5. 应该是理论指导实践，还是理论追随实践？
“康德和费希特站在左派理性主义一边。他们主张，在政治领域，实践应当追随理论，因为由纯粹理性确定的道德原则，也是和政治绑定在一起的。他们的批评家代表了一种右翼经验主义。他们坚持认为在政治领域，理论应该追随实践，因为理性的原则太过形式而不能对宪法或政策施加影响，并且认为，为了确定在政治中去做什么，我们需要求教的是经验，‘祖祖辈辈世代相传的智慧’。”（《黑格尔》弗雷德里克·拜塞尔）
在上一篇文章中讲过，康德哲学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正是因为康德直面了当时最重大的哲学论战，深入到问题的核心，在矛盾中洞察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自的价值和弱点，进而构建出一个更合理更有解释力的哲学体系——而这也正是黑格尔试图去完成的事情：黑格尔直面了所有重大哲学论战，深入到每一个问题的核心，从各种理论中汲取有价值的思想资源，摒弃他认为不合理的部分，并且，经常天才地创造出“空间和时间”以容纳那些看似无法相容的理念，让它们在自己的“哲学大厦”中各安其位，甚至发挥出“协同效应”。
虽然我们不必同意黑格尔对哲学思想所做出的取舍，也不必同意他所构建的结构，以及最终的结论，但是，仍然可以从黑格尔哲学中获得很多启发（其中不少超出哲学领域，对于所有从政、经商、打仗、打官司、搞科研，或者说，所有需要解决难题的人来说，都非常有价值；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企业家们爱读《毛选》：因为，《毛选》中有来自马克思哲学的智慧，马克思哲学则有来自黑格尔哲学的智慧）。
理解黑格尔所处的时代，以及他的理想和抱负，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取舍和构建，有助于我们获得那些宝贵的启发；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顺便“盘点”一下黑格尔用来升级武器的另一部分资源——古典哲学，因为古典哲学，也是黑格尔的理想和抱负的重要来源。
让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理解黑格尔的时代：思想、政治、个人生活；而从这三个角度所获得的图景，又可以归纳为一个关键词：分裂。
首先，从思想的角度来看，前面所概述的“五大哲学战场”其实可以被归纳为一句话：基督教传统和启蒙运动经过一百年的殊死搏斗，已经两败俱伤——欧洲思想界满目疮痍，破碎分裂。
从政治上来看，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拿破仑帝国，也在撕裂欧洲；被拿破仑彻底埋葬的“神圣罗马帝国”本身就是一个极其松散的政治组织，而在德意志地区，它更是分裂成300多个大大小小的领主国。除了政治和军事势力的分裂之外，在政治理念上欧洲人也分裂成诸多派别：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共和主义、雅各宾主义、波拿巴主义、民族主义、早期共产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等等。
在个人生活的所有层面，分裂都触目惊心，而且还在加速、加深、加大：自我的分裂、人与他人的分裂、人与自然的分裂、人与上帝的分裂。
“不断增长的劳动分工，每个个体将自身专门化以便献身于一个狭隘任务的需要，威胁着人与自身统一的理想。生产越是变得理性化和高效，人们也就越是不得不去培养专门的技艺和才能。并非人们的所有能力都得到实现，而是他们只能发展其中某些狭隘的方面。由于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浪漫主义者赞同谢林著名的悲叹：“人由于总是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小小片段上，于是也将他自己仅仅发展成为碎片；由于耳朵里总是他所转动的齿轮的单调声音，所以他从未发展出他的和谐的生命；他没有给他的自然盖上人性的图章，而是仅仅变成所从事的商业和科学的印记。”
······
与他人之间的统一性理想，在现代世界同样面临着重大危险。现代市民社会的根本趋势似乎朝向原子论和无序状态发展，社会与国家的分裂造就了大量只追求私利的分离的个体。这些个体被迫在市场中相互竞争，而不是为了共同善联合在一起。由于现代国家的绝对大小和规模，它的不断增长的集中化和科层化，共和国层面的共同体参与是无法指望的。现代个体视国家为敌对的和异化的存在，国家的目的是控制和支配他。在十八世纪末的德国，可以清楚地察觉到市民社会的原子化趋势。作家们抱怨农村公社和教区在不断增长的城市化进程中的衰落，他们为城市中的失业大众发出哀叹。
最后，与自然之间的统一性理想看起来也是难以达到的。古人之所以会把他们和自然等同起来，是因为他们把自然看作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而他们自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成长，整个自然领域已经去魅了。技术专家不再把自然看作是一个沉思的对象，一个优美、神秘和魔幻的王国，相反，他们给予自然的仅仅是一种工具的价值。他卷入对抗自然的斗争之中，试图用机器控制和支配自然。既然自然仅仅是一架机器，它就可能被控制以用来为我们服务。”（《黑格尔》弗雷德里克·拜塞尔）
黑格尔是第一个宣称“上帝已死”的哲学家。虽然，当黑格尔说“上帝已死”的时候，他并不是像尼采那样宣告：在一个更为世俗的文化中，上帝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但是，“上帝已死”这句话，仍然深刻地反映了人与上帝的分裂，描述了传统基督教的巨大困境——“黑格尔用它宣告传统基督教的终结以及对于一种新的宗教的需要，或者至少是对于基督教的一种新的理解。”
“对哲学的需求，起源于分裂”，黑格尔如是说。日益严重的方方面面的分裂，刺痛了黑格尔，以及同时代的早期浪漫主义者们。“弥合分裂，获得统一性”，是黑格尔和早期浪漫派的共同理想和抱负；这种共同理想和抱负，可以一直追溯至古典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统一性的理想，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有多种呈现方式。首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卓越人性的理想，要求自我是一个整体，是理性与激情的和谐一致。其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主张，城邦（polis）是一个有机体。在城邦中，整体关心每一个部分，而每一部分为整体而活着。尽管关于国家中应当在多大程度上保留多样性的问题，他们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分歧，但是他们都认为，理想的国家应当是一个有机整体，所有公民有着唯一的宗教、艺术、道德、教育和语言。再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有机的方式，把自然理解为“一个单一的、可见的活物”。在所有这些方面，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与现代世界观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现代世界观的自我被划分为灵魂和肉体，其国家是各个自私自利的政党之间的契约关系，而其自然的概念是机械论的。重新肯定古典的统一性理想以反对现代的世界观，是黑格尔和浪漫一代的伟大成就。”（《黑格尔》弗雷德里克·拜塞尔）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过，至善包含两个基本成分：终极和完满；“就其总是目的而从不是手段的意义而言，至善是终极的；就其不能经由任何其它善的添加而得到改进的意义而言，至善是完满的。”黑格尔对《尼各马可伦理学》非常纯熟，他完全认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至善，在于统一性，并且这种统一性一以贯之地体现在各个层面：与自己、与他人、与自然、与上帝。
正是出于这样的理想和抱负，黑格尔雄心勃勃地把自己的哲学目标设定为：在事实上的严重分裂中，重新构建起统一性，不仅仅是在哲学领域上，而是整个世界，一切领域。
以此为出发点，黑格尔首先就要向二元论开战，因为他相信，正是笛卡尔、康德和费希特等人主张的二元论让世界分裂为主体与客体、“物自体”世界（即“本体实在”）与“现象实在”、自我与他人、心灵与肉体、自然与上帝——这些哲学层面上的最基本的分裂，是当时所有严重分裂的源头。于是，黑格尔很自然地选择了一元论（亚里士多德式的“一元”，即，“形式-目的因”）。
除了“统一性”的理想和“一元论”的基本主张之外，黑格尔还从亚里士多德那里继承并发展了“形而上学”和“逻辑学”。在中世纪，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和“逻辑学”被经院哲学们滥用误用——“用欺骗性的逻辑形式进行了许多错误的推论”，比如，用所谓的“本体论”、“宇宙论”和“目的论”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这些理论和所谓的“证明”扭曲了亚里士多德的本意，实际上违背了“形而上学”和“逻辑学”，堕入了“诡辩术”。康德哲学对这些经院哲学中的伪“形而上学”和伪“逻辑”做了非常有效的批判。
黑格尔一直以认真和尊重的态度对待康德哲学，以及康德所提出的所有批判和质疑，谨慎地避免重蹈康德所指出的那些错谬的覆辙——而正是这种努力，让黑格尔回归到纯正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和“逻辑学”，他不仅复兴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哲学，而且，调和了亚里士多德和康德。
康德哲学的成功起点在于调和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黑格尔哲学除了调和亚里士多德和康德，还调和了斯宾诺莎和费希特，调和了德国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调和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调和了基督教传统和理性哲学——黑格尔最终发展出一个自洽的一以贯之的思想内核，构建起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个完整体系，并且像亚里士多德一样，对伦理学、心理学、宗教、法律、历史、政治学、经济学、自然科学、教育学、修辞学、文学、艺术等每一个领域都展开有价值的阐释。黑格尔，与亚里士多德如此相似，在欧洲近现代思想界和文化史上的影响力如此巨大且广泛，以至于恩格斯把亚里士多德称为，“古代的黑格尔”。
学习黑格尔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黑格尔会把我们带入每一个重要的古典哲学议题，无一遗漏。弗雷德里克·拜塞尔在《黑格尔》这本书中，按照黑格尔“哲学大厦”的建筑过程，逐一梳理并呈现了其中每一个重要的哲学争论与问题，还澄清了许多对黑格尔哲学的误读；如果顺着拜塞尔的叙述，遇到不熟悉的哲学理论和术语就做一些研究，翻阅一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那么，我们就会对西方古典哲学的整体框架和演化脉络有更好的了解，也会在很愉快的阅读体验中加深对黑格尔这个人的了解（读拜塞尔的《黑格尔》，除了觉得黑格尔是伟大的哲学家、美学家、“哲学界的拿破仑”、“现代艺术史之父”，还觉得黑格尔是一个很纯粹、很乐观、很有趣的人，有点儿像《偷拳》里的杨露禅——爱武成痴，走遍名山大川，到处拜师学艺，不断吸取各门各派的武学精华，终成一代宗师）。
受篇幅所限，这里就不赘述黑格尔思想的成熟过程（过程非常精彩），建议感兴趣的读者去读拜塞尔的《黑格尔》（这可能是有史以来写得最好的一本关于哲学家思想的导读类作品）。我们直接看成熟的黑格尔思想，都有哪些洞见和启发，以及在构建思想体系的过程中，都有哪些智慧和教训。
如果用尽可能简单的几句话来浓缩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思想，那大致应该是这样：
唯一的“绝对理念”（或者说，所有事物的唯一的“形式-目的因”）从物质开端，渐进地发展到矿物、植物和动物；在这个层次中，“绝对理念”是“实体”，体现自然的必然性；“绝对理念”在人类自身中发展成“自我”，并开启了从“主观精神”到“客观精神”，再到“绝对精神”的三大阶段的依次发展历程；其中，主观精神阶段依次包含“意识”（狭义的意识）、“自我意识”、“理性”三个环节的个体性的意识（广义的意识，后同）；“客观精神”阶段包含伦理、道德、民族意识、社会意识、文化精神、时代精神等群体性的意识；“绝对精神”阶段依次表现为最成熟的艺术、宗教和哲学，或者说，普遍性的意识；在其漫长而艰难的发展历程中，意识的进展完全是由有机的“内在生命”（即唯一的“形式-目的因”）所推动，而外在则往往表现出“辩证法”，即，从统一到差异，再从差异到“差异中的统一”；从“绝对理念”到“精神”，“实体”变成了“主体”，自然的必然变成了“自我”的自由，自由从初级形态向其高级形态发展；就文明成果和组织形式来看，意识的这个发展过程在人类历史和文化中外在地体现为爱、家庭、伦理、社会、法律、国家；最终，经过艺术、宗教和哲学三个越来越高的层面，“绝对精神”超越自然和历史领域，并回到自身；其中，哲学史本身就是“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在人类心灵中的辩证发展过程，各种哲学思想和体系都不是偶然，而是“绝对精神”自我展开所必然要求的思想演进；而在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精神”达到了最高的组织和发展，也完成了对自身的最充分的认识、显示和表达——在这个终点，回望意识的辩证发展的整个过程，人们才会发现，哲学和宗教所研究的对象原来就是同一个“神圣者”（或者说，“上帝”、“绝对”），人类在行动和思考中帮助“神圣者”自身实现其本质（即唯一的“形式-目的因”），也只有通过人类活动和觉知，“神圣者”才能最终实现其自身。
可以看到，当整个近现代世界在“祛魅”的时候，黑格尔在“赋魅”——为自然和人类以及人类活动赋予神圣的意义；也就是说，黑格尔哲学，不仅是一种新哲学，而且是一种新宗教——一种理性且积极的，泛神主义的，同时超越基督教和异教，在意识上刚刚抵达其终极和完满之至善的，新宗教。
当“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创者乔治·卢卡奇试图利用黑格尔哲学中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开创之功归功于黑格尔时，卢卡奇显然低估了黑格尔哲学中的明显的宗教意味和强烈的唯心主义倾向，同时也抹杀了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所做的唯物主义改造的工作；更重要的是，黑格尔本人绝对不愿意被看作是“无神论者”，或“唯物主义者”，因为调和宗教和哲学是他的终身目标之一。
对黑格尔哲学最常见的两大误解分别是：1. “‘绝对’是精神，是神圣普遍的主体，这一主体创造了整个世界”；这一主体是无限的，“通过它的无限活动而设定了整个自然领域。” 2. “辩证法”是一种以“正题-反题-合题”为模式的方法。
第一个误解是错误的，因为它过分简化了黑格尔思想，去除了其中的发展过程，把“三维立体”的黑格尔哲学强行压缩成“二维平面”的理论；黑格尔认为，在开端，就其自身而言，“绝对”不是主体，而是实体（即自然，或者说，物质世界）；“‘绝对’的主观性仅仅是其组织和发展的最后阶段”；思想的形式对物质世界而言不是真实的，仅仅对主体而言才是真实的；而主体只是结果，而非开端。
也就是说，在自然还是实体的时候，在人类还没有出现的时候，物质世界按照其内在的“形式-目的因”展开并发展自己，而并不是被“绝对”所创造出来的；人类的出现，“精神”的诞生，既是伟大的奇迹，也是“形式-目的因”的必然；此后，在其辩证发展过程中，“精神”像一位战士，而他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或者说，他的“不觉醒”）——他在必然和自由之间浴血奋战，“疲惫不堪，浑身血迹，仍然踉跄前行”，既不那么自由，也没有多少创造力；一直要等到黑格尔哲学完成之后，“绝对”才真正认识了自己，回到了自身，明白了“我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我，万物就是我，我就是万物，万物就是神，神就是万物，所以，我就是我们就是万物就是神，神就是万物就是我们就是我”，只有到了这个时候，“绝对”这一“主体”才开始在思想世界里进行绝对自由地创造（在某种意义上，黑格尔认为自己既是“绝对”的“天选之子”，又是“绝对”的“精神导师”——那个被“绝对”所引领而引领“绝对”回家的人；古老的波斯和印度神秘教派，黑格尔新哲学与宗教，今天美国的新纪元运动，彼此之间不难找到“精神”上的某种共鸣；“绝对”的精神之旅，和坎贝尔的“英雄之旅”，也存在着某种相似——某种意义上，这解释了黑格尔艺术哲学和艺术评论的魅力所在，解释了为什么黑格尔被称为“现代艺术史之父”）。
第二个误解是错误的，因为它把“内在的必然性”转移到了外部，误认为“辩证法”是哲学家从外部运用到某个题材上的方法；事实上，黑格尔建议：悬置一切方法，等待题材的“辩证法”抵达其终点，然后，从中抽象出一个普遍的结构，“尽管这种结构只具有事后诸葛亮的有效性”，尽管这种结构往往呈现出“从统一到差异，再从差异到‘差异中的统一’”的相似形态。在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是题材的内在运动，是“形式-目的因”自我组织和自我发展出来的，是可以在事后进行观察、总结和抽象的结构，而不是事前或事中可以从外部施加于题材之上的方法。因此，黑格尔辩证法中的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本质与现象、原因与结果、同一与差别、可能与现实、必然与偶然、必然与自由等诸多辩证法范畴，都是黑格尔从自然和历史中观察、总结和抽象出来的——这些都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中的精华，也都是对“矛盾”与“调和”的深刻洞察——如果我们说黑格尔是一个调和矛盾的天才和大师，那应该不会有人提出异议。
首先，在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之间的矛盾是：康德认为，经院哲学家所使用的所谓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不可能通过纯粹理性来认识外在的超验的“绝对”（或“上帝”）；对此，黑格尔表示同意，并提议回归到纯正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致力于通过理性来认识内在于万物之中的“绝对”（或“上帝”）；另外，虽然哲学的目标是认识内在的“绝对”，但是，这个目标应该是哲学研究的终点，而不是起点——经院哲学总是把证明“上帝存在”作为起点，而黑格尔则提出，只有在完成其研究之后，哲学家才能理解他的研究对象自始至终都是“绝对”（或“上帝”）。
所以说，在调和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时候，黑格尔既进行了“空间”的构建（把“绝对”从“外在”移到“内在”），也进行了“时间”的构建（把“绝对”从“起点”推至“终点”）——这是非常天才的调和矛盾的方法——在矛盾的地方，在看似没有“空间”和“时间”的地方，创造出“空间”和“时间”，把各个对立的元素安放到新增的空间中和时间轴上的最合适的位置。
其次，在斯宾诺莎和费希特之间的矛盾是：斯宾诺莎认为，“神即自然，自然即神”，自然和上帝一样完美且永恒，任何主观努力或改变都是自寻烦恼；费希特则认为，“自我，不仅设定自我，而且设定非我，还设定部分的非我与部分的自我相对立”，“自我”除了创立了世界之外，还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征服自然，获得更大的自由。黑格尔同意斯宾诺莎所说的，神圣是自然的，自然是神圣的，但他认为，自然中的神还远远没有达到完美和永恒，还必须辩证发展，发展出“自我”意识，直至“绝对精神”；“如果没有人的自我觉知和行为，神圣自然诚然还在，但它将保持为一种完美的、潜在的、未充分发展的和不确定的存在”；只有通过人类的活动，神圣者才完美、完全和实现。黑格尔虽然同意费希特把“自我”放到了中心地位，但是，费希特错误地把“自我”当作了自然的“第一因”，错误地认为“自我”创立了世界；事实上，“自我”应该是自然的目标，是自然高度组织和发展的结果。
在调和斯宾诺莎和费希特的时候，黑格尔再次进行了“时间”的构建，把斯宾诺莎的“神圣自然”和费希特的“无限自我”这两个形同水火无法同台的“主要角色”安排成一出两幕剧中的一前一后的“两个主角”——让斯宾诺莎的“神圣自然”从静态变成动态，在时间轴上开始向后运动，向着费希特的“自我”演进，同时，把费希特的“自我”安放在时间轴的后方，让他耐心地等待自己“登台表演”的时机——在整体结构上，“神圣自然”代表最初的统一，“无限自我”代表差异，最终，“神圣自然”和“无限自我”在差异中统一。
顺便说一下，在美国有两位黑格尔研究学者，一个认为黑格尔是伟大的悲剧大师（他揭示了矛盾的无处不在、非理性和悲剧性），另一个则认为黑格尔是“第一流的喜剧天才”（“辩证法在于抓住每一个典型的态度或信念的片面性，而使得它逻辑上显得可笑”；“所谓辩证逻辑真正讲来就是喜剧的逻辑。它是通过揭示观念和信念的内在矛盾让它们鞭挞它们自己的逻辑”；因此，辩证法是“喜剧艺术的巧妙工具”；黑格尔哲学是“一种神圣的喜剧”）。以黑格尔卓越的人文艺术鉴赏力、历史感、空间感、时间感和洞察力来看，如果黑格尔不搞哲学，而是投身戏剧，那他确实有可能成为“德国的莎士比亚”。
在调和基督教传统和理性哲学方面，黑格尔哲学本身就是对这两者进行调和的直接产物：既是一种新哲学，同时又是一种新宗教，既超越了基督教超越了理性哲学，同时又继承了“绝对精神”在这两者中对自身所做的显示和表达，比如，道成肉身和三位一体，就是“绝对精神”的“纯粹的隐喻、直观和情感”——“统一性的环节就是父亲的环节、天空和大地的造物主的环节；差异的环节就是儿子的环节；而从差异回复到统一就是圣灵”；与此相平行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是统一性的环节，康德“批判哲学”是差异的环节，而从差异回复到统一就是黑格尔哲学（这里又一次看到了德意志思想中的类似于巴赫音乐的结构）。
在调和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时候，黑格尔支持自由主义的某些基本的价值观：自由的市场经济；“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寻找幸福”；反对对市场的过度管理；“所有人都有作为人而具有的基本权利”，包括人身安全、财产权、坚持宗教信仰的权利、思想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黑格尔把这些自由主义价值观所主张的权利统称为，“主观自由权利”。同时，他也强调有必要承认那些与“主观自由权利”互补的权利，即，社群主义价值观所主张的，“客观自由权利”：国家的法律、社会风俗、道德和伦理。
在“伦理生活”中，黑格尔调和“主观自由权利”和“客观自由权利”：“如果个体在共同体中发现了他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同一性’，那么，共同体的观念也只有通过具体的个体的行动和内部性情才能现实化。当黑格尔说，社会整体只有通过个体才能现实化之时，他的意思不是，他们只是实现集体的目的的必要手段；毋宁说，每一个个体自身就是目的，而它奋发成为一个个体就是社会有机体自身的目的。一个功能发挥良好的社会整体必须把它的每一个个体成员的权利考虑在内，以便他们的自律和独立得到尊重。”（《黑格尔》弗雷德里克·拜塞尔）
那么，什么能够让个体在共同体中发现他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同一性”，发现他们的更高的自由和自我觉察呢？黑格尔认为，答案是，教化——只有通过教化，个体才能变成“理性的存在者”，才能意识到“我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我”。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大致感觉到为什么以罗素为代表的英语世界的哲学家们（即，把“自由主义”奉为主流思想的哲学家们）会讨厌黑格尔政治哲学，指责黑格尔捍卫普鲁士政府，指责他为权威主义甚至集权主义辩护。但是，事实是，黑格尔既强调通过对个体的教化来增强“客观自由权利”意识，也强调对个体“主观自由权利”的保障，其政治哲学（包含“市民社会”和“有机国家”等理念）在尽力平衡与调和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主观自由、客观自由、绝对自由”与“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的思想内核相自洽相平行，并且呈现出“统一、差异、差异中统一”的辩证法。无论如何，黑格尔提出了一种让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达到和谐一致的政治理想，虽然在这一理想得到实现之前，人类还需要经历许多矛盾、斗争和觉醒。
最后，在调和德国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的时候，黑格尔承认艺术具有高于知性的认知地位，他也认为艺术家“作为人类自我意识的工具，是这个有机整体中全部力量的一种最高形式的组织和发展”——“这意味着艺术家的活动纯然是自然和历史中起作用的全部有机力量的最高表现和发展之一，因此，艺术家所创造之物是自然或历史通过他而创造的”。
“黑格尔是一个在艺术史上具有开创性的人物，而事实上，他亦被视为现代艺术史之父。有一点极为引人注目，他在文学批评家和艺术史家当中影响巨大，然而直到最近，研究黑格尔的学者仍未予《美学》以足够的关注。
黑格尔的第一个传记作者，卡尔·罗森克朗兹（Karl Rosenkranz）证实了黑格尔满怀激情地投入到诸种艺术之中。他声称，说黑格尔深奥的思想削弱了他的审美敏感性，是一个神话（myth）。他认为，在所有伟大的体系哲学家当中，黑格尔是唯一一位深入全部艺术领域的。我们知道，他是多么热爱音乐、戏剧、诗歌、绘画和雕塑。每当他在旅行中到达一个新城市，他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去参观博物馆、欣赏歌剧、听音乐会和观看戏剧。他爱慕一些歌手和女演员，并煞费苦心地去与他们结识。黑格尔的很多同时代人，都被他的审美敏感性、阐释的力量和批判性的鉴别力所深深打动。
《美学》不仅仅为黑格尔对艺术的热爱提供了充足的证据，单是这部著作的部头似乎就足以使它成为黑格尔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在黑格尔著作的绝大部分版本中，它占据了三卷，比体系的任何其他部分——甚至包括《逻辑学》在内——都要多。《美学》甚至比作为体系之整体阐述的《哲学全书》部头还要大。在编辑著作集（Werkausgabe）之时，它扩展到超过1500页，比《哲学全书》还长200页。我们可以把这部著作的长度归咎于黑格尔著作编者的变幻无常；但是，除了它的部头，著作的内容也毫无疑问地表明了黑格尔对艺术的非凡热爱和关于它的渊博知识。这部著作有着惊人的广度和深度。前半部分是对艺术史的一个考察，它涵盖了有史以来的每一种文化；后半部分是对各门具体艺术的深入讨论，详细解释了诗歌、绘画、戏剧、雕塑和音乐。毫无疑问，《美学》是该领域中一本最伟大的著作，至少可以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和席勒的《美育书简》平起平坐。”（《黑格尔》弗雷德里克·拜塞尔）
虽然黑格尔非常热爱艺术，也很认可艺术和艺术家的崇高地位，但是，黑格尔认为早期浪漫派把艺术置于哲学之上却是误入歧途——尽管黑格尔早年曾经和他们一路同行，曾经拥有许多共同的理想和哲学理念，曾经一起批判德国启蒙运动，但后来黑格尔与早期浪漫派分道扬镳，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黑格尔的这句名言有很多深意，其中两个深意与目前的话题有关。
首先，黑格尔和早期浪漫主义者们都成长并成熟于德国启蒙运动的黄昏——黑格尔哲学的灵感大多来自于这个黄昏。1790年，一位杰出的哲人和时代精神的敏锐观察者，莱茵霍尔德写道：“我们时代最显著和最独特的特征是：迄今为止所有熟悉的体系、理论和思维方式发生了动荡，动荡的广度和深度在人类精神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曾经支配德国思想界将近100年的启蒙运动已经陷入了危机。
“德国启蒙运动的危机对黑格尔的影响比任何人都深。因为将黑格尔和浪漫的一代其他思想家如此深刻地区分开来的，是他始于耶拿中期（1803-1806）的、对抗同时代其他批评者以保护德国启蒙运动遗产的尝试。黑格尔对启蒙运动也是极力批判的，在其《精神现象学》的一个著名章节中对它进行了几乎是轻蔑的处理。然而，有一些启蒙运动的遗产是他决不会抛弃的，它们越是陷入危险，他对它们的激赏就越是增长。其中首要的，是启蒙运动对理性权威的信仰。在经历过18世纪90年代对德国启蒙运动的所有批判之后，黑格尔的成熟哲学首先和主要是一种营救和修复理性权威的尝试。其目标是既容纳又超越这些批判，既保存它们的正当要求，又取消它们的过度自负。”（《黑格尔》弗雷德里克·拜塞尔）
黑格尔哲学，特别是其中的“理性的辩证法”，就是这种“营救和修复理性权威的尝试”——我们不得不说，黑格尔的尝试相当成功，虽然他也有他自己的过度自负和时代局限性。
黑格尔早期从谢林哲学中受惠良多，而当谢林转向神秘主义，并把艺术置于哲学之上，黑格尔则选择了转向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而不是神秘主义。因为，黑格尔意识到，“形而上学”才能够做出清晰的显示和表达，“使得一个民族晦暗不明的和潜意识的理想变得昭然若揭”——这个理想，就是“弥合分裂，获得统一性”。黑格尔知道，自己需要以“形而上学”为基础，构建一个体系；“这样一个体系，将通过把各种旧的生活形式保留为整体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使每一种旧的生活形式各得其所；但是它也通过揭示它们的内在矛盾来摧毁它们对普遍性的虚假诉求。黑格尔已经三言两语地勾勒出了——即使只是简要勾勒——他后来的辩证法理念：通过对诸生活形式的内在批判来揭示它们之间的矛盾，以尝试着陈述整体的理念，但是它们仅仅作为整体之一部分而有效。”（《黑格尔》弗雷德里克·拜塞尔）
经过长期的阅读、思考、整理和完善，在汲取亚里士多德、康德、斯宾诺莎、费希特、谢林等人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凭借伟大的历史感、洞察力、“时空构造力”，黑格尔终于完成了一个全新哲学体系的构建，这也印证了他的一段名言：“那在时间上最晚出的哲学系统，乃是前此一切系统的总结，……将必是最丰富、最渊博、最具体的哲学系统。”——“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因为，在白天它要观察其他鸟儿的飞行轨迹，倾听其他鸟儿的歌声。
黑格尔认为，当“绝对精神”即将实现其最高形式的组织和发展，即将完成其对自身最充分的认识、显示和表达，“绝对精神”要走过一个“金字塔”，逐级而上——最底层是艺术，其上是宗教，最高则是哲学（当然，此处特指黑格尔哲学）。
“在黑格尔看来，浪漫派误入歧途之处在于把艺术置于哲学之上。他认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将哲学局限于知性的抽象概念之上。因而，他们没有对理性的辩证形式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出于两个理由，黑格尔认为辩证法是一种比艺术更为恰当的、具体普遍性的形式。首先，它可以明确和有意识地把握艺术只能含蓄和下意识地把握到的东西。其次，纵然艺术的直观可以看到整体的统一性，但是辩证法还能把握有差异的同一，即它能看到整体的各个部分以及各部分是如何依赖于整体的。”（《黑格尔》弗雷德里克·拜塞尔）
黑格尔哲学所特有的调和与乐观主义，完美符合1818至1840年普鲁士改革的时代精神——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试图弥合方方面面的分歧，获得国家社会生活与新时代的统一性。于是，黑格尔逐渐成为普鲁士的“国家哲学家”，并于1829年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校长。但是，1840年，腓特烈·威廉四世即位之后，保守派掌权并开始开倒车，激进派对温和渐进改革丧失信心，中间派则遭到左右两派的猛烈攻击；黑格尔哲学遭遇到同样的命运，右翼保守派认为黑格尔哲学离经叛道，背弃了传统；左翼激进派则认为黑格尔哲学过于温和，盲目乐观，维护了旧制度的权威，阻碍了激进改革和暴力革命。于是，黑格尔学派也分化为左、中、右三翼，各自从黑格尔哲学大厦中拆取适合自己的“建筑材料”；其中，左翼又被称为“青年黑格尔派”，青年时代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都曾经属于“青年黑格尔派”。
叔本华（1788—1860）一生都在批判黑格尔哲学，他的学生尼采（1844—1900）也长期致力于否定黑格尔的思想。不过，在《黑格尔》中，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写道：
“尼采，非常迟钝而且到很晚才摆脱了从叔本华那里继承来的对黑格尔哀怨的诽谤和蔑视，他曾说，‘我们德国人都是黑格尔信徒，尽管没一个人提黑格尔’。
黑格尔哲学之所以独一无二，首先在于，不再有超过它的，更高的精神之自我意识的立足点。因此，与之相比，将来绝不可能再有某个立足点，还可能比黑格尔的体系的位次更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黑格尔哲学就其本身而言，肯定事先就已经在立足点上涵盖了所有先前的哲学。”（《黑格尔》马丁·海德格尔）
至此，本文大致介绍了给浪漫主义运动带来巨大影响的六位伟大人物：席勒、赫尔德、歌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并已远远超出了原计划的写作篇幅，特别是在黑格尔身上着墨较多，但是，为了深入理解浪漫主义的思想根源，为了更好地了解六位杰出的德国天才，特别是黑格尔这位“古典哲学的最后的集大成者”，“现代艺术史之父”，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还是非常值得的。
“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然后，它就要飞入深深深的黑夜；在那里，理性将陷入沉睡，而浪漫主义的夜莺将唱出曼妙绝伦的夜曲——这也将是下一篇的内容。